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乌托邦——交心运动

不雕篇一：山雨欲来

采桑子 雨中行

乌云滚滚悲风起。风也人生。

雨也人生，无雨无风枉此生。

霏霏苦雨河山泣，天道无晴。

地道无晴，人道人间处处情。

瓦全章一：精神乌托邦——交心运动

兴奋剂创作亢奋，迷魂汤制造迷惘，但都不会久长。

一，疾风与劲草

1957年秋季，我高中毕业。这一年的毕业生是不幸的，因为招生人数突然减少，仅招收10.7万人，至今记忆犹新。对于那些出身剥削阶级的狗崽子而言，又是幸运的。反右斗争正在进行时，无暇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除了右派分子和严重右派言论者，照收不误，我有幸混进重点大学。

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力学专业。考试刚结束，我受到交通大学的一封征求意见书。意见书告诉我，北大力学专业招生的名额已满，问我是否愿意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就读力学专业。我很高兴回信表示愿意。

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交通大学，无所谓上海交大、西安交大……。1956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西安。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的鸣放中，迁校与反对迁校，引起一场争论。而争论又被政治化，演变成为反击右派分子利用迁校向党进攻的浩大政治运动。交通大学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使得新生报道时间推迟。我是常州第一个得到录取消息，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常州的新生。

在家过国庆，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十月中旬，我到西安报到，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我们观看了一场名为《疾风知劲草》的电影。电影在不到3米的正方形的小屏幕上放映。故事很简单：

电影主人公是个左派女学生。大鸣大放时，右派学生大放厥词，向党进攻。左派很愤怒，但很无奈，因为右派很猖狂。左派决定找党。结局是左派走向办公大楼。大楼一片黑暗，只有一个办公室悬挂一盏电灯，窗户上显示两个相对而坐的领导的干部讨论问题的身影。

快要半个世纪了，左派的愤怒的表情，两个运筹帷幄象征党的领导的身影，我没有忘记。电影明确告知，右派是“疾风”，左派是“劲草”。我看完电影的感觉是沉闷和一丝茫然。因为如何区分“疾风”和“劲草”，是一笔糊涂账。

我是个理科学生，尽管当时还是新生，对于科学公式情有独钟，而且打算终生研究公式。可是对于生活中的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说教，却有一种先天性的排斥。反右以前，华丽的词藻、歌功颂德的文字、空洞无物的语言，风靡全国。大鸣大放开始了，“疾风”式的犀利的语言、文字，令人耳目一新。很多年轻人引起共鸣，原来话可以这样讲。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形势急转直下，我们欣赏的言论全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微弱的向往自由的天性和后天强化的奴性，在我的脑海里轻轻的碰撞，产生一层淡淡的迷雾。我没有见到像电影描述的先知先觉的“劲草”。要知道，大鸣大放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难道“劲草”是毛主席肚里的蛔虫，知道毛主席的伟大“阳谋”。

生活中更多的是，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我也一样，奴性战胜了天性，混进“劲草”的队伍，投入到高年级的决定右派分子命运的“处理右派”的行列中。

二，尴尬的教授

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并入交通大学。水利系有位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的教授。后来水利系调整到别校，教授成为我系的系主任，教我们弹性力学。他家与我家很近，我寒暑假回家，常为教授捎带东西。

一位水利系的同学不知在何种场合大发议论说，教授是他的学习榜样。按现代说法，教授是他崇拜的偶像。崇拜自由，被崇拜无过，更无罪。何况教授从未宣传过自己，更没有利用任何行政手段培植自己的崇拜者。可是此时，反右斗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年轻的学生偏偏要将从美国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学习榜样，不能不算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时不大做文章，更待何时。

首先是学生做检查，准确地讲应该是学生控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毒害年轻学生的罪行。一个带有浓厚西北农村土气的学生，笑嘻嘻地讲述教授这样年轻就能当教授，他很羡慕年轻有为名利双收的教授。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讲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的检查很轻松，因为他不是革命的对象，他是革命的动力。

可是教授的屁股坐不住了，深谙人情世故的作为革命对象的江南才子的教授，一夜难以入眠，痛心疾首地检查自己。同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检查，因为教授确确实实没有犯任何错误呀！讲的内容不外是，革命战争中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反右斗争中那么多的立场坚定的左派，生产建设中那么多的劳动模范，同学们都不学习，偏要学习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不要误人子弟，不要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在不同的场合，我不止一次地倾听那位土得可爱，左得可笑的同学的控诉；也不止一次地欣赏略微带有一丝江南市民气味的充满海外留学生派头的教授的忏悔。

尽管当时我拥护正在进行的一切政治运动，但我感到教授的尴尬，感到某种牵强，在我的脑海深处留下一点困惑。

教授的检查仅仅是另一场运动的开场锣鼓。轰轰烈烈又深入细致，精心组织与策划的交心运动即将开始。

三，宿舍调整风波

新生入学，按报到顺序住在不同的宿舍。我们宿舍住了一群性格开朗的人们爱说，爱笑，爱打，爱闹。斜对面的门对楼梯的宿舍住了一群内向的人。有一次，我在他们宿舍坐了几分钟。这些天性不爱讲话的人们，谁也不做声。我说了一句双关语：“你们的房间太冷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1958年春，一年级下学期，新的团支部委员会诞生，我担任宣传委员。新支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宿舍，这好像是党团组织的例行公事。每个宿舍都是一个战斗小组，一个团小组，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一个业务学习小组。要把政治、业务、生活都管起来。当然宿舍的人员都要重新调整。每个小组都配置班干部，团员、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人数基本相等。这样可以在组织上保证政治运动的正常进行。

