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转型社会中的警、媒关系一一以王立军报道为例（上）

  按：这篇，既是《起底王立军》的采写手记，也是对该组报道疑问的部分回应。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篇文章迟到了四个多月才面世。另外，“警媒关系”在文章里只是个由头，这个概念以后我会另文专章论述。本文删节版已刊发于近日出版的《南方传媒研究》第41期（标题改为《转型社会中的舆论监督报道》）。

  我现在仍能记得很清晰，《起底王立军》这个专题正式开始操作的时间，是2012年2月8日，即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的第二天。但之前我本人和南都周刊针对重庆事务所做的观察、铺垫和报道，则可追溯至四年前的2009年。

  这个采写操作过程，可细分为萌芽、发展、发力、风波与全面启动等六个阶段，

  王立军调任重庆是2008年中，他此前在铁岭和锦州的高调做派早就在媒体视野范围之内，因此调任重庆此举，本身即成新闻。

  我在央媒任职时的同事曾跟我提起王对媒体人都很仗义，每到该地采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拍片时可随时到王任职的警局征用车俩，走时将警车直接扔回市局大院即可。

  地方警局和权威央媒这种形同蜜月的警媒关系，既不奇怪，也为我所熟知。犹记彼时一位同行曾拉我一起去重庆做王，我言没兴趣，盖因所有在媒体上过于高调的人物，均会让我本能警惕。而王在东北那一套手法，即便冷眼旁观也可知问题一定多多。

  【萌芽始于2009】

  是年10月27日，首届法医人类学个体识别技术应用专题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个会规模很大，规格不低。实际主办单位为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为当然主席。我在重庆市局官网上查看到会议相关详情，以及对王显赫的学术身份介绍，颇觉震惊。此前对此人的怀疑再度浮上心头。

  有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医多是医科大法医专业科班出身，鲜见有自学成才的法医，更别说是法医专家。而王获得的这些殊荣，和铁岭公安局213研究所真正自学成才的颅面鉴定专家兰玉文之间，关系含糊。

  我随机悄悄向两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关于王的学界兼职情况，我向贺卫方老师发邮件了解他的北大兼职情况。贺老师向我证实，王确实为北大法律系刑法兼职研究员。2009年底我赴美，次年1月，关于王的国际法医协会任职情况，我又向某著名打假人士咨询。

  而年底爆出的李庄案，也让重庆打黑正式进入大众视野。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的李庄案报道是整个重庆形势中非常重要的一则媒体事件，这则著名报道的标题极长，含两个双引号，为《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

  是日我正在费城，晚上回到公寓，因为时差，正好看到这篇报道，非常震惊，于是在我的天涯博客黄亭子里写下一篇简单的博文，题为《为中国青年报叹息》。

  在这篇博文中我写到，这篇报道让我震撼，但震撼的“不是报道的内容，这个早在预料中，几个月前我就在推特上感叹重庆的小文革在逐渐成型”。震撼的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报道风格，更震撼的是“这样的报道居然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如果不是具体把关人的发昏章第十一，那就是这份有过光荣与梦想的团报，也在淌浑水，试图参与投机了”。

  这篇报道全文一共4591字，含258个诸如贪婪律师、李庄之流、有恃无恐、面授机宜等关键词。而华龙网彼时一篇类似报道一共5225字，有602字类似关键词。我把重庆传播战里的这类修辞手法，称为“重庆打黑词典”。

  此中很值得观察的即是前文所述地方警局与权威央媒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所有的央媒中，中青报是我所最敬重的一份报纸，在这种关系中本当自惕自持。但很可惜，王立军案后我们所拿到的材料基本证明，我前文所述之担心，并非多余。

  这篇博文随机被我的朋友、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转载到他的博客上，又随即被他的浙江同行，刑辩律师陈有西看到。陈随即在次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闻批判》的长文。这篇文章传播极广，反响极大。

  陈在随后的一周里，又接连写了《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三篇文章来分别评论李庄案。我后来把这四篇雄文称为陈有西的一文三论，尤其最后一篇《论智库》，基本就是向重庆市委领导上了一份苦口婆心的折子。

  现在想来，如果说我那篇小博文就像是一场大戏里的小过门，那陈有西这四篇文章则犹如后面浓墨重彩的主角亮相。李庄案迅速成为外界关注重庆事件的焦点。而陈有西本人，也因为介入李庄案爆得大名。

