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启示录之一：体制腐化（一）

苏共所以失败，苏联所以瓦解，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个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日益专权和保守，日益贪婪和腐化，在特权阶层控制下，苏联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因此，研究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生过什么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意义。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样一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特权阶层制度则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特权阶层制度不仅仅限于生活待遇的特权。同这个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高级干部保卫制以及干部问题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时斯大林模式反过来又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维护者。到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物质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领导层拥有特权的基本制度未变。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干部轮换制，领导层的特权待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新的扩大。特权阶层制度中的干部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新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显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关系，一下子变成千万、亿万富翁，成为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开始于斯大林时期。它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由于官职等级名录包括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这些职务的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注：参见[俄]А．Н．波汉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244～245页。）。

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这个高级阶层实行了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注：见《苏联的工资制度》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6期。）。

后来这个特定工资额又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作了多次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注：参见《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这样，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和经济管理的最高层，享有巨大权力和优厚待遇。这不仅仅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的某种照顾。按这个钱袋制度的规模和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是有其深远用意的。斯大林所以创立这样一种制度，战后又实行特定工资制，实际是力图用一种“恩威并济”的办法使苏联高层领导干部团聚在自己周围，尽心竭力完成当时制定的高速度赶超任务，并忠诚地服从自己的指挥。他一方面给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没有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斯大林用各种手段，把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使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私有化”财产；另一方面，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革命者的信念，也起了相当作用（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570页。）。

但是，由于官僚特权制度本身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还在斯大林健在时期，就已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列举了若干这类事例。例如，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等等。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特别到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摆脱了恐怖控制和得到稳定发展之后，就更加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终于把苏共和苏联拖上了亡党亡国的道路。斯大林创立特权阶层这种制度，虽然一时达到了某种目的，但长远的严重后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看到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若干弊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并在以后几年中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作了若干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改变了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改部门领导为地区领导。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有：1.改组保安机构，限制其权力，改变保安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2.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3.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复发；4.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法制，恢复检察机关职权；5.减少高薪，缩减国家机构等等。

在减少高薪方面，苏方曾于1957年2月由一位外交部司长向我驻苏使馆通报说：苏联将从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干工资。规定政府部长每月工资最高为8000卢布（旧卢布，下同），副部长7000卢布，部务委员4700卢布，司长4500卢布，副司长3000～4000卢布。党中央各部领导人工资也减低，但比政府部门要高。例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按苏联规定，其工资相当于司长）康斯坦丁诺夫原为15000卢布，现降为5000卢布。据对方告，苏联政府各部工资分两类：外交、国际、内务、财政为第一类，文化、各工业部门为第二类。第二类部工资略低些，如部长降薪后为7000卢布，司长为3500卢布。按通报所说，这次降工资幅度是相当大的。按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降薪前为15000卢布的比例来推算，政府部长现降为8000卢布，未降前可能有两万多卢布。而当时工人最低工资只有300～350卢布，相差是太大了。

赫鲁晓夫时期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进步意义。他看到斯大林留下来的特权阶层制度的某些弊端，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为此而发的。他的若干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也触动了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如减高薪，取消某些官员的特权待遇，如取消保安部门的特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党政不分、集权于党、集权于领导个人而又缺乏民主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根基上生长发展起来的。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权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废。例如，赫鲁晓夫可以在新党纲报告中提出干部选举原则，但实际上未能实行，仍是实行传统的委任制；他没有解决好集体领导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个人过分集权问题；甚至在他领导后期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开始出现。随着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的发展，个人专权的势头愈来愈严重，瞎指挥、个人专断愈来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领导干部轮换制，并不为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所欢迎，这位不成功的改革家终于在类似宫廷式政变中被赶下台。

总起来看，赫鲁晓夫只是看到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的表面现象，对这个体制，赫鲁晓夫也动了一下手术，但整个斯大林体制仍然保留了下来，官僚特权阶层的人员有不少变动，这个阶层经历了动荡，但特权阶层制度还是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这个领导人毕竟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批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支持罢黜赫鲁晓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是“老好人”一类的领导者，他的下属比较可以为所欲为。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吸取了赫鲁晓夫改革不成功的教训，采取了完全依靠特权阶层的方针。他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轮换制度，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权，而且还搞了一些新的特权待遇。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这时名列官职名录的高级干部已从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也从赫鲁晓夫的领导干部轮换制中解脱出来，这批统治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的大部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镇压”之后开始其事业的，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同，他们已从多方面的道德禁令中解放出来，他们已不再具有社会公正信念。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

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第571页。）。

列入官职等级名录的新一代，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尝到了“消费社会”的甜头。这个新一代，口头上虽也挂着马列主义词句，但只不过是言不由衷的套话和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