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原毅：我这半辈子

一辈子有多久？我看是因人而异。如果寿至期颐，半辈子就有五十年；如果不幸夭折，半辈子就会很短很短。故“半辈子”只是个模糊概念。那么为什么不说“我这后半生”呢？因为溥仪前万岁爷早已用过“我的前半生”了，我不愿混淆视听。我今年八十八（虚）岁。我所说的半辈子是以1949年夏为分界线，这以前我生活在中华民国，之后我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这半辈子”就是指1949年夏之后的岁月，至今也有六十多年了！这期间的悲欢离合，虽然都历历在目，但我并不想记流水账，（我也记不清，人也懒得看。）只能记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经历。

一：遭遇“湖北革命大学”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了。当时父亲和我都赋闲在家，祖父在河南商城虽然曾被解放军以开明人士对待，让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但他囿于正统观念，却也跑到武汉来了。为了吃饭我一定得找工作，要工作一定先要学习。当时学习机会很多：四野部队艺术学校、中原大学、湖北革大……都在招生。当时我想：上部艺我有疝气病，不合适；上中大？中原那么广，谁知道将来会分配到哪个省？还是上湖北革大吧。于是经在革大二部工作的老同学武德诱介绍，我就进入了革大二部学习。

那时我对共产党虽不了解，但认为比蒋介石要好多了。我觉得我自幼就喜欢戏曲、曲艺，在这方面我还有点特长。将来结业了，我可以到文工团去工作，说不定我也会成为田汉、洪深、金山那样的艺术家呢？至于思想改造，我却不大在乎。我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不是小青年了。什么“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很难改变了。记得在第一单元学习小结中我写道：“学习了方志敏、杨靖宇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我很感动，很佩服，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只相信‘大公有私’，我是“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己利人的事也不做，只有利人利己的事我才做。”当时干部还表扬我是“说老实话”，“向党交真心。”

到革大学习我完全是为了“找饭辙”，并没有多大思想觉悟；对思想改造我也不大在乎，这些拿不上台面的话我全说了。但我并没有受到歧视。特别是后来我父亲让商城县农会抓回去了，我思想不通，大发牢骚说：革命前我是奴隶，革命后我还是奴隶！而干部并没有因此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还是耐心的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使我很感动！使我感到：“要让人说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天不会塌下来！”“对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这些话都是真话，不是空话。也使我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革大虽然我在学习上进步不大，但却感到了在国统区完全感不到的民主气氛。干部和学员如同朋友，从未见哪位干部摆架子、训斥人。就连经常在二部主持学习的程坦、张斧等“大干部”也都很平易近人。更使我难忘的是革大校长李先念，他虽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二部开学和结业他都去参加了，并都给我们作报告。他作报告不仅内容充实，没有官腔套话，而且风趣生动，绝不会让人打瞌睡。

在结业大会上，他对我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比喻说：“假如风大浪高，你有急事要坐小划子过长江，不幸船翻了淹死了，我们还可以说你是‘因公殉职’，给你开个追悼会；如果丧失立场，那就不好说了……”

这个比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永世不忘！我敢说我这六十多年从未做过损人利己对不起人民的事！

至于第二个要求是要小青年们两年以后再谈恋爱。这就与我无关了。我早已结婚了。

别了！革大。再见了！革大。我要如愿地去文工团了。

二：从武汉到竹山

从武汉到竹山，在时间上是1949年12月到1952年9月；从职业上是从文化界转到教育界。这期间我换了四个单位——湖北省文联文工团、郧县文化馆、郧阳专区文联和竹山县中。

去文工团是我的夙愿，加之在二部我也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领导也认为我有“文艺天才”，分到文工团去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团里为了宣传“胜利折实公债”，我自编鼓词到过江的轮渡上去演唱；湖北省开青年工作代表会，领导要我半天内根据大会精神编一段鼓词去演唱，我也按时完成了任务。总之在业务上我还“有一套”，工作也还算积极。但由于在生活上自由散漫惯了，对于团内那种类似部队的管理方法也很不适应。例如每天早上都要扭秧歌，我就不干。对此很多人都有意见。可是我能说相声、唱大鼓，也就扣不上我看不起民间艺术的帽子。最使我反感的是连回家过“星期六”也要请假，有时还不准假。在业务上我也有点挑精拣肥，例如文工团在武汉演第一个歌剧“王秀鸾”，导演选角色时想让我演三秃子，我不想演。就借口说我个儿太高，不合适，结果三秃子就派冷遇春同志演了。而我就改演二流子牛大山了。（冷老兄现已九十三高龄了。）

对于像我这样生活散漫业务上还有点特长的人，领导上似乎并不想放弃我。记得一次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位团里的老李同志有意和我走在一起，找我闲谈。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当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呀？”我立即答道：“不想，我还差得远。我只想当一个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因为我知道他又要给我念“政治经”了.