根据我的记忆，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文件，没有一个领导的口头指示我们具体怎么做。就拿最简单的宿舍调整工作来说，班级和团支部的干部们竟是那样自觉地将同学们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管起来。做得那么得心应手，好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程序。干部们个个都是火眼金睛，对同学们的细微的思想变化都明察秋毫。有些老师，特别是党员老师，发觉学生中的异常现象，会问干部：“这些情况你们掌握了没有？”好像干部们就应该了解同学们的一举一动似的。

调整宿舍完全是政治需要，消息传出后，各宿舍议论纷纷。有的宿舍谈论得很晚才睡觉，其中包括那个最冷漠的宿舍。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议论，没有抗议，没有抱怨，除了恋恋不舍外，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我当时还说了一句不近人情的话：“又不是生离死别，我们还在同一班级。”政治运动中，即使同一班级也会咫尺天涯。

从当时的思想状态分析，绝对相信党团组织成为一种信念，不可能掀起任何风波。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上，荡漾起一朵小小的浪花。从这朵浪花中我看到了（现在而不是当时）某种潜意识的淡淡的忧虑。同宿舍刚刚熟悉，以后的行为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中，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而这种忧虑是讲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太年轻。

四，何谓交心

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口号影响深远，直到21世纪，仍然有人用“有私心杂念”批评那些看不顺眼的人。好像大多数中国人都很纯粹而毫无杂质的人，有了点私心杂念都要受到指责。更为可笑的是认为那些贪官污吏的堕落仅仅由于个人主义发作而已。

交心目的是搞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当众向群众交代，脱裤子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最为光荣。“心”可以理解为灵魂，交心就是把灵魂交给党。把灵魂深处最丑恶最肮脏的想法，向党和群众交代清楚，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裂，彻底净化自己的灵魂。

当时暴露思想是一种美德，说某人不肯暴露思想或思想复杂，就可能被领导不信任或者在群众中被孤立。提起暴露思想，我总是和宗教中的忏悔联系起来，因为我很容易想到当时流行的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小说《牛虻》。故事开始于一个天真幼稚的爱国青年亚瑟向神父忏悔时泄露了革命党的秘密，导致同志被捕，自己被朋友误解。由此展开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亚瑟出自对主的虔诚无意出卖了同志，我们则由于党的忠诚自觉出卖自己的灵魂。亚瑟讲的是源于内心的实话，我们必须将捕风捉影的想法无限夸大恶毒咒骂。亚瑟仅向神父一人忏悔，我们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中往自己头上泼污水。亚瑟诉说灵魂丑恶，祈求主的宽恕；我们交代错误思想，为了取得党的信任。亚瑟主动走向神坛；我们被层层动员，必须走向讲坛。亚瑟19岁忏悔，我们平均年龄约19岁。也许年龄并不重要，著名高校的德高望重的著名老教授们和我们一样年幼无知似的深恶痛绝地控诉自己罪恶的灵魂。我曾经因事走进专业教研室，只见我尊敬的老师们坐在办公桌周围，面前放的应该是交心材料。表情极其严肃地交谈。我想，他们在交心。

亚瑟的虔诚换来了同志的被捕，我们用赤诚的火热的心换来了灾难。文革中很多整人材料源于交心材料。感谢彭康校长在我们毕业时将历次政治运动的材料，包括交心材料，还给本人。这使得以后的政治中，给整人者减少武器和弹药。

拿到材料，我连翻一下都不愿意，以一种极其厌恶的心情，急不可待地付之一炬。材料烧掉了，政治运动的烈火愈烧愈旺。

五，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运动中，真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政治运动似乎有个标准程序：先党内，再党外，层层动员；先干部，后群众，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沉默的大多数揭竿而起不再沉默；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

一支以身作则，组织能力很强，能团结群众的能战斗的干部队伍是运动成败的关键。干部开会主要也是讨论同学的思想状况。党组织很爱护干部，不仅保护干部，也保护积极分子，攻击积极分子也是不允许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有句名言：“不许说农会坏话”，文革中我曾看到以标语形式贴在墙上。同理，不能说干部、党团员、甚至积极分子的坏话。表现平常的同学有机会参加一次积极分子的会议，会感到很荣幸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学校组织团支书和班长以上干部步行到市中心的省委礼堂听取一个大首长关于“彭德坏反党集团”的内部报告。会议规定不许记笔记，不许将报告内容泄露。就是那么点神秘，与会者受宠若惊。党的信任就是最大的奖赏。

1963年，我在北京工作。每个党团员都有一个本子，定期交给党支部阅读，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周围同事的言行。我无意中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党员的本子，写的都是组内同事的情况，当然是落后或反动言行。可以称为标准的特务手册。过一会那个党员来了，我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同志的口吻责备他：“你的本子怎么随便乱丢！”他拿了本子，大吃一惊，忙说：“谢谢”。