  在此之前，他就像浙江土员外卢俊义，专注本土商业诉讼，闷声发大财。自此之后，卢俊义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陈奔走江湖，四处讲座，热心公共事务，不畏浮云遮望眼，深情呼唤“体制内健康力量”。

  李庄案自此成为重庆的分水岭。

  【发展于双起论】

  话扯远了，拉回到对重庆事务的观察。

  去年10月在港大，今年1月在早稻田大学等地交流时，都谈到重庆报道，我反复强调一个新闻存量与增量的概念。过去十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类型化报道，比如刑讯逼供、比如冤狱、比如拆迁、比如贪腐、比如线上线下互动的群体性事件等等。这些报道几乎都是“可重复的场景”，也是类型化报道里的中国，我喜欢将其归纳为存量新闻。

  而增量新闻，比如高层政治，比如军队问题，比如宗教问题，既比较罕见能公开报道，也毫无疑问应属于新闻人必须致力的重点。而重庆报道，就属于典型的增量新闻。

  这年年底，我半开玩笑在TWITTER上建议各大媒体应该设重庆站，因预判未来三年重庆都会是新闻高地。事实上《东方早报》、《财经》杂志和《时代周报》等在此期间也开设了重庆站或派专人常驻渝，这批外埠媒体驻渝同行发回的大量报道，让外界观察重庆事务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如《潇湘晨报》的倪志刚兄就从李庄案二审中最早发掘出李庄的藏头诗。而彼时还在《新民周刊》任职的季天琴也在重庆采访，她旁听黎强案、李庄案等的感受与分析，让彼时还身在国外的我得以更接近浓雾环绕的山城。这种密切交流，也打下了一年后我们合作重庆报道的基础。

  2010年初，李庄案二审尘埃落定，我的墙内博客也被封杀，对重庆事务的观察陷入低潮，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的双起论事件。

  2010年11月，回国后的我受命接管《南都周刊》新闻版块，王立军及重庆事务自然成为我的关注重点。当月15日，王立军在重庆市局党委第22次会议上提出的“双起论”出现在网络上。

  王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王进一步强调如何对付媒体，“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王这些话，是在10月26日的党委会上讲的，因是对内讲话，所以无丝毫掩饰，直接，生动，感染力强，和前述中青李庄案报道一样，都是研究转型期警媒关系不可多得的样本。

  这番话之所以出现在网络上，是因王要求挂公安内网，并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手写两千字以上感悟。有警察觉得这些话很给公安干警撑腰提气，就主动贴到外网上来。

  当天我看到这个信息，吃惊之余随即在新浪微博爆出，并点名请王立军确认。北京律师浦志强也开始跟进，随后上海新闻晨报和南方农村报都有相关报道与评论。

  重庆警方监控舆情非常到位，迅速捕捉到我们这些言论上报并组织应对。事后我们获知的材料显示，警方对我们这些信息进行了快速有效的应对。应对分情报反映、舆情预警、舆情处置三个阶段，下面这段来自处置文件的话可窥一斑：

  昨日，政治部宣传处网络舆情巡查发现并预判，个别别有用心的律师、记者故意曲解、歪曲立军局长关于民警维权讲话精神，恶意诱导推动热炒“双起”，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舆情预警研判后，根据立军局长的重要指示，XX副局长亲自部署，指导策动制定应对预案，政治部XX主任亲历亲为，字斟句酌一线指挥。在市局领导的坚强领导下，昨晚到今晨，网络舆情引导战役紧张有序展开，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

  （三）政治部宣传处组织“正义之声”网评队伍对博客中国、中华、凯迪、网易等开通评论功能的论坛社区开展正面引导，口径为：“沈亚川、浦志强等不良媒体人士是断章取义、舍本逐末”，揭露他们妄图破坏重庆警方与全国媒体及70万新闻记者公共关系的险恶用心，采取“淹没”战术，使负面言论沉底。在跟帖回复中，以其他新闻事件和舆论热点，转移公众注意力，最终淡化焦点、平息舆论。

  这些文件里的关键词，比如“网络舆情巡查”、“舆情预警研判”、“网络舆情引导战役”、“正面引导口径”、“淹没战术”、“转移公众注意力”、“淡化焦点”等，准确而生动地显示在当代警媒关系中，重庆警界的真实心态与技战术。概括之，即定性上是敌我矛盾，应对上是军情化操作，针对性与实操性非常强。

