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纪念习仲勋
今年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虽说他已经逝世10年了，但他生活、工作过的关中平原、陕北高原、陇原大地、洛阳古城、岭南广东、首都北京的人民群众，仍深情地传颂着他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人和事，缅怀这位“从群众中走出的群众领袖”。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背着农民去看病
近几年，甘肃南梁，陕西照金、马栏，建立了革命纪念馆，保留、传承、研究、宣传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辉煌历史。
陕甘边区流传着习书记背患重病的农民看病的故事，至今听起来还是那么亲切，那么感人。73年前1939年5月的一天，关中分区习仲勋书记到新宁县（现甘肃省宁县）一个村落视察，发现被抓“壮丁”一青年的父亲李青林身患重病，他看到李的老伴在家中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二话不说背起患者到了边区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得马上输O型血，不然有生命危险。”习仲勋到保卫大队组织人力到医院体检化验，但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了血，李青林终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说：“你要是还继续在国民党队伍里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他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儿子表示：“国民党队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寻机逃跑，参加八路军，您放心吧！”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李青林和他儿子几次感谢习仲勋，他说：“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救了记者的命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之后，《群众日报》记者、编辑延泽民结核病复发，高烧不退，卧床不起，病情十分危急。当时，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极其匮乏，整个陕甘宁晋绥联防卫生部只储备了50支，任何人使用都须层层上报，最终审批权是习仲勋政委。
身在延安的延泽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领导写了几句话并报习仲勋，希望组织上能转到在西安忙碌的习政委手里。当时战事紧张，令延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习仲勋在西安收到从延安传递的申请报告，随即就批准了延泽民的请求，同意医院给延泽民10支链毒素。用药后高烧降下来，但低烧仍在持续。习仲勋闻讯后又批了5支，结果不到20天，延泽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战胜了病魔，挽回了生命，重返《群众日报》，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舆论阵地。
后来，延泽民见到习仲勋，带着解释和感激的心情说：“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才使我活过来的。”习仲勋听罢，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容中显露出对他的康复而高兴和喜悦。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给来信来访者满意答复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建国之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他发现有很多人提着干粮、带着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门外边，这些人看样子像陕北人。他急忙找来秘书问明情况。原来，解放陕北时，有些农民的儿子因当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们的家人便跑到西安来寻找儿子。习仲勋当即让秘书通知传达室的人员：“对待乡里人要客气些，他们老远跑到西安找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要热情接待，让乡里人进来坐下，给他们好好地查询，一一地答复。”由此，西北局大门口正式设立了接待室。
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还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来信来访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报告。
习仲勋熟悉和了解民情民意，他认为老百姓最懂得忍让，群众来信来访，一方面说明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还相信党、相信政府。正如习仲勋所说：“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人
1953年9月，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会变迁，作家创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不适应、压力大，创作时难放开手脚，作家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习仲勋认为，一方面作家要加强学习，跟上时代步伐；另一方面领导者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责任心，多关心和帮助作家，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告诫文艺界的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有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创作士气，激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只要方法对头，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面对崭新的社会生活，作家们无不激情澎湃，纷纷拿起笔表达心声，全心全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建国初，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短篇小说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诗歌、散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生活，是建国初期文学作品的鲜明主题。
陕西是古老戏剧发源地之一，被鲁迅称为中国戏剧宝库，这里汇聚着通晓古今，流派林立的艺术人才。老艺术工作者提及习仲勋，交口称赞习仲勋他是文艺工作者知心人。
1957年，习仲勋受邀与陕西省领导一起去易俗社看戏。在演出即将结束领导接见演员时，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却径直冲到台前高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顿时，整个剧场一片哗然。习仲勋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领导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习仲勋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社领导接过电话说：“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处理方案。”习仲勋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我还正在为那位老艺人担心哩！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见，你们一定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场开会的人，都被习仲勋的话感动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1913—1972）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看望王天民，还特意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一个普通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动地说：“旧社会老艺人病倒了，没人过问，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了。今天却不同，我这个老艺人病倒了，却有国务院副总理为我寻医问药，给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饭……”说到这里，老人激动不已，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把困难群众挂心间