反右运动的鸣放阶段，有人将党团员的这种告密行为斥之为特务。实际上一点也不冤枉。反右运动后，党团员更可以，并且光明磊落地做特务。而这种特务，数量之多极为惊人。同学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中。有人将这种行为比喻成篮球场上的“人盯人”现象。这又是一群不要报酬的廉价特务，最好的回报是组织的信任或夸奖。

这种人盯人现象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的几次反复与折腾，特别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人们极端厌恶这种告密行为。单位的一位副院长曾向总工程师抱怨，这些出差在外的人不知干些什么，一点情况都不了解。按以往习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出差在外及时向组织反映周围阶级斗争的动向。领导运筹帷幄之中，洞察千里之外，对出差的部下了如指掌。我的几个落后的朋友经常是被回报的对象。散步时，我听了总工程师的讲述后想，告密永远无法杜绝，但以告密为荣的时代该结束了。

六，我是如何过关的

交心运动一开始，我们专业人少，和教师一起参加运动。首先动员干部彻底暴露思想。1955年肃反时，母亲的同事汪先生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在全市大张旗鼓地被逮捕。由于工作原因，汪先生曾给母亲写过几封信。后来母亲也因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肃反人员来我家搜查，他们对这几封信件并未感到兴趣。他们走后，我发现了这几封反革命分子的信件。我觉得这些信件放在家里不是好事，将信件作为草稿纸用了。后来母亲告诉肃反人员，家里还有汪先生的信，可以到家里取。谁知信件只剩下一封了，肃反人员教训我一顿。我一直担心团组织会对我进行批判，虽然平安无事，无人提此事。我一直提心吊胆，背上沉重的包袱。文革中汪先生含冤自杀。

动员会后，干部们积极写材料。我决心将这毁信事件交代出来，带头交心，丢掉包袱，轻装前进。谁知组织看了我的材料，团支部书记对我讲：“看你那么激动，好像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要讲，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听了，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我背了那么久的包袱，原来算不了什么；愁的是，我拿什么东西向党交心呢？很明显，领导因为我的材料不脏不臭而不满意。带头肯定不行，如何过关成了问题。

那是不懂隐私，也不允许存在隐私的时代，想到现在那些抄袭别人成果而不觉得脸红的博士生导师们。有的导师不以抄袭为耻，甚至不择手段滥用职权和地位威迫利诱被抄袭者。和这些大师们相比，我们是那么纯洁，那么崇高，那么坦荡，那么透明。好像眼睛容不得沙子一样，稍微有一点不为他人知道的事，就可能背包袱。有同学仅因为多报了两岁年龄而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找不到丝毫对党不满的影子。用往自己脸上抹黑的方法来改造这些可爱的年轻人的手腕，是造孽，是罪过。

诚实本是我生活的基本信条。中学时代，老师评卷，多给了分数，我都告诉老师；刚参加工作时，不用公家信纸和墨水写私人信件；雨天不用公家发给的工作雨衣，不穿公家的套鞋。公私绝对分明。后来一步一步被某些革命干部拖下水，逐步堕落下去，养成了“不捞白不捞”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坏习惯。交心时代的纯洁早已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也许那些学术腐败而恬不知耻的大师们是思想改造的必然结果吧！

我如何深挖思想度过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关呢。首先揭发祖父对我的影响。祖父是地主，文化程度不高，仅读过私塾。文史知识很丰富，好像24史都在他肚子里似的。我总缠着祖父讲故事，现代电视剧中的历史人物如纪晓岚等人，我童年时代就耳熟能详了。

我尽可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祖父，控诉他用封建思想毒害我。以后只要有政治运动，我都拿祖父开刀，大讲祖父的罪恶。祖父成了我政治运动蒙混过关的武器。

文革后，我逐步忏悔对祖父的看法，常觉得对不起祖父。祖父除了多了点土地外，能挖出什么罪恶。土地已被没收，就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了。他们除了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外，还要受子孙的咒骂，社会还要咒骂他们的子孙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六亲不认成为公理时，还有什么道德可讲。

七，榜样的力量

因为我的暴露的思想不够臭，当不上积极分子。打头炮的是数学班的团支书高书记。他敞开革命者的心扉，将灵魂深处的最丑恶的内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具体内容已无法回忆，他把自己完全描述成彻头彻尾的卑鄙龌龊的无耻小人。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之后，好像话已说完，即将离开讲坛时，仿佛意犹未尽地补充一句：“还有一事我忘了讲”，讲述昨天他在女生宿舍窗口产生了很多邪恶的念头。当时人们最不愿意讲的话他都讲。我们的材料和他的奇臭无比的材料相比真是望尘莫及。我认为大多数人交心是真诚的，而这个带头羊的材料实在虚伪。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位道貌岸然的，满口马列主义的革命战士，一下子变成了猥亵小人。此人后来一帆风顺，成为我们系的第一位学生党员，始终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我还想起高书记的另一个故事。1960年大饥荒的年代，我们奉命运粮食，将一袋袋粮食从卡车卸到人拉的板车上。一位成绩优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同学几次要卸下粮食时，高书记花言巧语地支配反动学生做其它事情，自己卸货，惟恐反动学生投毒似的。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除了寒冷外，我对高书记阶级觉悟之高，产生一丝恐惧。