此后不久，一天下午团里开大会说要派一部分人到刚从陕南划归湖北的郧阳专区去工作。当即宣布名单（当然少不了我），并要求第二天就出发。

好吧，走就走吧。第二天下午，我们都戴上大红花，在锣鼓的簇拥下踏上了走向湖北的西伯利亚——郧阳——的征程。

当时郧阳专署设在郧县县城。那时地方尚不平靖，离城稍远一点还有“夜壶队”（一种地方反共武装）活动，因而我们都分在城内工作。我和一位名叫余乐平的女同志分到郧县文化馆，后来专区文联成立，她和我又先后调到文联工作。我到文联是1951年元月一号。说老实话在文化馆和文联工作等于在休息。在文化馆我负责管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就设在郧县旧城的钟鼓楼上，每天的读者也不多，就那几位老熟人。我每天的工作也就是看看书报、和他们聊聊天。到文联不久，余乐平就抽去搞土改了，我在家里坐办公室，每天就打打电话、跑跑宣传部、推销省文联办的刊物《湖北文艺》。再就是看看世界文学名著。（文联刚成立时买了一批汉译文学作品，什么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有。）再就是陪老婆散散步（她50年秋也从湖北财干校分到郧阳了），和相好的同志们聊聊天。到了1952年夏，湖北省整顿文艺队伍，郧阳文联撤销，我就分到竹山县中教书去了。

在这期间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那就是1951年春接到家信，说我父亲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在河南潢川被处决了！这种事一年来我见过的够多了，所以我并不太难过，也不想怨天尤人。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虽说消灭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但我父亲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就在中华民国当了两任县太爷，虽然这都是抗日战争前的事，但当过县长就是罪不容诛的。他只是千百年前就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殉葬品，他是生不逢时命该如此，如果晚解放二十年，我在家中当家理事，该枪毙的岂不就是我了吗？！不过我也认为他虽是地主，决非恶霸，不然为什么要把他拉到潢川而不在商城‘就地正法’呢？他是1950年农历腊月初八去世的。每到吃腊八粥时我都会想起他来。

三：从“灵魂工程师”到“极右分子”

要我教书我是不情愿的。我认为教书是文人末路，成天就是围着几篇教材转，没什么前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不了个人价值”。但那时候“革命干部是塊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人是没有择业自由的。就只好服从分配了。既然服从，就要干好。我记得清初名将年羹尧有一副对联说“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我不能误人子弟。

当时因为缺乏教师，语文、数学（代数）我全教，效果还不错，受到了学生的欢迎。那时我最多担任过两个班的语文和数学，后来还给全体县直机关干部做过两次语文讲座。总之在业务上我还是得心应手，在竹山城也小有名气。不过我也有我的缺点，遇事常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不能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的那样“做党的驯服工具”。例如1952年一开始我就坚决不同意集体备课。于是一些靠整人起家的英雄们就常常拿我的什么地主阶级的大少爷、对党怀有杀父之仇......说事儿，使我在湖北革大感受到的温暖和民主渐渐完全消失了。而我也毫不退让，和他们针锋相对地干。那时我想：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怎么到竹山全变味儿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不光竹山，全国都变味儿了！

竹山开展鸣放已是1957年年底了。当时我无须动员，一口气写了四十八张大字报，内容几乎完全是谈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县肃反办公室也拿我在革大学习时主动交待的历史污点做文章。我在武汉解放前夕曾在当时防守武汉的国民党58军226师当过不到一个月的宣传队员（原称政工队员），根本没有军衔。而他们却想提拔我为上尉，好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据可靠消息，当时县五办室一位雷副县长曾指着办我的专案的人的鼻子说：“你不把易原毅打成反革命，我开除你的党籍！”——这件事我是1984年才知道的。千真万确！

