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对毛左式民粹的几种分类及反思

──对极左民粹的一般分类和反思

毛左思潮是一种极左民粹思潮，对毛左的分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对极左民粹的分类。对毛左的这种细化分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委托-代理问题，也有助于理解收买人心现象的几个阶段特征，同时也涉及到对福利与责任、平常状态与非常状态等问题的反思。本文试从三个角度为毛左分类并加以反思。由于之前发表的《毛左价值观的七个维度及其改造》一文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那篇文章被一些人拿来简单化地彻底否定毛左，与笔者写文章的初衷相违背，笔者不得不在这篇《对毛左式民粹的几种分类及反思》一文的开头说明，笔者的文章不是用来简单地彻底否定毛左的，笔者也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无保留的自由主义思潮信奉者。事实上笔者从小到现在一直对民国时期为争取工农权益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充满敬意，彭湃、施洋等等烈士也是笔者一直非常敬重的人。笔者每次路过武汉的施洋烈士陵园都会停留一会，有时还会上去给施洋烈士鞠躬。笔者期盼这篇文章不会被简单化地拿来解构那一段历史，那些勇敢地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永远不该被解构。这篇文章首先是抱着同情的心情来回顾那一段历史，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和注意事项都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愿很乐于解构那些烈士的人们别误把我当做同路人。

一、底层毛左与上层毛左

毛左里面也有不同的层次和级别，不同级别的毛左其处境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底层毛左作为上层毛左的群众基础，在极左民粹热潮带动下像干柴一样让极左民粹的火焰越烧越旺。这种火焰烧得越旺，上层毛左的本钱也就越雄厚，影响力就越大。但是底层毛左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扮演了卒子的角色，一句“群众”就指代了众多的底层毛左，这么多底层毛左都在“群众”这一集体名词下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个性，只留下共同的民粹情怀和共同的极左民粹行动。

二、在野的毛左与掌权的毛左

在野时期的毛左草根色彩特别浓厚，甚至其上层毛左在这一在野时期也具有较强的草根风格。那时候的毛左无论从物质财富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都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依靠团结、纪律和热忱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时候的毛左所持有的，主要是一种底层极左民粹思想。当毛左掌权以后，毛左有了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在逐步按自己的政见改造国家的同时，也在逐渐建构符合自己追求和理想的新的现存秩序。也就是说，执政后的毛左，逐渐从现存秩序的变革者转变成新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毛左领导下按左翼思路治理的国家通常也被认为是“向左转”的国家。但毛左掌权的国家比一般向左转的国家民粹色彩更浓，仅仅有“向左转”一词还不足以概括出毛左掌权国家的特征，所以笔者在之前分析民粹思维的文章中将毛左掌权的国家称之为民粹国家，并用“民粹中国”一词来指称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左逐渐变成新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后，毛左的进步色彩和理想色彩未必就完全褪色了。毛左在建构新的现存秩序时，也大量推行了毛左的进步政策，也在继续延续毛左在野时的很多理想。甚至可以说，毛左想构建的新的现存秩序，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在野时艰苦奋斗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不能一看到毛左的身份成了现存新秩序的维护者，就认定毛左已经变质。只能说这时候的毛左有了双重身份和左右两面性，一方面是旧秩序的改造者，一方面是新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毛左作为旧秩序改造者体现出左派风格，毛左作为新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体现出右派风格。

一般来说，执政后的毛左往往身兼旧秩序的改造者（左派）和新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右派）双重身份，具有双重特点。这种双重身份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长期保持的特点。随着对国家的向左改造的结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执政党后来主要扮演着新的现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有所懈怠，自以为左翼掌权并砍出向左转的几板斧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于是以终身的“进步左翼”身份自居，放弃了继续的进步和革新。于是有些国家的毛左不知不觉转变成了十足的右派（保守派）。这些毛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此完全毫无准备。一旦不知不觉完成了转换，很多毛左人士自己都还蒙在鼓里，迷失了自我，还在继续标榜自己的“左派”身份，还在持续抨击他们所谓的“右派”。

还要看到，掌权后的毛左除了身兼左派和右派的双重身份之外，还部分改变了极左民粹思潮的性质。因为毛左在野时所持有的极左民粹思潮是底层民粹思潮。但是当毛左掌权后，他们以行政力量向全国推行的民粹思潮就是一种精英民粹思潮。也就是说伴随着毛左的掌权，这种思潮也从底层思潮转身成了精英民粹思潮。

在这种民粹思潮转变性质之后，毛左和毛左思潮的思想基础和力量基础也逐渐发生了转换。上层毛左当然是借助底层毛左的群众力量和底层民粹思潮掌权的，但是掌权之后上层毛左有了成套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官僚团队来实施治理。这样一来上层毛左和底层毛左的血脉联系就逐渐淡化，上层毛左此后主要依靠行政官僚系统而不是依靠底层毛左。上层毛左掌权后在全国推行的精英民粹思想也主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贯彻。由此一来，底层毛左对毛左掌权的国家来说逐渐只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却被冷落和疏离。

但是，有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精英民粹思潮并不意味着底层毛左和底层极左民粹思潮就会淡化到无形，也不意味着底层毛左和底层的极左民粹思潮就不会再次抬头。例如，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工人下岗失业和一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日益艰辛，底层毛左又再次抬头，底层毛左的底层民粹思潮又再次活跃起来。