高书记的动作明显告诉我们，必须彻底交代思想才能满足党的需要。两个班的同学纷纷表态向高书记学习。最臭的带头羊大会交心后，轮到“次臭者”大会交心，“次臭者”一般是干部。群众分组交心，若组内有重点人物时，一定有得力干部旁听，以保证重点人物将重点事情讲清楚。会议常开到深夜。

表面看来，交心是自愿的。无形的压力并不比严刑拷打的逼供信小。核心小组每晚要研究运动的动向。如果觉得某人交心内容对不上号，就得做工作。或个别谈话，或小组帮助，直到组织满意为止。学生干部好像都是心理学家，对同学们的心理状态了解极其深刻。在这种凌厉的精神攻势下，谁也不愿自甘落后，谁也不愿与党离心离德，谁也不愿被别人认为是个人主义者。大家都臭不可闻，偏偏你香气袭人，岂不脱离群众。反过来，领导讲：“你不必交心了”，很可能辗转反侧而彻夜不眠，不断思考组织为何不让我交心。

八，洗脑

宣传工作即时配合，我因担任过宣传委员有功，交心时任班长，宣传工作仍由我负责。搞宣传的同学和我一起拟定标语，其中有：“交心不怕臭，不怕丑，不怕痛。”等全校统一的口号。因为帝国主义污蔑我国的政治运动是“洗脑”，我班提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口号：“我们就是要洗脑！”同学问我是否适宜，我斩钉截铁地讲：“很好”。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还有什么话不对党讲？

要不会说谎的人说谎也很困难。交心中完全编造的谎言不多，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的不少，无限上纲绝对不可少。艰难的交心运动开始了。

我班首要的问题是专业思想问题。交通大学1956年由上海迁西安，由于迁校与反迁校引起一场大争论。争论也是右派与左派斗争的焦点。学校闹得不亦乐乎。本打算招收的数学与力学两个新办的理科班的计划搁浅。等到反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没有发招生广告，无奈之下，从报考北京大学等考生中拉郎配似的招来两个班。学校也许认为名牌大学的新专业，学生不应该有意见。没想到我班的同学特别狂，不识抬举，大闹专业思想。数学专业的课程基本与纯理科一致，学生意见不大。力学强调与工程结合，有很多工程课程。同学怪话连篇，牢骚满腹，说什么：“机械制图是培养近视眼”等领导很不爱听的话。学校不尊重同学的志愿是欠妥的，同学有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个人志愿服从党的需要是绝对真理。同学们的狂性被狠狠地刹住了，当然个性也被彻底扼杀了。

第二个问题是交心的重点。我们没有参加反右，重点检查是否与右派言论发生过共鸣。最令人反思的是要检查为什么对右派恨不起来。现在我分析，反右的最高决策者对自己的“阳谋”并不理直气壮，担心知识分子不服。利用交心煽动群众对右派的仇恨，巩固反右成果，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钦佩伟大的引蛇出洞的伟大阳谋。

我们还享受教师待遇，参加全系交心大会。右派分子已打倒在地，那些有点右派言论而够不上右派的中右分子成为运动的重点。一位风姿绰约带上海口音的年轻女教师成为运动重点。几次交心过不了关，其他教师对她进行重点帮助。发言的教师都是她的同学，知己知彼，发言是精心组织好有备而来。反正大家都臭，师道如何尊严。

第三个问题是我班普遍出身不好，要控诉剥削阶级家庭的罪恶。

第四个问题最具我班特色，经典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是一群读不成北大读交大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壮志未酬的狂生们组成一个才华横溢的充满个性的集体。文学、美术、甚至音乐人才齐全。

早晨起来，你会听到一位北京籍的同学声情并茂地用标准的京腔京韵朗诵普希金的诗。下乡宣传，写标语的，做道具的，画画的，应有尽有。还有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同学为我们的宣传作曲。另一位觉悟高，音乐修养也高的同学从曲子里听到了靡靡之音。干部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立即绷紧了。那位同学讲不清何处靡靡，只好不了了之。“作曲家”文革中含冤自杀。

有一次暑假回家，和读农机的弟弟谈我班同学的文学修养。弟弟讲：“我班没有这种情况”。教语文的母亲调侃地讲：“你们都是泥腿子”。现实是才华愈多，批判的内容愈丰富。那是一个经典作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时代。

一位同学欣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中的主人公的个人奋斗；另一位同学羡慕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书中的次要人物欧文的平静的田园生活；还一位同学读了杰克?伦敦的《毒日头》，中毒很深，因为书中主人公的人生哲学是“人生即赌博”。

理工科的学生阅读经典大师的著作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何况对书中角色的分析如此深邃。尽管观点不完全正确，只能循循善诱，而非洗脑。我们读这些书时，还在中学，真正是未成年的孩子。

九，文章有红卫兵的气味

我们好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一个愚昧无知有自以为是的阿姨的煽动下，一本正经地批判一些挨骂不许还口的满腹经纶的老夫子，批判古典文学，批判世界名著，批判人类文明的精华。

