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文革时因不爱看样板戏被批恶毒攻击江青

本文摘自《博文001》，作者：刘瑜 易中天 甘阳 胡舒立等，出版：漓江出版社

灵子：没有摸索出办法，是因为时间还太短吗？

何兆武：按说也不短了，三十多年了还走不出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也不过三十几年的寿命嘛。你看那时候曹禺写《雷雨》，就是做学生时在图书馆里写的。现在的学生不太可能了。如果写小说、剧本，就是不务正业。

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许多人新中国成立前产量很多，解放后都不见了，不光曹禺一个人。比如何其芳，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很轰动，解放后不见了，大概是去搞政治了。还有范长江，有名的记者，北大没毕业就轰动全国，解放后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其实他挺有才的，为什么不让他写了？是不让他写了，还是他不写了？（如果是）他不写了也要问：为什么不写了？

何其芳后来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整天挨斗，为什么不能叫他发挥特长呢？我那时在河南下干校三年，文学所的人也都去了，俞平伯、钱锺书，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下去干什么？后来叫钱锺书去送信，整天背个包到处走。我心想这个活儿你找个中学生就可以干嘛，为什么不叫他随便写点东西呢？俞平伯更不行了，七十多岁，下去就叫他搓麻绳，我觉得有点浪费人才。你叫他在北京随便做点什么，研究点红学，总有益处吧。

尤其对燕京大学的陆志韦，是带点惩罚性质的。他那时候八十岁了，下去以后样子非常惨，穿得破破烂烂，左手拿一个棍子，走路颤颤巍巍，右手拿一个饭碗去打饭，看上去就像乞丐。一个八十岁的人了，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

灵子：那您说这是为什么？

何兆武：那时候就说是劳动改造嘛。其实究竟改造了多少，也没法衡量。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外甥是北大法语专业的，“文革”时期下乡，搞阶级斗争，揪一个老地主来斗。他们就想，我们学了法语，有什么用呢？用法语斗（地主）吧。那天就开一个法语斗争会。斗争完了，问那个老地主，你有什么感想？老地主挺会说话，说我经历过很多斗争，就是今天这个斗争印象最深刻。这有点像开玩笑。

灵子：您在“文革”期间有没有被批斗？

何兆武：我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格革人家的命，只能等着别人来革我的命。别人来抄过我家两次。不过那时候是根据职称划线，凡是职称副研以上的都算是反动学术权威，我那时候是助理研究员，所以还好。当然后来也被揪出来，躲不了。

我对“文革”还是不大了解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场“文革”？我虽然亲身经历过来，但不了解内情。

我离休以后看的书主要是“文革”时期的回忆录，聂元梓的，陈伯达的，手头有的都看了。我觉得“文革”的当事人现在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都推在江青的身上，这一点我不很同意。当然江青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她一个人不可能包办。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是组员，但他说什么都听江青的。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好像也不太说得过去。

最可惜的是没有叫江青写一本回忆录，可以给她派两个人去，每个礼拜谈一次，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江青如果说假话，也照样记录，因为总可以弄清楚。

“文革”时给我戴了“反革命”的帽子，后期给我平反，写得非常简单，就是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所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撤销，予以平反”。完了。也没有说是谁给我加的“诬蔑不实之词”。

灵子：您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

何兆武：来自革命群众的就不说了，比如说我吃面包是崇洋媚外。正式落实的有两条，一条是我们排长宣布我“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不喜欢看样板戏。我觉得中国京剧只适合演绎古典的神话，不适合演现代生活。比如《沙家浜》里面，一个人养好很多伤兵，自己家里开茶馆，还要跟敌人作斗争，太不真实了。我倒没有攻击江青，但这也算罪状。

另一条是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罗素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他们的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和我是同班同学，很熟，在运动以前常有来往。运动期间不敢接触，互相都怕连累对方。运动以后恢复联系，她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二战以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合搞世界和平运动，搞得很火热，实际是针对美帝的世界霸权，所以我们很欣赏。尤其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是亲身经历过“五四”的，“五四”时期罗素到中国来过一年，非常欣赏中国文明不过他的欣赏跟我们也不尽相同，他是因为中国文明没有被现代化所污染后来毛周联名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他也很愿意来，但他已97岁，身体不好，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吩咐下面翻译出来。

那个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国外的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凡是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都是内部发行。所以这本《西方哲学史》只能内部发行。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交译的，后来知道了，觉得军宣队很荒唐，他们定我罪的时候竟然不考虑这书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