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龙嘉：田纪云1988年谈通胀
中国改革的初期，中共中央采取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边实践边总结，通俗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决定》并没有对这一目标做出清晰的界定，也没有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缺乏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此后的当代中国改革，重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范围已由局部扩展到全局，程度已由浅层走向深入，从总体上说是由第一步进入到第二步。
由于当代中国改革的预设目标和基本路径不清晰，又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缺乏知识和经验，所以中国经济从整体上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已被突破、新的商品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况。正因如此，经济的运行呈现为起起伏伏、颇不稳定。这其中，物价快速上涨、通货膨胀成为一个考验党和政府决策层的重要问题。
1984年至198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在加速发展过程中，物价上涨过大，通货膨胀加剧，1985年发生一次通货膨胀，1987至1988年又发生一次通货膨胀。这一问题，实际上在严重地威胁着改革与发展。
当时经济学界不少人怀着深深的忧虑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建议。但也有人提出温和通货膨胀无害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决策层有一定的影响。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则是一位清醒者。他在1988年1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就经济形势发表了讲话。讲话中，在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数字说明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改革向广度、深度进军之后，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中隐藏着“某些不稳定的、甚至很不稳定的因素”；预见到“今年的前景并不太光明”；指明“当前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物价问题”；田纪云分析了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提出了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告诫“从现在我们的家底来看，任何大的动荡都是经受不起的”。
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形势很好，矛盾尖锐”。“形势很好”表现为：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改革正向广度、深度进军。总之，1987年的经济工作，是大步前进的一年、成就最为显著的一年
田纪云在讲话中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形势很好，矛盾尖锐。”
他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讲“形势很好”。
田纪云指出，国民经济确实是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粮食实际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统计数字是8069亿斤。田纪云认为这个数字是低估的。他从四个方面说明了粮食生产的情况是好的。“（一）几个主产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来都说我那个数字是打了折扣的，有打10亿斤的，有打20亿斤的，也有打8亿斤的不等，把这几个主产地区的折扣加起来，实际产量就超过8100亿斤。（二）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小猪价格上涨，而且涨的幅度比较大。小猪价格，一向是我们判断粮食情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是小猪价格落市了，甚至挑到集市上卖不出去了，粮食情况就不好了，别看当时猪肉多了、卖不出去了，实际上是要出问题了。凡是小猪价格上去了，粮食情况就好了。这是我们多年农村工作的体验。（三）现在粮食价格，总的来讲是稳中有降，特别是玉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是下降的。（四）去年的收购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现在基本完成了任务，达98%，这比往年快。”田纪云又说明了棉花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情况，“棉花比1986年多收购1000万担”；经济作物，除了糖以外，普遍有较大幅度的增产，特别是油料。田纪云指出，农业的好形势，反映在农业总产值上（不包括二、三产业），比上年增长4.1%，而非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6%；反映在农村人均收入上，比上年增加20多元，接近30元，达到450元以上。
在工业方面，发展速度快，结构趋向合理，效益有所提高，利润比上年增长10%，上缴利润比上年增长2%，国营企业的工商税增长4%。
在外贸方面，形势是几年来最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人民币3000亿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27%，其中，出口比上年增长23.4%，进口比上年下降2.8%，而且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初级产品和农产品的比重在下降，再加工品和附加产值在增加，总之，成为中国外贸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
在市场方面，人民币储蓄和市场零售总额双双大幅度增长，前者达到3000多亿元人民币，后者比上年增长17.6%，达到5820亿元人民币。
在财政方面，比预料的好。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计划以内。货币发行比计划少14亿元人民币。
田纪云又指出，改革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这表现为：“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种改革措施，正在深入展开，并且普遍地推广了劳动报酬同效益挂钩这样的分配原则，计件工资制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分配形式。当然对这样的一种分配形式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现在看来它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够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至于将来是不是还有比它更好的形式，还可以在实践中来探索。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住房商品化的试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试点的范围也在逐步地扩大。在外贸体制没有全面改革之前，我们实行的层层包干的办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去年外贸取得的成绩跟层层包干是分不开的。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的改革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不少地方建立了资金调节市场；专业银行之间进行业务交叉经营、资金互相拆借；有的地方搞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田纪云告诫说：“金融体制怎么改？第一，必须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必须考虑怎么样才能不失控、不脱缰。”