就这样我就带上极右和历史反革命的双帽子，判处“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到襄北农场去了。但这并不令我吃惊，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爱人董立也被打成右派了！现在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时放下我的事，谈一谈董立的事。如今，在两周前——2010年12月12日12时58分她已经离开人世了！谈她，就算是我对她的悼念吧！

四：悼念老伴儿董立

老董：你走了！我们这一对在一起生活了67年的、经历了大风大浪而没有“浪打鸳鸯两离分”的老夫妻终于离分了！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它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绝对公平的。你从1924年到2010年活了八十六岁，比那些成天让人祝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人还长寿，你应该不会有遗憾吧？！

按老规矩，今天是你去世后的“二七”，我还要和你说说话儿。

你幼年丧母，不到成年父亲又去世了。你就陪伴着比你大九岁的继母和小妹妹一起生活。

你很晚才读书。和我结婚前一年才小学毕业。那时我姨妈是你们的校长，我姑妈是你的班主任，她们都看中了你这位优秀学生，想让你嫁给我。经过征得你我的同意，这事儿就算定了。

1943年农历正月初八咱俩就结婚了。在家庭内你名分上是少奶奶，可什么家务活都要干。你针线活好，全家人的鞋底几乎都包给你一个人纳了；在武昌，我们住在平湖门码头附近，你大筐地提着脏衣服到码头边去洗。

你我虽非父母包办的婚姻，但婚前也是互不了解。咱俩也是“先结婚，后恋爱。”六十多年从没有大声吵闹过。

你原名董承香。1949年武汉刚解放你就改名为董立。你说：解放了、妇女也解放了！你要自立了！那年冬天你到了湖北财干校分在银行班学习。第二年秋天，你也分到郧阳地区，在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当一名记账员。那时没有电脑，记账全靠手写，用你们自我解嘲的话说，每天的工作就是“看不到三尺远，写不出十个字（阿拉伯数字）。”但你却不觉得工作枯燥，总是认真的搞，很少出错。

没想到你才工作一年多，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到郧阳地区了！不几天，凡是与财经有关的部门都打出了一些“老虎”(即贪污分子)。你们银行更是热闹，从行长李德祥、副行长王存保一直到一般搞实际工作的人，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老虎”，连你也未能幸免。而打虎队员则是一些刚从财校分来的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多年后我想，他们不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吗？！）

你是小老虎，据说只贪了两百万（旧币）。我奉命去银行动员你交代问题。我发现你的脸都打肿了。我不得不大声的呵斥你；而你却小声告诉我：“全是假的呀”！

是的，全是假的。不光你是假的，你们的以行长为首的大贪污集团也是假的！后来你们当然都解放了。但我知道你们中也有不明不白被整死的人。我想：这样的“运动”也就是当时的“中国特色”吧！

由于我调到竹山，你也到了竹山银行。不料不久整风反右运动也来了。更不料你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知识分子”，也被抬举成“右派分子”了。

这是为什么？我以为是我连累了你；也有人认为银行为了要完成党分配给它们的一个“右派”指标，才捏了你这个“软柿子”。

咱们俩都成了“右派”，但也躲过了“被离婚”的命运。（那时夫妻间只要有一方被右派就一定被离婚，很少例外！）于是我去襄北劳教，你也到竹山大观山农场去“带帽下放”。又过了三年你就摘掉帽子，回到银行工作。当时你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幻想我也能如期解决问题回到竹山。而当你知道那是幻想后，却没有果断的和我离婚，而是跑到农场去看我。你真落后呀！你没想想在农场除了干部，其余的无非是些地、富、反、坏、右，谁也不会看不起谁；而你是个“摘帽右派”，你周围是一些革命干部，你是“二等公民”，谁都可以侮辱你，欺负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还想藉此把你整成地主分子！说你娘婆二家都是地主。文化大革命时，你还受到“开除留用”的处分！解放后你不仅未能自立，反而被打趴下了！你受不了啦，终于在1972年跑到农场去要和我离婚。但经过农场领导的调解，你不离了。你还向我说：你再不害怕了，以后每年都要来看我！此后你不仅看我，还到武汉去看我母亲——这大概是整人的英雄们没想到的吧！

这以后，1976年“四人帮”倒了，极左的英雄们也蔫儿了。1979年我俩约好先到武汉和母亲们会面，然后再一同回竹山。到1984年我们又把你小妹妹的小女儿要来给我们做女儿。我们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如今我们的女儿也有了一个十岁的女儿了。你把这个外孙女视若掌上明珠，有了她咱们家就“三代同堂”了！总之，从79年到现在，咱们又过了二三十年不再受折腾的有尊严的太平日子。咱们还算老运不错。

但你走了！你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你是好人，如果有天堂，你应该在天堂里；如果有来世，你应该托生为“大熊猫”，牠是永远不会被人歧视的“国宝”！

安息吧！我的好老伴儿！

12.26.2010.