  当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针对我们的技战术早已经在有条不紊的布局中。因同时期的上海11.15大火等其他新闻事件转移了视线，此事随后平息下来。

  【2011重庆年】

  第三波，是2011年春天的发力。在杭州年会上，我们开始着手安排重庆事务的封面报道，这是南都周刊关于重庆报道的发力伊始。策划案上我定的标题为四个字：围观重庆。包括四篇稿子，文强案的遗产、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红色卫视经济账、酉阳官员监控风云。

  此时，已加盟《南都周刊》担任高级记者的季天琴熟谙重庆政情，于是由她领衔，和另外一位高级记者曾向荣联袂兵发重庆。

  前期采访很不顺利，我们不久即收到指令，要求季曾两位立即撤回来。也就是说，重庆方面盯得很紧。

  但这四篇稿子，除了文强案遗产因前期无法推进以致流产外，其他三篇后来都陆续以单篇的方式刊出。其中，为降低敏感性，由季天琴操刀的《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更名为《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刊出，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和王立军关系最直接的一篇（采访详情，季在《南方传媒研究》上《我的2012》一文中有详细追忆）。

  我的预设目标本要在这篇中解决王立军的西政教职合法性问题，季也在前期采访时和王直接间接有过核心问题的采访接触，西政为此连续给我们发来三份传真，表示聘王为教授合法合规，有理有据，如周刊报道有误，将追究法律责任云云。

  后考虑到风险，周刊总编陈朝华拿下了这部分内容。现在看来，这个决策非常明智，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预留了足够空间。

  回过头来看，倘以重庆报道为例，这个时期的警媒关系，确实类似敌我关系，我们的记者去重庆，就像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到了白区，得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事后，我们拿到的相关材料也证明，这些担心确非多余，王立军时期的重庆警方依赖大情报系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监控系统，上了黑名单的人，都在全方位监控中。其时，重庆本土有气节有想法的媒体人日子更不好过，被打压者有之，险些被劳教者也有之。

  这批报道见报后，随即就是2011年4月的李庄案第二季，我们面临的情况已较紧张，无论是媒体管理方和重庆方面，都在提前布局管治舆情，再次冲线的难度极大。

  由此我策划了一期剑走偏锋的封面报道，题为《大牌律师转型》，意即从李庄案等开始，一批大牌商业律师开始试水公共参与。这组报道含三篇稿子，其中最核心的一篇即为《李庄案背后的律师暗战》，操刀记者仍为季天琴。

  操作这篇稿子的关键是时间踩点，既不能公然对抗管制，也决不能损害到李庄的利益。我们设计这组稿子的传播时间点有两个准则，一是在李庄6月11日出狱那天推出，二是确信他已平安抵达首都机场后才上网推广。

  事后证明，这期稿子的时间窗口非常侥幸，上网后第二天即收到非常严格的禁令，其他媒体已无法跟进。一家著名杂志的大规模李庄案报道，彼时因已无法见报，只好给记者发双倍稿酬以做安抚。

  亦由此可见，在复杂的警媒关系生态中，媒体报道的时机把握，需要非常到位的判断。一着不慎，即满盘皆输。李庄案第二季这个报道经验，也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提供了借鉴。

  在随后6月，是著名的“一坨屎”劳教案，这个人神共愤的案例让人联想起文革时著名的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但此案当时所有信源被重庆方面控制住了，媒体已然无法跟进。

  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我的同事又操作了一期与重庆有关的封面报道《种树政治》。8月，南都深度记者姜英爽专访到了出狱两个月后的李庄本人，都市报不便刊发，在报系领导支持下，我们拿过来作为封面报道《李庄说李庄案》在周刊有惊无险地刊发。

  如此，周刊连续做了四期关于重庆的封面报道，这种攻势一直沿袭到2011年下半年。9月，获悉重庆警局和奥康威视公司签约天价监控设备，我关心这种“治安乌托邦”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于是策划做了一期有关监控的封面报道，但这时考虑到局势已积累到高风险态势，我们已不太敢再直接拿重庆来解剖，只选择了解剖这家公司。

  总之，和其他媒体比较，《南都周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薄王倒台前即对重庆事务做了密集的报道。2011年，堪称是《南都周刊》的重庆年。但这一年最后几天爆出的一个小风波，倒是让我始料未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