习仲勋身居要职，心念群众。在他的眼里，群众的事就是头等大事。1961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收到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富平灾情很重，群众缺吃少穿，难度年关。有外出逃荒的，有卖儿卖女的，更有甚者，县东北老庙有位40多岁的哑巴妇女，家人养活不过来，就将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来信，习仲勋表情非常严肃，内心特别沉重。关中自古米粮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让从小就体验过饥饿滋味、又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情谊深厚的习仲勋寝食难安。
他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政府立即派员到富平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不久，就从陕北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济富平灾区。并允许灾区群众可以到陕北自由换粮，不受当时的政策限制。灾区群众到延安、甘肃陇东一带换粮，运输困难，肩扛人背，路途劳顿，苦不堪言。省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动了汽车，帮助灾民们从延安和陇东运回粮食。
吃粮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习仲勋却没有就此放下心来，1962年4月，他又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信中说：“把返销粮的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灾民，富平老百姓至今难以忘怀，说起这段往事，群众说：习仲勋是不忘本的领导干部。
1985年11月，习仲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在江西老区视察时，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遂川县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一名复员军人是突出的特困户。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习仲勋一行来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北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寒气逼人。屋子里陈设简单、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习仲勋望望已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他家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习仲勋握住复员军人的手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已经十分感动了。” 复员军人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格，挺起身恳切地说：“我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给了救济，我应该体谅国家现在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慢慢好起来。”
“你们看看”，习仲勋转过身来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能这样体谅我们的政府。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习仲勋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复员军人这样的特困户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而眼下，要马上帮助复员军人一家把房屋修缮一下，让他们一家能够在温暖的屋子里度过这个冬季。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两年后，复员军人家的房屋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
遂川人民说起习仲勋为民办实事的好传统、好作风，极为感动，那位复员军人感到习仲勋是他脱贫致富的大恩人。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诚心诚意与工人交朋友
九朝古都洛阳，历史丰厚，文化气息浓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156个大型项目在这里安排了10多个，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耐火材料厂就在其中。习仲勋被错误处理后，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1975年5月至1978年5月，分别下放到这两个厂劳动锻炼。
1965年12月习仲勋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是挂名副厂长，实际上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生产劳动。
工厂里的老领导、老工人回忆，习仲勋保持着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老八路作风，经常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工作勤勉，办事公道，团结同志，作风正派，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深获教益。
习仲勋和同班的工人师傅们混的很熟，差不多每个师傅家里他都去过，还和许多师傅互相成为家中常客。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尽办法给予帮助。这方面的事迹很多，人们提起来也都非常激动，感慨万分。
习仲勋在电工班参加劳动期间，从来不以老干部、老领导自居，而是严格要求自己，以一名小学生、普通劳动者出现。他平易近人，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工人干什么，他干什么；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有多少油。他每天早来晚走，遵守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叫干啥就干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和挚友。
金工车间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觉得习仲勋毕竟是60多岁的人，体力远不及车间的年轻人，给他安排重活于心不忍，便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的、干净的工作。他和其他工人一比觉得不对劲儿，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知道他是真心来劳动、学习的，之后，分活时便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把自己的活完成后，还主动找活干，要活干。他这一主动，深得全班工人师傅的信赖，和工人师傅们的感情更融洽、更真切了。
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和师傅们谈心，到他们家里串门交往。工人师傅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并介绍当年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他也热情启发鼓励大家牢记党的宗旨，好好为人民服务，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注意搞好班组团结，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大伙通过和他一块工作、一块生活、一块学习，见他十分平易，好接近，没有架子，普遍称他为“难得的老干部，老领导!”