五：在“劳教农场”里

从劳教到就业，我在农场里关了二十一年。我不打算记这二十一年的流水账。我只想就一些与我有关的“大事”谈一谈：

首先要谈的当然是劳动。进农场就是要劳动改造嘛！从拿粉笔到拿锄头，一开始当然很不习惯。不过一开始对我们要求并不高，只要我们天天按时出工逐步的习惯干农业活就行了。而接下来在质量、数量方面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果你达不到就要挨批评，这时才让人感到“强制劳动”之苦了。不过日子久了也就无所谓了，况且那时不少人都还有通过积极劳动而早日恢复工作的幻想，也就“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了。就在“大跃进”年代，几乎天天加夜班也是一样。不过到了1962年开大会，不仅没有几个人摘帽子，而且大部分人还被延长了一至二年的劳动教养！于是很多人都灰心丧气了，有的人还在出工时大喊：“吾将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至于我呢，同样灰心丧气，我心中暗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要活下去！说不定哪天咸鱼也会翻身的。

于是我就天天苦中作乐，积极参加一切文娱活动。记得我们刚从襄北调到沙洋上罗汉寺柴湖一队时，要到沼泽地里收获芦苇。这对我们这些“旱鸭子”来说真是个艰苦活儿，而我却写了一阕菩萨蛮说：

“茫茫一片芦花白，沙沙竟诉秋风烈。铁臂舞银刀，冲天干劲高。水深泥又陷，难挡英雄汉。向晚荷柴归，清歌满夕辉。”

有位当过老师的干部看后说：这不符合你们的身份呀！我答道：我是歌颂劳动人民嘛！结果还是上了墙报。而实际上我已经没有“冲天干劲”了。在劳动上我已从“尽力而为”走向“量力而为”了！

其次再谈谈学习与生活。在农场，除了“双抢”的大农忙季节，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学习是雷打不动的。（大跃进时例外。）学什么呢？读报纸、读文件。然后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心得体会。而其实劳累了一天早就想休息了，谁有那么多“心得体会”呀？我想其目的无非是“疲劳轰炸”，叫人没有时间去想心事罢了。但后来，特别是被强迫留场就业后，很多人都关成“老油条”了，反而藉学习之机发发牢骚说说怪话了。（例不举了）。

因为要劳动，就一定要吃饱饭。这一点即使是59年到61年的所谓过生活关时也一样。那时候农场里也有饿死的人，其过程是先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肿一消人就变的又干又瘦，然后就是死亡。幸亏场里及时采取措施，把水肿的人编成一组，干些轻活，吃“营养餐”___多一点粮食，还把一些鸡蛋壳、贝壳磨成粉补钙____这样才使不少人和死神擦肩而过，保住了性命！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曾派我放了两个月的羊。把羊赶到草场吃草，我就可以在那儿休息，并和附近的农民聊聊天。很多农民说我们的生活要比他们好，就问我们场里还收人不？我们又能怎么回答呢！？（据说曾有个缺德鬼回答人家说；我们只收坏人不收好人。但坏狠了的也不收，坏狠了的劳改队收......）

到了62年情况就好多了。后来调到沙洋，因自然条件较好，吃的、用的都比襄北要好。加之大家都已劳动了六、七年，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不过我们的前途是什么？“吾将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谁也说不清。正如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唱的那样；“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要谈谈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是要革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命，而我们都是一些老牌右派分子，而且又关在《公安六条》所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得冲击的劳改农场里。这就等于关在“保险箱”里——你在外面革你的命，我在里面种我的田。不过一些“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煌言谠论”我们是必学的。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挨到了1976年。