我班很多同学集中了理科的思维，工科的技能，文科的修养。他们与牛顿、莱布尼兹、拉格朗日为友，与普希金、托尔斯泰、杰克?伦敦对话。科学大师与文学巨匠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是一群充满灵气、生气和朝气的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我曾生活在这样的班级，并且当过四年班长，我感到骄傲；同时我又助纣为虐扼杀他们的个性感到羞愧。

运动结束时，我以班长的身份做总结报告。我列举了同学们交心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报告约持续一小时。我的印象报道效果很好。最后祝愿大家战胜了思想上的敌人，并说：

党的阳光无微不至地照耀到每个角落，党的雨露滋润每个人的心田。阳光和雨露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可是不同的人吸收党赋予我们的营养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收音机按不同的频率收听广播一样。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接受党的教导，所以各人的成长是不一样的……

回忆我们当时的言论时，似乎能嗅到红卫兵文学的气味。这些运动正是红卫兵运动的前奏。文化大革命在劫难逃。

我做完总结后，分组讨论运动的收获。大家都认为收获大，丢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我的印象大家讲的都真心话。谈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对右派恨不起来，答案很明显，觉悟不高；二是如果我参加反右，我会是什么派？答案五花八门，当时我没有讲话。

现在回忆起来，我很庆幸没有参加反右。我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可能是中间派。根据思想觉悟，应该是左派，因为我真心拥护党。可是我的性格，不甘寂寞，高谈阔论，遇事喜欢发表自己看法。这是标准的右派德行，有几个右派是真反党的？

真正反党的人绝不会用提意见的方式向党进攻的，许多人正因为热爱党，把党看成自己人，才推心置腹地向党提意见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被他们所热爱的党打成右派。

交心运动为反右运动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美好的结局是罪恶的开端。反右前期，不择手段动员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可墨迹未干，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将那些热心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并恬不知耻地美其名“引蛇出洞”的阳谋。阳谋也罢，阴谋也罢，只能是在一个伟大的国度里，伟大的领袖领导伟大的政党向伟大的人民说了个伟大的谎言。从此以后，道德与伦理的堤坝开始崩溃。无信无耻与无赖泛滥成灾。

十， “泡馍战胜巴格达窃贼”

交心运动胜利了，至少在表面上。人们丢掉了包袱，轻松愉快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水至清则无鱼，绝对纯洁的东西存在不会长久。清澈往往是浑浊的开始。大脑要像水晶一样透明，对党和领袖像宗教一样的虔诚，精神乌托邦能坚持多久？

马戏中的高难度的平衡动作，不管造型如何优美，群体的配合如何和谐。这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曲终人散时，演员们必须恢复到正常的稳定的平衡状态。

交心运动是一次高难度的马戏表演。运动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而这种投入人生仅一次而已，无法重复。以后虽然遇到类似的演出，只能是逢场作戏的跳梁小丑了。

1960年的中国饿殍遍野，乌托邦在饥饿面前动摇。动摇的转折点是彭康校长作关于劳逸结合的报告。校长的口音不容易懂，我没有听懂几句。但反响强烈，团支书告诉我，落后分子听了报告很高兴，好像我们以前很多事情做错了。校长对以往的过火的极左的行为做了无情的否定。我只记得关于象征性长跑的看法。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还要将跑步政治化。将全班每人跑步路程累加，若干天后，路程总和正好等于到某地的距离，就算象征性地跑到某地。最具象征意义的如北京、莫斯科等红色都市常是象征性长跑的终点。校长讲“既然是象征，以后就别象征了！”台下响起一遍掌声和笑声。

校长报告后，形势急转直下。最世俗的语言代替了革命的词藻。学校上演一幕话剧，讲述一个穷秀才，除夕开不了锅，出去偷红薯，偏偏偷到了老丈人的田里。秀才说了一句有趣的台词：“斯文扫地啦！”。

“斯文扫地”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嘴馋”、“解馋”成了流行语。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远比如搞一点吃的，来得实惠。

西安对大学生很照顾，每人每月粮食定量33.5斤。为了防止同学寅吃卯粮，每人每月发一张饭卡，规定每日口粮为一斤，自己在饭卡上填上每顿定量，我自己规定：早餐3两、中餐4两、晚餐3两。多余的饭票发给本人，称为机动粮。

粮食不少，油水太少。除了过节，没有肉吃。每桶菜，只有最上面飘一层油。我们经常提前去食堂，排在队伍前面可以捞到上面的一层油。

一次食堂卖鸡脚爪。听说抗美援朝时，欠了苏联的债，用肥猪、肥鸡……一起去了苏联，剩下了鸡脚爪留给我们吃。我吃了很解馋，又要一份。师傅说，没有了；接着问，还有卤，要不要？我说，要！师傅将剩下的卤，全倒给我。我看到浓浓的、很稠的卤，比鸡脚爪还好吃。那是我在大饥荒年代吃的最过瘾的一顿饭。

同学对机动粮也很珍贵。有趣的是“机动”成了一个万能动词。看文艺表演，要求演员再唱一个歌，不喊“再来一个”，而大声叫：“机动一个！”

