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设计。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国的主张。民盟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一种既不同于欧美的，也不同于苏联的新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因为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是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也不符合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实质上还是一套比较典型的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对此，民盟却认为这是引导中国的正确之路。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后，在谈到国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设计时，不无得意地表示：“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他还说自己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1957年的整风，本来是想“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结果章伯钧等人一上来就要推行多党制，两院制等那些“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设计，着眼改变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动作确实也太大了，越线了。1950年代还是新中国巩固政权的年代，中共主动提出整风，也是为了更好地执政，巩固政权，发展国家。如果让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登堂入室，那又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不过，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民盟的第三条道路之说依据不足。笔者只能这么说，希望在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要再有人提出类似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本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由于极端言论引发的群体事件，以至于演变成后来的反右扩大化的悲剧有不少。其中被毛泽东关注的福建省仙游县的“小匈牙利事件”相当有代表性。仙游县在1957年5月5日开始按上级安排进行整风。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大鸣大放批评意见，县委在6月6日还专门召开大会，表示诚恳接受，因为解放以来在各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但接下来的极少数人趁机发泄私愤、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就严重出线了，比如：“工农干部一无文凭，二无能力，怎么能领导”，在学校工作的被斥为“阿猫、阿狗”，在医院的工作的也要退出来。在工商业工作的，不但要要退出来，还要“下放到农村去，由资本家子弟来代替，这是子承父业，自古如此”等等。仙游县委对此一直保持克制，但被一小部分人误判了，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真的是要推翻共产党了。在极端言论的蛊惑下，短短几天就发生工人学生群众闹事十六起。特别是6月10日，出现了120多人围住县委一整天的闹事，后来还有农民集体到区公所请愿。时值学生即将放假，看到闹事情愿的，也出现一些声援。有些高初中毕业生说“如果考试完不能得到录取或安排也要闹。”整风整到这步田地，确实令人意外。但后来的结果却并不出乎人们的意外，道理很简单，还是上面那句话：就是就广大群众而言，没有也不可能要推翻共产党。当整风转为反右时，那些极端言论和极端行动的积极者，纷纷被划成右派。这时出现的情况立马变成反右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说连县委都一度都无法应对了：县委实在“接受”不了那么多右派分子，几次上报的右派分子名单都因为名额太多被上级退回重审，几经压缩才勉强过关。这些今天看来有几分啼笑皆非的故事，实际上今天的我们各方面人士都应该好好地思索，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当今某些有“良知”的人，只热衷发表一些“祥林嫂”式唠叨，他们只字不提当年极少数的人误判了形势，带来了极端言论以至于发展到极端行为，冲撞甚至冲破底线的言行。须明白，这种极端言行就是导致了中共从上到下的各级机构对形势的误判的主因之一，从而酿成了反右的严重扩大化。这一切造成的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样的教训，首先是中共要牢牢记取不再犯。但各界社会精英和普通老百姓，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国家咱们人人有份，谁要还想搞“折腾”，对谁都没有好处。

时至今日，祥林嫂式的唠叨仍然时常可见于各类媒体。这种在改革开放之初兴起的唠叨，有位叫韦君宜的还是有点名气。她也可以算是一位老革命，与胡乔木的友谊不浅。但是，就是因为胡乔木劝她把眼光放远一点，心态积极点，不要整天在唠叨中郁闷过日子，结果两人以往的友谊不再。韦君宜还认为，她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别人也一定受到过，谁不唠叨就不理睬谁。比如王蒙，就是因为对她说了文革期间他在新疆农村过得很愉快，韦君宜就冷淡相对，甚至把这种冷淡波及到王蒙的妻子，以至于王蒙妻子觉得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污辱。好在王蒙没有把当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的心情向韦君宜们汇报，比如“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等等，（见《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184页）1957年5月1日的中共关于整风的指示特地指出，要在全党提倡各级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不是现在各地又提倡领导到农村去三同吗？王蒙可以说是先知先觉者，他后来主动要求去了新疆，下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文革期间，谁也整不了他，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农民都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地保护他们一家。这与那些祥林嫂不一样，她们在唠叨中经常把当年的工农大众视为愚昧粗鲁有暴力嗜好一族。当你不理睬她们的唠叨时，她们就把话往极端上说，以说历史为由，比如，西方列强侵华功大于过，解放前的地主老财大都是勤劳致富慈悲为怀，工农红军成立之初就有强烈的暴徒倾向，等等不一而足。笔者对这种唠叨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效果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不管怎么说，工农大众还是社会的大多数，难道不能找一种更和谐的方式来共同努力搞建设吗？

回想反右以后30多年后发生的一些风波，诸多精英人物开始也都是说是从来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但他们到了国外说法就变了。笔者有本1994年台湾出版的，据称有多种文字版本并的风靡世界的《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其中就有那些精英们的言论，意思也和当年某些右派的大同小异，也预言中国的工人农民都有推翻的强烈要求和动力和行动，而且中共即将崩溃。有的比如严家其，设计的路线也是和当年的某些右派一样：多党制--修改宪法等等。他们这些人，对历史比较健忘，总喜欢发表那些极端言论。因此，海外的“民运”日渐式微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无论怎么说，反右造成的消极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毕竟右派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党内人士还是党外人士，他们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前面所说的葛佩琦，当他1983年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时，感到无比高兴，决心向前看（不像韦君宜喜欢往后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还有最早得到纠正的温济泽，在恢复党籍的第二天，就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交了积存二十年的党费（我们现在的党员有多少这样自觉交党费的呢？）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的是“我认为，我现在绝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见章乃器：《七十自述》）这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却被划为右派，他们受到的伤害是何其深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共也为纠正这个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作出了极大地努力。后来错划的右派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的还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中共对汲取反右扩大化错误的教训都是十分认真的。最近，中纪委的新书记王岐山明确指出：中共党员“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这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及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在当年的开门整风中，一些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不但公开抵触党中央的精神，而且甚至还充当了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内应”，这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警惕吗？那封在北大流传甚广的所谓的“胡耀邦讲话”等等，使毛泽东觉察到右派企图在党内制造分裂，从而也促使了整风运动的转向。如果当时全体党员，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员，能够始终保持与党中央一致，极少数右派分子无疑就会失去许多可趁之机，后面的整风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完全是大概率的事。回到当下，如果有的党员对党中央的决定有不同看法，可以按党章规定向上反映，这绝不会被打成“右派”。不过，即使公开发表那些出格的言论，也不会被打成“右派”，最多请你退出党组织就行了。看看今日的党员，有几个愿意被党请出门户的？像李锐这样老党员，在公开言论中经常出现与中央决定相违背内容，但他还旁听了十八大。笔者想，可能是已届高龄，难免有时对自己的真实意思表达不够准确。李锐在20多年前的表达或许更为真实，他写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上书212页）。笔者冒昧揣测，中纪委之所以没有对李锐这样的常有出格言论的老同志给予任何处理，是不是他有可能又是当今的葛佩琦或者温济泽呢？反右扩大化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要仔细甄别啊。可见今日的党组织对党员的处理是何其慎重！借用当年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中的条款，李锐很可能属于这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一般党员不要像李锐那样讲某些出格的话，以免造成组织对您的误会。对于党外人士，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对于所有政协委员，特别是党外人士，也是很及时的。如果要宣传极端主张，政协不提供舞台，以免产生误会，导致纠纷（但笔者相信，绝对不会造成全武行）。如果谁非要坚持极端主张，请去海外写文章做演讲出书刊，还可以上网发帖。没人能把你划成“右派”。不过，哪个地方的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请好自为之。还有，最好不要发表有威胁内容的东西，否则说不定会有人请你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