田纪云总的观点是：1987年，是经济工作大步前进的一年，是成就最为卓著的一年。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隐藏的问题和某些很不稳定的因素。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物价上涨。推动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改革措施带来利益大调整，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双扩大，最终形成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造成物价迅速攀升。今年，拉动物价上升的因素很多很大很硬，而抑制物价上升的措施很少很不具体很软，前景并不太光明。物价上涨，是加快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田纪云在说明“形势很好”之后指出：“在大好形势之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隐藏着的问题，必须看到某些不稳定的、甚至很不稳定的因素。有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未必不会出点乱子，也不敢保证不出乱子。小乱子难免，大乱子就影响政局。因此，对这些问题不可低估，不可麻痹，不可掉以轻心。”
他接着观点鲜明地说：“我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物价问题。我们国家物价已经连续三年上涨了6%以上，1985年是8.8%，对此，部分地进行了补偿，各地不一样，但是都有一点；1986年是6%，没有补偿；1987年预计为7.2%；根据现在的预计，1988年将在10%以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10%也打不住。如果没有有力的对策和措施，就这么一个、两个的措施出台，我认为政治上未必能够稳定住，这些措施也未必能够顺利实施。”
田纪云强调要正视“物价涨势猛而又控制不住”这个问题。他说：“1985年以后，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没有采取大的动作，但为什么物价的涨势这么猛而又控制不住？过去物价上涨，下一道命令就可以稳下，紫阳同志过去也多次讲，‘物价上涨怕什么，下个命令不就一下子稳住了吗？’我们在1985年是曾有过这么个经验。但是现在不行了，去年我们下命令下得最多，你说没作用吧，也有一点，但是作用不大。1985年那时，我们还没有活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第一，供求矛盾还没有紧张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第二，改革还没有深入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你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苏联走得深，戈尔巴乔夫一被搞下台，说回去就回去，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我主张对物价问题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过去一道命令说卡就卡住了，现在就卡不住？”
田纪云分析了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他认为，“近两年物价的上涨，是我们放权、搞活、承包等等措施的必然趋势、必经过程。改也好，放也好，活也好，包也好，给政策不给钱也好，最后归结到一点都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问题，都归结到扩大部门、企业、个人的收益。原来由国家控制的、统收统支的那一部分，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实际上来了一个利益大调整。这个利益的调整必然反映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是扩大消费基金，而投资规模中相当大的比重也要转为消费基金，这就造成需求的膨胀，而这种需求的膨胀必然反映到物价上来。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年消费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分配超过总供给”。“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矛盾越来越大”。
田纪云又具体分析了拉动物价上涨的七大因素，即广东进一步搞活，三角洲进一步搞活，上海进一步搞活，外贸改革，消费税出台，企业承包，集市贸易价格上浮。
他周详地分析了企业承包对物价上涨的拉动。他说：“对承包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在目前也只有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但是也必须看到承包对消费的推动，对价格的推动。如果不信，请大家看一下马洪同志报来的一个材料，就是北京市皮革厂厂长谈他这个厂的承包的过程：四次讨价还价，多少次由浮动变为固定，固定以后又没有了积极性，又再浮动，浮动后又固定，现在已经平均固定了四级半，高的固定了九级，下一步还是无路可走，又没有积极性啦。每一次讨价还价，国家都要让一块，当然他自己的积极性也要挖一块，而这块，企业和职工是倒三七，分配的部分是七。开始是浮动分配，第二年是固定分配，第三年就再加浮动，第四年就再固定。这个厂长现身说法，讲得非常具体，我认为有代表性。我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要让历史来检验。我认为承包责任制这个形式确实是积极的、立竿见影的，但是决不能把它说得天衣无缝，决不能说这个办法万岁，那样的话我们改革就不要搞了，已经完成了嘛，还完善什么？内部机制不完善，没有制约，对消费和物价有很大的推动。推动物价是为了增加消费、扩大经营，最终还是为了扩大消费。如果这个厂长在一两年之内不给职工以看得见的实惠，这个厂长就根本当不下去、根本坐不稳。我们去当厂长，同样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承包对物价的推动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怎么说，我对承包持保留态度。我认为，实践将证明，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及早地加以考虑，最终是要吃亏的。”
田纪云还对“收入的增长高于物价的增长，群众生活还是提高了”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我们可以说群众生活还是提高的，甚至说收入的增长高于物价的增长。但是，今年恐怕这个话说不出来了。就说是收入增长高于物价增长，那么这个收入水平也是高低不平衡的，有的很高，在喜马拉雅山上，有的很低，在约旦的死海里。收入降低了的、收入没增加的、生活水平没提高的，这些加起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昨天讲是46%。这些人的忿懑，加上其他人的忿懑，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气候，而且不是一个小气候，可能是一个大气候，这个气候也可能被人利用。”
田纪云一再对物价上涨的恶果发出警告。“如果物价波动太大、涨热过猛，其结果必然是为改革设置障碍，甚至使改革难以进行。”“从现在我们的家底来看，我认为任何大的动荡都是经受不起的。前一段已经做了一点实验了，抢什么，什么光，抢什么，什么解决不了，被单也好，棉织品也好，衬衫衬裤也好，油也好，抢什么，什么经受不起。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家当。我们只要把银行储蓄的1/3即1000亿拿来向我们进行冲击，就足以造成大的动荡。”“如果物价上涨到两位数，我们能不能叫稳定经济？我们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开会？对此我有怀疑。”