一次，我们准备吃完晚饭，看伊拉克电影《巴格达窃贼》。正好食堂卖泡馍。泡馍可不是西安美食的泡馍，而是剩下的馒头和菜一锅煮的泡馍，因为油水多，我们都“机动”了二两或三两。吃完泡馍，发现看电影，来不及了。一位同学叹了一口气，说：“泡馍战胜了巴格达窃贼”。

泡馍可以战胜窃贼，当然可以战胜假大空。

十一，劳逸结合，只“逸”不“劳”

当激进的左倾思想无法贯彻时而必须向右转时，一定会在右的行为中挂上左的光环。

劳逸结合应该理解为正确处理劳动与休息的关系，即“劳”与“逸”的对立与统一的辨证关系。由于1958年的疯狂，人们饥不果腹，实在“劳”不下去了。只能以“逸”来保住性命。所以劳逸结合变成休息与保命的代名词。在“劳”的光环下，执行“逸”的行为。

类似的例子很多。1965年，一位左派心血来潮和我谈学外语的事。第一句话是“为了迎接世界革命高潮”。天知道左派学外语为了啥。同样文革中的“抓革命，促生产”理解为搞生产。

劳逸结合来了，精神乌托邦垮了。唱高调的人们好像卸了装马戏演员，饿得再也做不了高难度动作。肚子空了，语言反而实在了。

生活有张有弛，有紧有松，本是个人权利。“劳逸结合”耐人寻味，其实质是“逸”，即休息；而不是“劳”，即不要忘我劳动了。劳逸结合的实质是只“逸”不“劳”，以“逸”代替“劳”了。

疯狂年代，以疯狂为荣，休息为耻，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精神决定一切，物质可有可无；形式最重要，效果无所谓。表面看来人人忘我，潜意识有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就是我在群众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领导怎样评价“我”，无数的眼睛在注视“我”，监督“我”。千方百计将真实的我，打扮成领导和群众认可的“忘我”。

我想休息，“忘我”不许休息。“劳逸结合”来了，“忘我”批准我休息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由“拼命哲学”转向“保命哲学”，合法、合理、合情地休息了。

大跃进的一个深夜，天气寒冷。我们力学班和数学班奉命挖土，平整土地。一个同学突然指向一个人，要我看。原来数学班的一个同学在休息。高高的个子，带眼镜，身体前倾，支撑在铲把上。他太困，太累了。为什么一定要深夜干活，说不清楚。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我是疯狂的“我”，忘记我是谁。不仅拼命劳动，而且积极写稿，鼓吹劳动；大力宣传，只有投身到大跃进中去，才能忘掉疲劳，忘掉自己。我是班长，以身作则忘我劳动。同学之所以告诉我，有人偷懒休息；同样也告诉我，他是积极劳动的。

那天劳动的人不多，工地并不热火朝天。此时的我可能冷静了一点，突然掠过一丝同情。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叫不出姓名的同学，将铲子作手杖休息的形象，仍然存储在我的脑海里。领导疯狂，群众疯狂，领导和群众的互动，形成全民疯狂。

“劳逸结合”来了，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休息了。休息是恩赐，公民还有多少权利。喜欢给别人脸色看的人，也忙着“劳逸结合”了。有人参加发牢骚，马克思为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终生。给别人脸色看的人觉悟很高，说，马克思本人的工作量远远超过八小时，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的忘我精神。马克思做梦不会想到，他的精神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十二，乌托邦就是乌托邦

1962年，毕业生提出一个与交心运动截然相反的个人主义的口号：“战上海，争北京，退守西安，逃窜河西走廊。”

口号错了吗？不错，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下，凭据自己实力，争取到北京、上海等地工作，何错之有。口号对吗？似乎不对。它与我们坚持的大公无私的精神背道而驰。乌托邦荡然无存，健康的竞争机制遥遥无期。在计划分配与公平竞争的真空阶段，国家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位分配得不理想的同学，用诗的语言朗诵道：“想起长征路上的草鞋，今天给你一个窝窝头，你就得感恩不尽了！”这位业余诗人认为他得到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勉强充饥的窝窝头而已。因为他分配的单位已定，对学校无所求，可以大胆发牢骚，说怪话了。另一位分配单位没有确定的团干部对他讲：“你可以大胆讲话，我们还不敢。”

对毕业生而言，分配是最后一根最为可怕的大棒。单位确定了，大棒对他已无可奈何。单位未定的人，不敢胡说八道，时刻警惕大棒将你打到见不得人的地方。

作为第一届毕业生没有一人留校。专业党支部认为，我班同学红的不专，专的不红。意思说思想进步的成绩不好，成绩好的思想落后。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思想先进者，抬头指引方向；业务能力强者，埋头拉车。最终成果往往为思想先进者所有。

写毕业论文时，我与我班唯一的女生，杰克?伦敦的崇拜者同组。一次我和她谈起《毒日头》。我告诉她，我读了她交心时提到的《毒日头》。虽然书中主人公把人生看作赌博，并非一切事情都赌。至少爱情不赌，那怕百分之百的赢，他也不愿意赌。我对我在交心中的表现开始忏悔。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重读此书，她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实话。读此书时，她仅是中学生。随着阅历的丰富，特别在一个健康社会里，认识在变化，觉悟在提高。即使有千奇百怪的所谓不健康的想法，也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我们有什么权利用“洗脑”的方法，要求大家用统一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呢。这位同学成为一个著名大学的部门党总支书记，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者，思想比我先进多了。

