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成：“文革”中文人遭殃的政治奥妙

蒋星煜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专家，同时长于中国历史，著述颇丰。他在近著 《文坛艺林知见录》中，谈到自己的一桩冤案，并提出了自己困惑多年，至今仍未获解答的疑问。

事情源于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自然积极响应。于是蒋先生受该报委托，赶写了一篇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除题目《南包公——海瑞》为报社改定外，余皆一字未改，全文照 发。到了1962年，毛泽东又提倡魏征精神，蒋先生又接受《解放日报》的约稿，以魏征谏劝李世民田猎为题材写了《李世民与魏征》。但没想到，此文发表后，他反而莫名其 妙地被“另眼看待”，影响到正常工作。更大的灾难发生在1966年“文革”序幕拉开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严厉批判海瑞的文章，批判重点正是蒋氏所写《南包公——海 瑞》，使他成为“文革”最早被点名批判，最早受迫害者之一，而后长期受到残酷迫害。 

蒋先生沉痛地写道:‘直到文革大革命’开始以前，仍一直不知道我原先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短文，此时已被人看作是反党的‘大毒草’。……整个‘文革’期间， 文化系统的所谓‘批斗会’的批判锋芒，几乎每次都扫到我和我的那两篇文稿。”有意思的是蒋先生的发问：“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弄懂其中奥妙。既然是中央负责同志要宣传海瑞精神、魏征精神的，既然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布置我写的，我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出色，何以反而有罪，而且‘罪该万死'呢?”

蒋先生的遭遇确实令人扼腕长叹，其发问更发人深思。痛定思痛，他没有弄懂 “其 中奥妙”，不过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这点 “奥妙”，局外 人不难弄懂。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人家，一生博学多才，凭其超常智慧和纵横驰骋的斗争精神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举世无双的贡献。诚如一位欧洲哲人所说:“智者不仅一定会爱自己的敌人，他也一定有能力恨自己的朋友。”老人家的斗争精神含蕴深厚， 深不见底，咆哮难近，其恢宏磅礴之气势，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此种斗争精神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老人家表面上号召学习 海瑞精神、魏征精神，提倡大鸣大放，实际不过是使了一招 “引蛇出洞”的“阳谋”， 蛇一出洞，就为他树立了批判的靶子，最终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好了准备。

君不见，老人家1959年一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彭德怀就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学习了 一回海瑞精神，面对老人家太阳般的光辉，心直口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发热，得意忘形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要找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跃进中的错误。结果呢?中共八届八中全 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等人被撤职罢官。

君不见，1962年老人家刚号召学习魏征精神，刘少奇就在该年l月21日一27日的七千 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还 提出彭德怀“万言书”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涉及三面红旗 的观点引起毛的不满，毛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毛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 大革命”。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彭、刘两事引自《中南海人物春秋》，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再看蒋先生的两篇小说，虽然他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主观上也不可能用海瑞、魏征影射彭德怀、刘少奇，但客观上他走进了“影射”的行列，从而也就具备了现实的 针对性。而老人家早就说过，现在他们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按照领袖的观点来看，蒋先生任务完成得越出色，不就越有罪吗?而且不是“罪该万 死”吗? 

文人，毕竟是文人。文人的敏感，远远赶不上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文人的目光， 常常识不破政治家运筹帷幄的扑朔迷离， 这就是“文革”中文人的悲剧，这就是蒋先生不幸遭遇的奥妙所在。一言九鼎功勋卓著如彭、刘都被打倒，区区一介书生的讽谏，只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罢了。往者已逝，来者可追。蒋先生之不幸遭遇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作为文人，作为社会良心的呐喊者，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审时度势，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才不至于被政治所左右。否则，在乱世如“文 革”，就会出现更多的蒋先生们，被政治烈火烧得体无完肤，演出更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人间悲剧；即便在治世如今天，对政治的过分热情响应，也容易变成传声筒，从而失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