刘世凯：胡风的恐惧

原本对胡风的了解，更多的是囿于狭隘的文学史范围，很难从感性上去体味胡风在政治高压下的反抗与挣扎。建国后的若干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使无数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屈服，甚至成为了昏暗政治的“帮凶”———郭沫若选择了“革命清客”的道路，周扬选择了与政治的结合，舒芜成为了“告密”的良知缺席者、冯友兰则成为了江青的忠实“粉丝”……然而，胡风却选择了“以卵击石”的道路。他是一个另类，是高压政治下颇有亮色的异端。鲁迅先生曾说过，胡风为人“鲠直”，然而，正是这种鲠直，带给胡风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血泪———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精神上严重的错乱，肉体上致命的创伤。

晓风女士的《我的父亲胡风》一书曾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父亲的最后几天，他的思想再次陷入了混乱与恐慌，有时，恐惧心理会支配着他，十分不安。一次母亲去看他，他一把抓着母亲的手，急切地对她说：‘又有人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残酷的政治运动，给这位老人带来的心灵阴影，一生都无法摆脱。

胡风的厄运，是从他亲手上呈所写的“三十万言书”之后真正开始的。1954年3月到7月，胡风在友人的支持下，写出了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且满怀信心地交给了中央。在这份“进言书”中，胡风提出了著名的“五把刀子”的说法，现在读来，都让人肃然起敬。它从文艺发展的规律角度，对延安《讲话》发表后文艺路线的错乱进行了理性的指责：“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而所谓‘重要题材’，有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

这“五把刀子”，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艺界“泛革命化”的可怕误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份带有浓厚“主观战斗精神”的没有丝毫奴性的文章，足以体现了胡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罕见的担当与责任。然而，胡风还是太“天真”了，天真到误以为自己的话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误把现实想得过于天真。他太相信组织，太相信历史，太相信一切他不该相信的事情。终于，灾难还是不期而至。1955年5月17号，胡风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名被捕，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从此，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而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之久。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由于胡风事件，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遭受摧残。多少人，只因为胡风鸣不平，或因在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就遭受牢狱之灾。没有申述的可能，他们只能在不明不白中含冤而死。

还有一个细节，也让我感慨万千。我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积怨已久，当年胡风不幸入狱，周扬“功不可没”。然而，根据晓风女士的记录，60年代，周扬锒铛入狱。公安部当即找胡风谈话，要其“揭发”周扬，从而“立功受赏”。然而，胡风是这样答复的：“我是判了刑的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这种拒绝，让人感喟——牢狱之灾，给胡风带来了身体上的创伤，然而却没有使他的良知与道义“泯灭”。鲁迅先生要是听到这句话，该是如何的欣慰呀！——他所欣赏的人，终究还是坚持了他所开创的五四风骨，在权力面前，没有做一个奴隶。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在受难者们中间/我们的心正在滴血/滴在荆棘上/滴在尘沙里/当我的血快滴干了/我吸进了你的体温/我吸进了你的呼吸/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勇气。”这是胡风在狱中给老伴梅志的情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抄于此，作为并不轻松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