人们心中愈来愈实惠，脸上愈来愈虚伪，政治面具愈来愈美丽。还要穿上与环境颜色一致保护衣。一位同学在回家的火车上，口吐真言，真正向我交心：“毕业后，我以文凭为资本，搞政治。”三十几年后，我们见面后，提起此事。他矢口否认讲过此话。但他承认他一直按这种哲学做的。学问很必要，关系更重要，搞好对自己有用的人的关系是真正的生存之道。他得意洋洋地讲述多年的生活经历，活得很潇洒。

文革来了，一个更伟大的口号出笼了，叫：“斗私批修”，革命的左派将其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口号喊得很响，谁也没有把它当真。也许这是精神乌托邦的回光返照。

2001年7月27日 第一稿

2004年7月20日 第二稿

十三，做好事难吗？

2010年10月14日至16日，我班同学在北京聚会，来了27位同学，该来的、能来的都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尽沧桑的古稀老人大都保持学生时代的秉性。有的功成名就，在自己所属的学科中作出杰出贡献；平平淡淡者也是本单位称职的技术骨干。公开场合几乎不谈身份、地位、职称、工资……，我们唯一的身份是老同学。

最令人唏嘘的是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设计院工作，他以在职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高考，并被录取，在班上被选为数学课代表。我曾在他的宿舍里，听他津津有味地侃侃而谈议论当时流行的数学书。没想到单位已经将他打成右派分子，要求学校勒令他退学，回单位接受批评斗争。

右派同学从此丧失了读大学的机会，由于勤奋，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退休后还是某些协会、学会的理事、委员，还有单位请他讲学，也到过一些国家。工作和生活中曾和我班同学有来往，听说我们开校友会，很高兴来参加了。

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同宿舍的一位上海同学，送他回单位，并和他谈了两个小时。至于谈话内容，也许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记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同学一定对他报以极大的同情，使得他终身难忘。

我很钦佩上海同学，他家是开五金店的，出身不太好，也算是资本家吧！就在右派分子人人喊打的形势下，送右派同学回单位，并且长谈。

交心运动后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什么对右派恨不起来。而这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给予右派极大的同情。交心运动时，他只字不提这件事。人的政治年龄和生理年龄是不一样的，就在1957年，他已经和政治运动保持了距离。

回家后我与一位73岁的朋友聊天，谈起此事。我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一点好事并不难，譬如，在没有人的时候，和倒霉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打个招呼，一个会心的微笑，一个善意的眼神……都可能挽救一条说明。孤立是非常重要的整人工具，而众叛亲离往往是自杀的原因之一。

没想到，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做不到，因为怕！”我真想骂他几句。可是想起他这个人的缺点仅仅是懦弱而已，不是坏人，他从不整人，也不落井下石，和那些助纣为虐的人相比，算是好人。

我想起，他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和他同住在一起的一个华侨朋友。朋友的音乐修养很好，他对音乐的爱好，就是这样养成的。文革期间，已有一次自杀未遂的事件。后来华侨朋友将一把小提琴送给他。我想，明摆是自杀的前兆。最终还是死了。他不敢直接救他，还呼喊别人来救。

他讲述这个故事，很难过、悲哀，但是没有自责。他认为那是社会的黑暗，他个人是没有责任的。我很小心地问：“你没有感到，你已经尽到作为朋友的责任了吗？”他没有回答。

从1957年算起，仅仅三个月的同窗，两小时的长谈，延续了53年的情谊；而一个相交很深的朋友，竟不敢在他自杀前，说几句安慰的话，更没有勇气说鼓励他活下去的话。

做好事，难，还是不难，这就因人而异了。

十四，拒绝遗忘

一位同学分配在农业大学教书，领导要他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他说，要搞学问，当教授，不想当官。有人劝告他，只有当了官，才有课题，有财力和物力的支持，才可能做学问，当教授。力学和农业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事在人为，他也就果实外壳的力学分析，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走上又红又专的康庄大道。

他知道，我写了60万字的回忆，特别对针砭时弊不以为然，劝告我：“你文学修养好，喜爱书法，多读书，多写字，陶冶性情，写那些东西干嘛？那不是我们管得了的！”

又碰上一位分配在海军部门从事鱼雷研究的同学。终生研究一个领域，对鱼雷的每个零件或部件的强度或振动，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真正是个鱼雷专家。

和院长相比，他的生活和科研生涯坎坷多了。单位迁来迁去，直属部队的科研单位改成地方的公司。生活也很动荡，母亲不过是个家庭妇女，文革期间，不堪凌辱而自杀。他从互联网上读到我和院长的情况。

“果实外壳也能从事力学分析。”对院长说，又转过头对我讲：“书法也有力学，真有想象力。”他读过我的文章《书法艺术的力学原理》。他提到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语重心长地说：“低调，低调，低调！”

