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徐铸成档案（下）

徐铸成家住华山路某公寓，里弄“专政组”下令所有的“黑六类”都要前往报到，报到时必须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将在旁边监视，不能遗忘或背错一个字。“黑六类”还必须公开贴出认罪书、必须公开贴出自己的“历史问题”或“罪行”。每周六晚上都要到里弄“专政组”门前听候传讯，叫到自己时要先向毛主席像鞠躬、背语录，再交上自己的“思想汇报”，等“革命群众”审查、训斥一番后才能回家，参加街道组织的“劳动改造”（“回忆录”，第313页）。逢年过节如被允回家，“专政对象”不仅之前要向单位报“计划”、之后要向单位汇报在家情况，还要在到家的第一时间向里委专政组“报到”。他在里委登记时第一次贴出的“本人情况交代”被批为对自己的罪行写得太简单，重又贴出“我的认罪书”，并制定了改造规划。当他家在1969年初被赶出“高档社区”华山路某公寓，搬到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灶披间”时，首先就到新的里委专政小组报到，并以书面形式交代自己的罪行。此后，不仅每周要向“单位”交思想汇报，还要向里委交一份（“文革”后发还的均是交给“单位”的，交给“里委”的或已散失）。里委专政组，可以随时抄“专政对象”的家。

他在1968年4月14-21日的“思想汇报”中汇报说：“上星期六（20日）晚7时，我们华山里委会革命群众召开斗争逃亡地主婆王文秀的大会，我和其他本地区的牛鬼蛇神也被拉去陪斗。这个地主婆隐瞒反动身份，逃避斗争和改造达十几年之久。这次，被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红卫兵小将的巨大功勋。红卫兵小将本月16日抄了她的家（她住在她女儿家里），发现不少变天账，从这里，说明她和她已死的恶霸地主丈夫，解放前有一千多亩土地（在山东），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在抄家中，发现她和她的女儿，从她恶霸地主丈夫解放后死在狱中（判死刑，缓刑两年）的尸体中，取出一块尸骨藏了起来。这说明她对党和新社会怀着刻骨仇恨，而且时刻梦想变天和反攻倒算。革命群众在大会上狠狠斗了这个地主婆，并揭露了她的女儿（在医院工作）的罪行，揭露她的两个儿子（混在山东某工厂里）几年来一直搞投机倒把的罪行。”接着就是他的表态：这次斗争会对自己教育很大，说明阶级斗争的确尖锐复杂、阶级敌人时刻阴谋复辟，而他们的子女如果不与他们划清界线，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走上反革命道路，说明红卫兵就是好、文化革命取得伟大成果……“里委会负责同志要我们写一份参加斗争大会的感想，有工作单位的，并向单位报告。我在昨天就把自己的感受写好向里委会汇报了。”（“档案”，第64页）

“文革”中他家被抄四次，其中一次就是里委专政组抄的。那是1968年“五一”之前，里委专政小组张贴通令，勒令“五类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在节日参加劳动，不得乱说乱动，出外和家中来人要报告，节后要交思想汇报。4月30日晚上，里委专政组发现他不到四岁的孙子收藏的毛主席像有部分拆损、有些背后还被涂抹，学写“毛主席万岁”等，认为问题严重，把这部分挑出，质问他为什么。他在4月29日至5月5日的“思想汇报”中“认罪”：“我认识到这些错误是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犯的严重罪行。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购备了几张伟大领袖相片在家中挂起，以后，不断对孙子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及领导革命的故事，想从小培养孩子对领袖的热爱。以后，每次同他上街，他总要到新华书店去，看到新出的领袖像就要买。我只看到他热爱领袖的一面，没有注意小孩的顽皮，没有经常查看。上月，我老婆发现他藏的领袖照片有皱褶，曾告诫了他。有一次，我老婆为了服侍中风的老母，没有看好小孩，回房时，发现他把蜡笔在领袖照片后涂抹，当即严肃加以制止，以后他就没有再这样过。总之，是我不该放任孩子收藏伟大领袖的相片，又没有注意防止小孩的顽劣举动。这是我对伟大领袖以及世界革命人民犯了罪。”里委专政组认为是大人教孩子涂抹的，有辱宝像尊严，罚他们夫妻二人在墙角跪了半小时向领袖请罪。里委专政组仍认为此事重大，报告派处所，5月2日派出所民警来调查具体情况，要他们以后注意。“以上经过，特向联委会及本社革命群众汇报，并再次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档案”，第70页；“回忆录”，第314页）

“五一”如此，“十一”更是如此。1968年9月20日深夜，“文攻武卫战士们会同里弄专政小组，采取了革命行动”，对里弄的“牛鬼蛇神”入户清查，约一时许来到徐家。把全家人叫醒，按户口簿查点后要他详细交代自己的罪行，最后询问他近来是否和人来往，他回答说：“我每天清早到机关劳动、学习、交代，下班后即回家，从未到任何地方去过。我母亲未死前，我妹妹徐德华每星期来看她一次病，母亲死后，她从未来过，此外，没有人来我家过”，“最后，文攻武卫战士勒令我把情况在今天向机关领导汇报，并老老实实交代罪行。”国庆节前夕，“专政小组的同志对我们宣布，在国庆期间，不许任意外出，不得乱说乱动，有人来要向专政小组报告，并布置了劳动任务。”国庆过后，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国庆期间的活动（“档案”，第132、136页）。第二年，即1969年国庆，仍是节前“汇报我在国庆节日中的打算”，“30日下班回家后，我即到里委会专政小组去报到。里委同志嘱咐：在两天节日里，少出门，多在家学习学习，不要到各处乱跑。”国庆之后，也写了详细的过节汇报。直到1970年元旦，仍是如此（“档案”，第291、292、299页）。

