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发布时间：2012-04-13 22:35
浏览：191次
北大历史系的“牛棚”，起于1966年7月底，中间因“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度势衰，监管学生散去，“松绑”5个月不计，前后实施监管劳动共30个月。其中约有6个月，我 和邓广铭先生被分监两处，其余时间都在一起。
在此之前，我们同处一室已近一个月了。日子怎么过的呢？手头除一部《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报可看，不允许我们昼寝，我们又不愿枯坐，剩下来，只有手里拿着“毛选”，相对聊天了。这一年，邓先生62岁，我35岁，他治史阅世的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多。他对人、对事常有自己的看法，记忆力又极好，天南地北，不管说到什么话题，就像现在上网搜索一样，能链接出许许多多相关的人和事来，我听起来，倒也是苦中作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同邓先生相与一室，不仅心境舒缓下来，还能增长见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提到施蛰存，我问邓先生，三十年代为什么同施有一场笔墨官司，弄得鲁迅杀出来助阵。邓先生说，那是他当学生的时候，见施蛰存对一段引文，解释有错误，就撰文纠正他，施蛰存硬不认帐；邓先生说，他与鲁迅并不相识，是鲁迅自己杀出来指责施蛰存。鲁迅说，那个青年人给你指出来的，全是硬伤，用语很挖苦，把施蛰存说得体无完肤。我们还谈到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三十年代，济南城的一个中学里，学生排演了林语堂的这部话剧，剧本一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至圣先师孔夫子描绘成一个登徒子式的好色之徒。对这种大胆地描写，反对旧礼教的青年观众，觉得新鲜，反响热烈。可是，山东的“圣裔”很多，争论最后变成了一场官司，层层上告，一直打到南京，弄得“圣裔”之中最显赫的人物孔祥熙，也站出来说话。邓先生说，他当时正在济南，他说出好多好多细节，听得我兴味无穷。这些事情，我此前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看到过，多少记得一些。同邓先生谈起这类话题来，还能应对几句，邓先生也有谈兴。这样的聊天，只有38楼两人一室的特殊环境，才得能够，无论太平庄，无论三院，统统没有这种可能，而到“文革”结束之后，都要做自己的事了，更没了这种时间和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另成了一番回味。
书归正传。邓先生向“军宣队”的交代，我初听之下，心里一震，听到后面，简直是满头雾水。邓先生说的是实情吗？打从清末中国出现政党以来，掐着指头数，不论斤两只算个头儿，加在一起，不过一、二十个，这“独立党”，可来从没听说过呀！再说，胡适组的党，该是有案可查的呀－－再一想，胡适，他是个“不党”的人物！现成的党他都不参加，居然会去自己组党，还当党魁？《独立评论》，倒是有这么一个杂志，到图书馆就能查到。那是一个周刊，在三十年代，由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黼等人共同出资、轮流主编，是一个同人刊物，抗战兴起，停刊不办了。只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看的一套杂志－－总而言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说的，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可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啊！
邓先生与胡适，确有一层关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北大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傅斯年任代理校长，1946年5月，傅斯年刚刚到校视事，万事待理。这时候邓先生也到了北平，第二天，邓先生去看望老师、同乡傅斯年。邓先生回忆说：“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注4）邓先生也没说二话，就坐在这张桌子前办起事来。邓先生的本职在历史系，校长室是一个兼职不兼薪的差事，连个名分也没有，来办事的人，出于礼貌，称呼他“邓秘书”，他不置可否。校长胡适，9月份到校上任，傅斯年腾出身来要去南京了。行前傅斯年对邓先生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校长，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室的工作不做。”（注5）邓先生唯唯。他跟以前一样，还是师命谨从。说起来，傅斯年是邓先生的老师，胡适还是傅斯年的老师，胡适当然更是邓先生的长辈。邓先生没有二话，在校长办公室的那把椅子上接着坐下来。到五十年代，我听邓先生讲课的时候，口耳相传，他坐过的这把椅子，已经定格为 “胡适秘书”座椅了。而胡适这两个字，解放以后，含义不断丰富，“反动”色彩一天浓似一天；“胡适的秘书”的含义，似乎是胡适的所作所为，至少得知道个七成、八成。因此一有“运动”到来，凡涉及胡适，邓先生就有压力。不过，前几个回合，都被邓先生挨过去了，可胡适的影子，还一直跟在邓先生身后没散。这回“牛棚”里所有的老教授、包括头上有五顶帽子（注6）的周一良先生都放出去了，独独只有两顶帽子（注7）的邓先生一人被扣下，“军宣队”的疑点，还在他与胡适的关系上，这是不言自明的事，除此以外，邓先生身上还有什么瑕玼可疑呢？