女儿陪同我参加聚会，因为她是唯一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聚会的秘书，跑前跑后帮忙，和老人们搞得很熟，一对夫妇几乎要认她做干女儿。她也听到这样的议论：“劝劝你爸，不要沉迷于过去，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世道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回家后，和朋友通电话，提起此事，他说，他们害怕二次伤害。他读过一个老革命的回忆录，他对作者说：“我读起来痛苦，想来，你写得一定更痛苦！”

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战士，功劳、苦劳、疲劳，得到的是政治帽子、牛棚、监狱……。一旦平反，落实政策，恢复高级干部待遇，好像又回到了党的怀抱，昔日的委屈、抱怨、痛苦都烟消云散。

受虐者和施虐者不仅达成和解，而且再次成为施虐者的走卒。想当初，年轻时代的理想、抱负、奋斗的光荣历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绝对不能否定的！如果这些一旦被否定，作为革命者的人生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好了疮疤不仅忘了疼，何况这种“疼”，往往又会成为对党忠诚的政治资本。

回忆是倾诉，倾诉为了宣泄，当宣泄的出口被堵塞，宣泄只可能痛上加痛。

朱自清先生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中说：“诗里的喜怒哀乐跟实生活里的喜怒哀乐不同，这是经过‘再团再炼再调和的’”。这就是说，人的情感经过加工，以一种平静的情感描述逝去的实生活，有可能成为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先生还说：“假如是好诗，说的即使怎样可气可哀，我们还是不厌百回读的。在实生活里便不然，可气可哀的事我们大概不愿重提。”

我的一个邻居，她爱听越剧《红楼梦》，边听边流泪边流泪，反复听，反复流泪，同情和共鸣抚摸她的灵魂。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如果有灵，知道人世间有那么多的人同情她、怀念她，她那忧郁的的心灵也许会得到莫大的安慰。

就是那个悲吟“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后主，用“不堪回首”的词句描述“往事知多少”的往事，难道不是一种情绪宣泄吗？

何谓宣泄，说白了，就是出气；粗鲁一点，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如果宣泄的出口堵塞，该骂的，不敢骂；该爱的，不敢爱；该笑时，不敢笑……总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岂不是自寻烦恼。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情绪才可能得到宣泄。

十五，抛砖引不了玉

聚会中，我看到一位北京籍的同学，1957年10月，我们刚刚入学不久，一天早晨起来，我突然有人在大声朗诵诗，此人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声音传到周围的宿舍，这位同学后来成为学校的广播站广播员。

广播员还会演戏，一次学校演出抗日战争时期反映新四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话剧《东进序曲》，广播员扮演剧中最重要的反面角色，一个粗野、狡詐、反复无常的江州国民党苏魯皖游击副总指揮刘玉坤——刘大麻子。他的出色表演常引起全场大笑。

1965年，我调离北京，去长沙工作，和同学惜别，他边走边唱《沙家浜》中刁德一的唱词“阿庆嫂，真是不寻常，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腔……”，为我送别，现在觉得唱词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一别35年，我搭着他的肩膀，问：“你知道，我最想念你什么？”

“不知道”，他回答。

“最想念你朗诵普希金的诗。”我说。

“怎么我一点记不起了啦！”他回答。

“我还记得，怎么你都忘记了？”我反问，背起来普希金著名的《给凯恩》的第一段：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又背诵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哀，不要难过，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快乐的日子一定来临。

永远憧憬未来，

不管生活如何令人心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那过去的一切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广播员很高兴说：“我怎么都忘记了，你还还记得那么清楚?”

吃饭时，我提起此事，也许生活的刺激太大了，这样的记忆，都想不起来了。

同学夫人是医生，建议他扮演节目。激发他的回忆，他和他的妻子唱了一支歌。其他同学也做了表演。突然广播员走到我的旁边说“班长表演一个！”

我无可奈何地讲述广播员在学校里，如何多才多艺，没想到他忘记了，抛砖没有引来玉，我只好献丑大声朗诵那两首普希金的诗。

第二天参观国家大剧院，一位同学提起昨天的事，说：“你的记性真好。”

“因为喜欢，自然就记住了，应该是瞿秋白翻译的。”我回答。

“我也记得。”一位同学说。

“我还会用俄文背。”另一位同学口中读了几句俄文，说；“是戈宝权翻译的，我读过几种版本，都没有这种版本好。”

瞿秋白也好，戈宝权也好，我只认可我的广播员同学朗诵过的版本，一位那是我的青春美好记忆。我还想起普希金其他的诗：

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

他和年轻的缪斯。

爱情和懒惰葬送了他整个一生，

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

可确确实实是个好人。

纪念碑（第一段）

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他的道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他昂起他那高傲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广播员特别喜爱朗诵《奥赛罗》中，奥赛罗自杀前的自白：

……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生妒忌的人，可是一旦被人煽动，就会极度烦恼；我像一个愚蠢的印度人把无价之宝白白抛掉；我是一个不善于流泪的人，可是情感一旦激动，眼泪也会像阿拉伯树胶一样流过不停……

同样我的记忆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文不一致，我珍惜我的青春记忆，即使是错的。

这段时间极其短暂，阶级斗争的血与火，容不得普希金对爱情、自由和真理的向往和追求，更容不得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无情解剖。

再见吧，我的美好青春岁月，尽管那么短暂！

2010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