对这种“专政到家”，他表态说：“我感到群众专政实在好，实在有必要。过去，像我这样犯了大罪的右派分子，在机关内受到群众的监督，但回到家里就不感到任何压力，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改造只停留在口头上。现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专政，使专政机关和群众专政相配合，机关革命群众和里弄革命群众相配合，对阶级敌人实行严密的专政。这就大大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我国的革命秩序。对于像我这样没有老实改造的右派分子，也是彻底改造的有利条件。我一定要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彻底认罪服罪，在劳动和学习中，彻底改造自己的反动立场，争取重新做人。”（“档案”，第69页）

除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些“汇报”、“交代”更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必须检举、揭发他人。专政组、工宣队不断向他们施加各种压力，要他们互相检举、揭发。

“交代社会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审干”的重点内容之一。徐长期办报，社会关系广泛复杂，而且他是大右派、属专政对象而非内部的“审干”，所以专政者对他的“社会关系交代”格外看重，要从中寻找罪证、深挖“阶级敌人”。他交代了从陈布雷等国民党大小官员到邓拓、夏衍、魏文伯、陈虞孙等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共官员，再到专家学者、著名文化人等或深或浅的“关系”。

李平心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是徐交往几十载的密友，《文汇报》的许多社论，都是出自李的手笔。尤其是新旧交替之初，徐对新的政治话语尚不熟悉，每以撰写社论为苦，老友李平心体谅其苦，辄陪熬夜，徐往往半天不知如何下笔，总请李代劳。那一两年的社论，竟以李撰写的为多。“文革”一开始，李平心是上海首批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于1966年6月15日就被迫害致死。徐铸成要反复交代与李的关系，和交代与其他人关系不同，徐李关系的交代透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秘密”。

在1968年2月7日所写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他交待说：1960年他“摘帽”不久，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领导江华让他去做一些“高知”的“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徐心有余悸地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回答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江布置了具体任务：“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徐仍怯怯地问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江对他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江还问他与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他举出了李平心等人，江遂指示他先去看李。“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档案”，第50－55页）李平心是他被迫“交代”的重点。近一年后，1969年1月22日，他又专门写了“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透露出江华的指示非常具体，要他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并且嘱他：“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且有专人与他联系：“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再未去过。”（“档案”，第198页）

在“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他揭发说，李平心“解放以后，一直为《文汇报》撰写社论（每周一至两篇），现在回忆起来，他写的社论对修正主义是吹捧的，他竭力鼓吹和平主义，《文汇报》曾登过一幅和平主义的招贴，把世界各国文字以‘和平’二字集纳在一起，就是他一手设计的。”“现在回忆起来，他的确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解放之初，他常来报社写社论，往往写到深夜和我同车回家。有两次谈话我今天还记得，一是说斯大林和德国签订德苏条约是犯了错误；（现在对照来看，他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仇视的，对赫修上台后的苏共，却不反苏而亲苏共鸣了。）一是他以鲁迅朋友的口吻，说鲁迅是受中共排斥的，如果鲁迅不死，也要受批评的。（现在经过学习，更认识这是胡说，党和毛主席一直关心帮助鲁迅，主席给鲁迅这样崇高的评价，只有周扬等反党分子才是排斥鲁迅的。）（“档案”，第104页）

除李平心、傅东华外，江华还叫他去看找过金兆梓、王造时、刘海粟，“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那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19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教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在政协小组学习时，他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一度代表邮政总局局长”、“解放后由香港回国”的政协委员霍锡祥同一组，因此江华有时也派他去了解霍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每次谈话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文革”开始后则未再见过面。但是，最早江华曾派他了解傅雷的任务，他却未能完成：“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19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档案”，第50－55页）

久而久之，这种任务成为“主动”。在一则“补充揭发交代”中，他回忆说：“1962年前后，我在民盟市委学习时，听到有些人（民盟市委委员，大都是反动‘学者’）说‘学术’方面的书籍定价太高，而且在大学附近的新华书店常常买不到。”他认为“这显然也是向党的进攻，要出版、发行部门进一步为资产阶级服务”。回到出版局后，他立即主动向局长汪晓云汇报。后来，出版局一位处长告诉他：“汪局长在局委会议上还表扬了你，说你把外面听到的意见向党反映，这就是靠拢党的具体表现。”1968年12月12日写此补充揭发交代时，汪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所以徐立即又写道：“这可见汪晓云是一贯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同时，也可见他对我这样充当他们的‘驯服工具’是满意的。”（“档案”，第176－177页）

这些交代其实只是为了说明，自己在“摘帽”之后与这些人的交往完全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并非“黑串连”。不然，是罪上加罪。

在“那个年代”，有此经历者不可胜数，但绝大多数人在“平反”后发还这类“材料”时，都彻底销毁。徐铸成是有心人，不顾自己的“形象”，将这些材料悉数保存，为历史存留下珍贵的“写真”；徐的后人也是有心人，不顾自己前辈的“形象”，一直将这些材料保存完好且公之于众，也是为了给历史存留“写真”。只有保留历史写真，前车之鉴才可能成为后事之师。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