1976年农历闰八月。很多人都说闰八月是个坏年头，这一年会多灾多难。果然元月八号周恩来总理就去世了！夏天朱老总也走了！不久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不料九月份毛泽东去世后紧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了！祸害中国人民多年的党的错误路线垮台了！多灾多难变成了大吉大利！我很高兴。就仿照元人的“套曲”诌了一个名为《秋夜梦》的套曲。（其实对曲律、套曲的组成我是一窍不通的。）现抄在下面：

秋夜梦（自诌散曲）

【入梦曲】天低，云浓，夜深，人静。黑咕隆咚。在钓鱼台的深院里，那个自封的战友和学生，品着崂山矿泉水，哼着“逍遥津””春闺梦”，兴冲冲，意正浓。进入了篡党夺权的秋夜梦。

【梦里乾坤】白骨精，坐当中，和狗头军师，流氓、文痞，难弟难兄。围着一盏半明不灭的灯，嘁嘁哝哝，共把大计定。

当今呀时光大好，机会呀千载难逢。举国被哀思罩笼，中央是无首的长龙。要夺权，快下手，莫消停！

要高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老家伙们整，整。管他是爬雪山、过草地，投延安、住窑洞，统统地打入冷宫。

要叫秀才们：柏青、梁效、罗思鼎，赶造舆论，雷厉风行。“按既定方针办”喊它千万遍，是真是假谁能分的清？反正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怎么打扮都行。

劝进表，上千道。效忠信，写万封，就说这是群众反映。标准像，多多拍，则天服，快快缝。还要排新戏，拍电影。尽量的扑腾，以示普天同庆。

庆哀家，坐九重。各位也少不得位列三公。还有咱们的造反派，反潮流的英雄，怕不也捞个府台县令，守备把总。大家前呼后拥，摆酒庆功，

猛吃猛喝，猜拳行令，定比那座山雕的百鸡宴百倍的威风！

越想越高兴，骨头四两重。乘旋风直上云雾中，飘飘然如登仙境......

【梦醒曲】轰隆！一声，猛惊，梦醒。镜花水月一场空。眼看要押上历史审判台去也，难兄难弟，面面相觑，口呆目瞪。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梦醒还是在梦中？

【梦外放歌】接班人，真英明。挥巨手，若雷霆。为人民，除四凶。普天同庆，干劲倍增。紧跟领袖华国锋，踢开绊脚石，扫除害人虫。向前！向前！向着

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程！

这个曲子是1977年元旦写的。这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这些“错划了的”“右派”也“改正了”！我们就走出了劳教农场。这以后正如我在前面和老伴说的：“从79年到现在，咱们又过了二三十年不再受折腾的、有尊严的太平日子。咱们的老运还算不错！”

六：结束的话

写到这里，文章可以结束了。当然我只着重写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而后三十年国家的飞速猛进是有目共睹的，用不着我多啰嗦。不过我以为在物质文明上成绩斐然，什么“九天揽月”“五洋捉鳖”都已不在话下，老百姓的生活也有程度不同的改善；而在精神文明上似乎问题还不少，还需花大力气去解决。不过这就不是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管得了的事了。

我这半辈子是幸还是不幸呢？这六十多年活的有没有意义呢？我自己应该有一个评估。我觉得我是不幸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幸运的。说不幸，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不能乖乖地“听话”，结果被在笼子里关了二十一年，白白的浪费了青春。说幸运，我幸亏当了‘右派’被关了起来，这就躲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些瞎折腾的‘革命运动’。虽然辛劳却比较太平地熬到右派改正政策落实的1979年！比起那些在所谓‘生活关’中饿死的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来，我真是幸运多了！

从1979年至今又是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我基本上过的还是有尊严的太平日子。如今我已经八十八岁了，谈体力是没用了。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冷眼向洋看世界”还是可以的。只是这世界究竟会怎样变，中国能否彻底摆脱”人治”实现完全的法治，谁又能说得准呢？......

2011.8.30.

后记

写完后，我不禁自己好笑.自己一非名人，二非高官，偏偏要写什么回忆文章.谁看呢？这不是”扯淡”吗！但我又想：我写的全是亲身经历，绝对没有造假.如果比我年轻的朋友----特别是青年们读了它，可以从中明白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是怎样侥幸地从49年活过来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正是：

老来敲键盘，无悔话当年

谁是关心者？闲时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