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江青和陈伯达的争斗

两个秘书面和心不和

早在1939年的延安，陈伯达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伯达仍然是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于1956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分工主管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意识到：这篇文章非同凡响，肯定大有来头。了解后知道，幕后策划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泽东。如此重头文章，没有交给他写。而且，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很长时间，自己竟然一无所知，陈伯达感到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

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在那个时候，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恰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等来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毛泽东下决心推倒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织“中央文革”。

原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彭真担任组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彭真对这篇文章有消极抵制态度。毛泽东认定：这个文化革命小组已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因此，下决心撤销这个“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一个。

新小组的人选，曾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等。

正副组长各拉帮派

1966年下发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并由陈伯达“组阁”，“中央文革”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别看“中央文革”只被称为小组，它可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权力机关，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同时决定，江青担任副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把自己手下的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拉进“中央文革”。江青也马上提议：张春桥进“中央文革”，当副组长。

陈伯达不表态，江青就去找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张春桥顺利进入“中央文革”，当上副组长。江青又得寸进尺，把姚文元拉进来。

陈、江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

陈伯达心中有气，但没有办法。江青惹不起，康生斗不过，组员唤不灵，他只好忍耐。于是，他向江青退让一步，干脆不管“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而让江青管事。

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实际上，这个讲话的基调是“左”的，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是高的。问题在于：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说了几句江青、康生等人不爱听的话：一句是提到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句是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运用适当是可以的、必要的；还有一句是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而江青、康生等人则认为，现在正是要“大闹天宫”要“革命”的时候，你陈伯达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意唱反调。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毛泽东救了陈伯达的“驾”，发话说：抓革命、促生产，是我让加进讲话稿中去的；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没有错；说要团结大多数也是对的，是我的主张……事情暂时平息了。但是，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结下的“疙瘩”由此更大了。

陈伯达投靠林彪

陈伯达在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但他清楚，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

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手下的人。林、江两个集团的阵势已经显露出来，陈伯达哪一头也靠不上。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任务，毛泽东逐渐让张春桥、姚文元担当。原来由陈伯达分管的部门，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过去。特别是江青借口让姚文元参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陈伯达主管的宣传理论部门的部分领导权拿了过去，陈伯达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急于寻找靠山，他的目光投向了林彪。

九大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林彪要寻找更多的支持者。他手下的干将均为武将，缺少笔杆子。于是，林彪把目标放在陈伯达身上。两个人一拍即合。

庐山会议上的较量

1970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战备问题。林彪关注的是设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此次到庐山来开会，主要是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出力。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发表长篇讲话，核心是讲天才论的问题……

江青等人坐不住了。他们一起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告状。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的活动早有察觉，现在江青、张春桥他们又来告状……

毛泽东很清楚，林彪是要抢班夺权，陈伯达是为林彪打前阵的。在当时，毛泽东还不能立刻把林彪揭出来，他要分化林、陈，先批陈，这样可以保证政局稳定。于是，动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了全体与会者，会议风向骤转，开始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知道，能够救自己的，只有毛泽东，便向毛泽东求见。毛泽东听了陈伯达的检查，并不满意。他让陈伯达去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和他们“团结起来”。陈伯达去了江青的住处。江青冷语相对，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的住处，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一起，你一言，他一语，轮番批着陈伯达

江青成了“批陈先锋”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立即掀起了批陈之风。林彪及其手下亲信也受到大家的怀疑和批判。林彪看事情不妙，赶紧让叶群向他手下亲信们打招呼，让把一切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发言时，异口同声说自己思想理论水平低，上了陈伯达的当，推得一干二净。

江青集团抓住此事，穷追猛打。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林彪，就揪住陈伯达不放，要置他于死地。

江青先后搞出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把陈伯达定性为反党分子，一个是《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在原定“反党分子”基础上，加上“叛徒”、“特务”。

此后，在全国展开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江青到处作报告，成了批陈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