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木：记忆许良英

胡耀邦曾经向干部推荐说：“《爱因斯坦文集》，我大部分读不懂，但就是那读懂的一点点已经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那是因为这译本竟然出自一个中国农民之手。

不过年

过年了。平时我不大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记得有一次初一我破了例，因为着实佩服几位忘年的先生，包括许良英。接通许老电话，他劈头第一句是：“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给您拜个年。他回答：“噢，我给你拜年，给你拜年。”“嗨，您这么客气干嘛，做晚辈的给您拜个年是应该的。”“为什么年轻的给年老的拜年是应该的，年老的就不该给年轻的拜年呢？”

不久前，我把这事告诉了忘年学长张玲先生，记起这事因为新近许先生去了。张先生说：“许先生说得对，其实以往老一辈人平时工作什么的很忙，赶稿写作翻译什么的都寄希望于这有限的空闲，不希望被打扰。像我们家过去总是公开说———我们不过年。”她还给我讲她曾经在钱锺书故去的那年特意问候杨绛，并表达过年了，如需帮助就招呼一下。杨绛的回答也是：“谢谢，我们家不过年。”不过年，并非不通人情，而是珍重时间，或者说珍重生命。张先生很早前还对我说过：对老人，最好的尊重就是不打扰他们。

认识许良英先生，那是因为爱因斯坦。喜欢爱因斯坦的思想性的文章，尤其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洞见，让我惊异，我一直渴望能策划一本《爱因斯坦文录》。那个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的感受，同许先生所讲的胡耀邦的感受一样。他曾经向干部推荐说：“《爱因斯坦文集》，我大部分读不懂，但就是那读懂的一点点已经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文集》 的出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那是因为这译本竟然出自一个中国农民之手。

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

许先生的故事让我一度自省起来。他说早在1957年他就被定性为极右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送黑龙江密山的农场劳动。这个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干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办人，因为身体不好索性选择回家做农民去了。那时做农民，意味着永远没有出路。我突然无语：做中国农民原是一种惩罚？我想我被惩罚这么久竟然还不自知？许先生还讲过《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时值爱因斯坦诞辰九十九周年，1978年3月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消息，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先生说：“我感到恶心，立即去信说：本人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因此要求更正。

他为什么有缘翻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一度被定性为“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正是为了“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科学家，要把其政治和哲学言论编译出来以供批判之用”，崇拜爱因斯坦的许良英被记起，因此他1963年从乡下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宿舍、中科院哲学所等地住了一段时间搜集资料，因为是右派，最后只好借宿朋友家中。后来他借了一大堆书带回到乡下开始他的编译工作。商务印书馆每月给他预支五十元的稿费去换公分。农村晚上八九点就停电，他在煤油灯下继续工作到深夜。后来商务印书馆领导换人，顾不上爱因斯坦了。他的恩师王淦昌先生开始以化名每月接济他三十元生活费，让他安心工作。1979年1月许良英的右派身份得到“改正”。他说：“对于右派改正和恢复党籍我毫无欣喜之情。”但也就是这一年，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终于由商务正式出版了，我想他应该是很欣慰的。

许良英从初二就开始崇拜爱因斯坦，高中毕业后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的崇拜自始皆然。1969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派员找他借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他回答说：“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大概六七年前我曾和黎明等一起拜望许先生，黎明老师写过爱因斯坦传，他谈起了爱因斯坦对不起老婆的逸事。许先生勃然大怒，义正词严地训斥黎明老师没有根据。我觉得可爱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对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发飙，辩才无碍的黎明老师也白发苍苍了，低着眉边搓手边点头：许先生说得是，说得是。我无端想起契诃夫的一段手记：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指点着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说：“你呀，总是长不大呢？”

容易发飙的老孩子

许良英先生风度雍容和峻切严正互为一体。一直深切地记得有次我自己给他还书（我从他那里借来的一些不易得的书），他坐在我对面突然问我多大了。得到回答后，自己靠过沙发背去，突然放声笑起来：哈哈，我比你大五十二岁，哈哈。非常非常澄澈的笑容，宛然一个孩子。

他老人家一旦谈起爱因斯坦啊、民主啊、启蒙啊都体现了峻切的一面。我曾经咨询他关于启蒙的问题，他说要启蒙，知识分子必须先启自己的蒙。他还对卢梭理论极为反感，他建议我多读读洛克的书，我知道他的晚年一直在着力写作民主思想史，他曾经说过：“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还有一些我们不断被教导要淡忘的历史，我也曾拿一些自己道听途说的有限故事问他真否可信，不小心就会遇到他老人家的飙起：“谁说的！谁说的！告诉我，我找他！”我因此理解对面坐着的，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张玲老师曾经给我启蒙：你想想，没有那点彪劲，如何过得了那个艰苦的年代？别人经常并不和你讲道理的。

今天我回想着这多少有些两面的记忆，想起《世说新语》所载的嵇康，《世说新语·容止》中说嵇康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而《品藻》载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古字通“峻”）伤其道。”这我们从《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慨想。其实这封绝交信，并不是真的写给山涛看的，否则他后来不会把孩子托给这个人，而是借机公开自己的人格和立场罢了，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那个侧面。传统士人总是有一个政治梦，当这个梦严重受阻的时候，他们能干些什么，又如何表达自己，这是理解魏晋风流的根本所在，后来曹雪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世说新语·雅量》 又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比较起来，许先生高寿九十余，是为嵇康所不及，网上很多超过《思旧赋》字数数倍的悼念文章，斯为时代之庆幸。我还想，许先生的遗产也并不是广陵散，斯为思想之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