田纪云始终认为，“物价的上涨，是改革、搞活、扩权的产物，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他说：“如果设想，又要改革搞活，又要物价死水一潭、稳如泰山，我看谁也办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如何做到又要改革搞活，又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又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难点。这对我们来说，恐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物价上涨，既然是改革、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用改革、前进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从完善经济机制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要从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坚决、有效地使农业生产出现一个新的生机，制定和实施改革措施的同时考虑物价，管理、限制生产资料价格，完善增收节支机制，对人民生活采取以“活”对“活”的办法，统筹内外销七个方面加以解决
田纪云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在加速经济发展中，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我们用改革、前进的方法解决问题。
他从完善经济机制方面提出了解决物价上涨的七条措施。
第一，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他指出，“我们的速度不要搞得那么高，我认为7%、8%、9%就是很高的速度了，如果我们连续若干年保持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过若干年回头一看，保险吃大亏”。
他说，“速度过高，就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膨胀，就意味着必须多建厂、多投资、或者多进口，多进口就要多搞外汇，多搞外汇就要收购国内的东西去卖。苏联很愿意卖给我们飞机，我想了一下，用我们的大豆换他一架飞机，不知道要用多少列火车装大豆，要用多少冻猪肉。反正我们2000年要达到的目标，如果说提前个三、五年完成，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下个世纪50年代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要在2000年达到，是办不到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只能干一段，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只能跑一段，这一段我们争取跑快一点，为下一段多做点贡献也就可以了。想由我们自己跑完全程，这办不到。毛主席想跑完，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他不是栽了大跟斗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后出问题，还会出在这上面。我们一搞一件事情，就想立竿见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可能我这个看法不对，但是我要讲这个观点。这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对。现在上面只要一说快，下面就要快马加鞭、层层加码。我们批评耀邦同志的错误里面有这么一条，我们在实践中可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第二，下最大决心，采取最坚决、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出现一个新的生机。他不无焦虑地指出，“这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主张专题讨论”。
他要求国务院在1988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因为“农村问题很多，大家对下一步的目标、方向不明确，对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意见纷纷”，国务院“总得有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大家才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不无遗憾地说：“两年没开会了，也没有中央一号文件了，大家不知道农业第二步改革该改些什么。”
他同时要求，“在农业问题上舍得花点本钱，至少不要再挖农业”；“将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必须把农业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不能再是工业计委、项目计委了。”
他建议大城市的主要副食品供应一定要自己搞点规模化经营。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大的城市自己一点自给的手段都没有，一点调节供求关系的手段都没有，嘴巴完全挂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完全受自然气候的摆布，城市供应永远稳定不了。”
第三，制定一切改革措施，必须考虑物价。他说：“负责制定改革措施的同志和负责实施改革措施的同志都必须同时负责物价问题、市场问题、人民生活问题。不能只管拉屎不管擦屁股，拉屎和擦屁股要一致。”
第四，下决心、冲破一切阻力，管理生产资料价格，限制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他说，“这要触动一部分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但这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第五，完善增收节支机制。
他指出：“增收节支只是讲一句空话不行，那样，既增不了，也节不了。”他建议财政部，“采取一点具体措施，不然，大家像割肉一样，今天割你一块，明天割你一块，你都认了，最后你认不了了，一下子暴露出一个大矛盾，还得把这个矛盾交给总理。”他又指出：“我们刚给各省动了手术，给他补了一点，过不了一年他又要求动手术，下一次再动手术那可就不好办了。据我了解，现在省里面很困难，想再从省里打主意来补中央的窟窿，至少两年之内是根本不可能的。广东那么肥，割一、二亿都割不动，何况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省。中部、西部那些省有什么油水？我们现有1000多个县是赤字县，相当一部分县的工资要分三次发，这要在中央机关，早就闹起来了。”
他同时建议：税收要采取硬措施，杜绝偷漏税；要硬化资金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财政方面要出台引导消费的措施，抑制高消费。
第六，对人民生活要以“活”对“活”。他针对“用调整工资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生活以适应物价上涨问题很困难，这一步走不出去”的困境，建议“采取一些搞活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七，统筹内外销。他说：“我主张今年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主要副产品、纺织品严格按计划出口，不准超计划，是不是要减一点，都值得考虑。现在国内市场太紧张了。至于进料加工，不限制，多多益善，国内原料出口要服从国内市场的需要。”
后来的实践结果如何呢？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18.5%。1989年春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历史可供借鉴。但愿今人能从这篇讲话和这段历史中汲取一点营养，不要出现后人哀之而复哀之的现象。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