当这种底层民粹思潮和底层毛左抬头以后，就面临着在上层毛左掌权的国家如何看待重新抬头的底层毛左和底层民粹思潮的问题。实际上，当这种底层民粹思潮和底层毛左抬头以后，它和体制内的精英毛左思潮和上层毛左之间有一个重新相遇、重新相互辨认和重新确立攻防策略的过程。底层毛左在体制上层当然可以找到一部分支持者，底层毛左思潮也可以在体制上层思想宣传战线找到一些精英民粹思潮的宣传者；底层毛左也会遇到体制上层的反对者及其反对思潮。这样一来，底层毛左以其和民粹国家之间的血肉联系，很容易使自己所宣传的底层民粹思潮演变为上层斗争的工具。

前几年，中国的底层毛左思潮和一部分体制内上层力量结盟，力图使中国再向极左转变。所幸这股逆流以失败告终。但其中值得反思的地方太多，也不是本文所方便详细展开的。

三、作为施恩者的毛左与作为受惠者的毛左：收买人心现象的阶段特征

毛左在掌权之前，曾经广泛地使用各种极左民粹手法来收买人心，进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极左民粹思潮的支持者和行动者。这就出现了作为施恩者的毛左与作为受惠者的毛左。作为施恩者的上层毛左以种种恩惠和呼唤公平、平等、正义的均贫富做法，赢得了一大批底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越来越多的受惠者在这一浪潮中成为毛左思潮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壮大了作为施恩者的上层毛左的力量，使上层毛左得以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作为受惠者的底层毛左也因为要回报上层毛左的恩情，而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例如支援前线、运送军粮、送子参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到了很多恩惠并被收买了人心，这些作为受惠者的底层毛左还在感恩之心的驱使下让渡了很多的个人自由给上层毛左，并且不惜委曲求全、自我牺牲。

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收买人心的阶段特征。首先是上层毛左充当大好人，到处施恩于人，并且处处维护平等和公正，把这种平均主义民粹思想和民粹情感培养得轰轰烈烈。底层穷苦人出于感激、出于敬佩、出于对这种民粹情感和民粹热忱的喜悦兴奋而热烈拥护上层毛左。此后就轮到上层毛左开始不断地变相索取回报。支援前线、运送军粮和参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回报，直至后来底层毛左一直推动着上层毛左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将这种“施恩-回报”关系继续延续了多年。

四、几点反思

（一）委托-代理关系错位问题：代表权的异化

底层毛左把代言权也即代表权交给上层毛左，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东西方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都会出现代理人有意无意违背委托人权益的形象，有时候代理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底层毛左和上层毛左的关系中，也同样会出现这种代表权的异化现象。虽然在底层毛左和上层毛左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中，这种代表权的异化问题被淡化和忽略，但当毛左掌权之后这种代表权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直至使上层毛左基本脱离了其群众基础也就是底层毛左。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代表权异化的问题，西方一些政客在竞选时为了多捞选票，不惜对社会各阶层大开支票，大口承诺，让很多阶层的人误以为他就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等到赢得选举后就迟迟无法兑现承诺。所以对代理权或代表权的异化问题，毛左们的研究和认识存在不足，这是值得毛左们反思的一大问题。

（二）收买人心是一种策略：“声誉”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参与分配

笔者在2012年发表的《对中国法律人的忠告》一文中曾经列出了十几种资源配置方式：（1）劳动机制；（2）权力机制；（3）感情机制；（4）价格机制；（5）专业规则机制；（6）文化习俗；（7）声誉；（8）抢劫；（9）欺骗；（10）盗窃；（11）信用（借贷）；（12）非暴力欺压（或不对等合作）；（13）其它方式。上层毛左通过收买人心的方式形成的“声誉（威望）”显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像权力、金钱那样参与对资源的分配。上层毛左在当年无权无势的草根处境下，凭借着这种“声誉”积累起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而上层毛左因为拥有巨大的“声誉”而和底层毛左有了巨大的不同，底层毛左此时也许还是一穷二白，但上层毛左却可以调动巨大的资源和力量。所以对收买人心形成的巨大“声誉”，也应该视之为一种有力的资源配方式。“声誉”这种资源配方式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都是一笔巨大而且宝贵的财富，其力量未必比实实在在的权势和金钱小，所以上层毛左只要有了“声誉”就不能再说自己是纯粹的、一穷二白的草根。将“声誉”视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这一视角也可以给毛左一些启示。

（三）平常状态与非常状态对当事人的复杂影响：福利取代责任

毛左在野时期的侠义风格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毛左当时非常同情社会底层民众，而且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和温暖。这笔功劳也是很值得肯定的。但这中间的一些问题也应该指出来，以让后人注意。毛左这种大好人式的施恩，使自己成为很多社会底层群众的大恩人，很多社会底层民众因此愿意拼命报答毛左人士，有的甚至因为非常感动而乐意誓死追随毛左。之前是毛左过度施恩于人，大大超出平常状态地帮助别人，之后是受惠者过度回报毛左，大大超出平常状态。毛左施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这种非常状态下的施恩与报恩关系，不仅模糊了福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而且把平常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忽略掉了，形成了受惠者和施恩者之间的严重不对等关系，使受惠者从情感上和行为上都严重受施恩者的影响和左右。这为后来极左思潮的泛滥和形成不小的危害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责任”一词被抽空和隐藏，而“福利”一词被广泛使用埋下了伏笔。由此也更可看到，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远远超出平常状态的施恩和远远超出平常状态的受惠都蕴藏着类似的隐患。这一点不仅值得毛左反思，也值得慈善事业中的好心人和受助者们注意。（我们看到在一些孤儿院，孤儿们因为受院长的抚养和深恩，都对孤儿院院长充满巨大的感激和敬畏，甘心情愿为院长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院长在孤儿们面前也特别有号召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职位本身的权力。这算是和毛左施恩者、受惠者类似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