邓先生向“军宣队”交代“独立党”的情状，一如上述。当时的在场者，只有我们三个人。何以会有这样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呢？最有解释权的当然是邓先生，他已经作古远行了；军宣队高队长，现在不知他的去向，何况他当时是在完成一项任务，难免会有他的局限，另以文化和经历的背景来说，恐怕重提此事，他也难于作出什么解释。我呢？ 出了“牛棚”以后总想向邓先生当面一问，几次到了口边，又总没有开口。如今写到这里，真是后悔。我相信，邓先生出此一招，必有他的考虑。
我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如上事实，在此也试图作一点解读。了解邓先生为人、性格的前辈、亲人很多，他们或可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对邓先生了解不多的读者朋友，您就当多听一个故事吧！
命运操诸人手，不能全听摆布，这是邓先生的总路线。残酷的“从严”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样的事，以邓先生的性格，他断不会接受，他不是那种引颈就戮的人；戏剧性的“从宽”路，人格受辱，那更不是邓先生所能考虑的。两条道路都走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显出来邓先生的老辣智谋，他将计就计，硬是从两不可为之间，推出一条顺水船儿来：你不是怀疑我与胡适的关系高深莫测吗？好！我就给你一个胡、邓之间的莫测高深－－胡适是党魁，我是天字第一号的党员！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了。至于那个“机关刊物”《独立评论》，从头到尾看上一遍，恐怕足要几个月，到得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说，军宣队高队长一听邓先生说要交代、以及接受交代时的神情反应，足已让邓先生摸到了虚实。邓先生知道“军宣队”手里没有牌，完全是诈。总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这次谈话之后，占得了先机，下文如何，那就足够“专案组”去忙乎一阵子了－－后来的事情，随着时移势易，果然满天的乌云，一阵风吹了个干干净净。两个月之后，1969年10月，邓先生、我随同全校两千教职工，到了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干校劳动。就是在鲤鱼洲，转过年来，1970年8月，还召开了第六次宽严大会，又处理了“叛徒4人、特务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1人，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4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地富2人”等等，一共38人之多（注8），这次会前、会后，都没有人对邓先生问起过“独立党”这桩事。
邓先生爱好京剧，是一个高级戏迷，与马连良、张君秋、杨秋玲都是朋友。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我们恳请再三，他答应一聚，但说不必赶在寿日，等到春暖花开，他愿意同大家一起去植物园赏花！我们高兴从命。到了植物园那天，晨风一吹，我觉得有几分凉意，可邓先生一件单衣，不休息、不要人扶，谈笑风生，兴致很高。植物园里有一家餐厅，厅大客稀。在寿席上，我自告奋勇，为邓先生清唱了一段，我唱得不好，却博得他老人家哈哈一笑；他的女儿邓可蕴也唱了一段，有滋有味儿，他也哈哈一笑。邓先生的105岁冥诞将到，邓先生！您泉下有知，我能再为您唱上一段儿吗？我盼您再有哈哈一笑！
先生，我扮个正净大面，您且听了：
（白）： 迟群呵，娃娃！你中了老夫的拖兵之计也。
（唱）： 迟群小儿忒张狂，
把我邓某当寻常。
任你宽严、严宽两张网，
凭尔捞来由尔装！
休道说生死权力手中掌，
管教你晕头转向、出乖露丑碰南墙！
－－鲤鱼洲头一样闯，
秋水长天也风光！（注9）
注：
（注1）迟群，到北大前任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来北大前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由别人挂名，迟、谢执掌实权。
（注2）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3） 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4）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304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5） 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05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6） 周先生的五顶“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共老手、美帝特务、老保翻天急先锋。
（注7）邓先生的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
（注8）见《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813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9） 唐代文学家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滕王阁在南昌市，距鲤鱼洲约六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