赵发劳回忆说：习仲勋一次和我谈心时问我，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住在哪里?当我告诉他，我家四口人，住在谷水租赁的民房，生活尚不十分宽裕时，他流露出十分关心的心情，而且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我家探望。他到我家后，见一家4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又出的高价房租，深表同情。他当时一面宽慰我现在要多体谅国家的困难，一方面马上掏出100元钱让我先用，我推来推去坚持不收他的钱，表示自己有困难可以克服。但他这种关心他人的品德确实令我感动。他离开我家后，我爱人问我“这是谁?这样关心咱们工人!”我说这是上面下来的大干部，现在是厂里的副厂长。我爱人说：“我看着就不同一般，是个大干部，大干部就是不一样啊!”
老职工杜道杰回忆，习仲勋与他交谈多了，一来二往比较熟悉，就提出到洛阳北郊井沟村家中看看。到杜道杰家里，发现家况不景气，就主动掏出钱接济他，有时10元，有时20元。杜说啥也不要，习仲勋就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 杜道杰说：“习仲勋对我可真够关心的，不仅生活上照顾，政治上也常鼓励。我们家和我们村里的人，听说我能和这样一位大干部交上朋友，都为我高兴。还说：‘像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习仲勋《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文章中说到：“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我对矿山厂是有感情的，我喜欢这个厂，更喜欢这里的人”。
1975年5月，习仲勋第二次下放洛阳，分配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文革”中无限上纲的做法，给他很多警示，到厂后，他明确告诉工厂干部“还是回避为好，以免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耐火材料厂， 他很少与领导干部接触，更多接触的是工人，和工人交朋友、谈天说地，他感到很愉快。
习仲勋串门比较多的是邻居丁师傅家。其原因，一是同住一个门洞；二是和丁师傅同是陕西老乡，风俗习惯，饮食口味，尤其是语言，这些都很容易沟通；三是丁师傅两口好客，家中还有两个聪明听话又很勤快的男孩丁敏和丁虹，讨人喜欢。习仲勋在洛阳，虽有夫人、女儿陪伴，但买粮、买煤、打蜂窝煤等出力气的活儿，总要有人帮忙。特别是那时买煤困难，头天晚上就得排队。所以，他家里不管有点什么事情，不用吭气，丁敏、丁虹和热心的邻居们就给办了。
有一天晚上，习仲勋独自散步回来，上楼前，第一次来到丁师傅家里聊天，自然是以老乡的话题为内容。末了，丁师傅爱人端来一碗家乡风味面条，习仲勋吃了，高兴地连声说：“好吃，好吃!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家乡的面条了!”
以后熟了，习仲勋常到丁家来串门，每次都聊到深夜。丁师傅一家最喜欢听的“新闻”是，介绍中央领导们的日常生活趣事以及习仲勋的革命生涯、战斗故事。而当习仲勋起身告辞时，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便递到了她的面前。看着丁师傅爱人一脸即热情又诚实的微笑，习仲勋便不好推辞了。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丁敏和丁虹实际上成了习仲勋的勤务员。当习仲勋起身告辞回家时，不用老人说，他俩就会主动扶习仲勋上楼。有时夜里，一听到习仲勋上楼的脚步声，他俩便会跑来给习老当“拐棍儿”。
一天夜里，送习老上楼进屋后，孩子已经脱下衣服准备睡觉。这时，忽听习仲勋房里“咚”地响了一声，孩子连忙披上衣服，跑上楼询问。当得知是习老不慎碰翻了一只凳子时，才放心地回到屋里睡觉了。
洛阳耐火材料厂职工及丁师傅追忆习仲勋，不约而同的说道一个话题：“习仲勋是个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的人。”
人民纪念他，因为他情系革命老区
习仲勋是黄土地走出革命家，十分关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创建的中央苏区在建国后的建设和发展。
1985年11月，习仲勋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乘车前往江西考察。汽车突然遇到了堵车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摇着红旗，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的，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申明了自己的意见。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觉得当年中央苏区领导干部的形象又回来了！
习仲勋提出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作“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他不是群众的老爷，而是群众的公仆。只有为群众多办实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理得。
1997年4月，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到深圳开会，听说习仲勋就住在这里，便前去拜访84岁的习老。习仲勋一见忽培元，便问：“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忽培元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仲勋接着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得怎么样？”忽培元说：“原油年产量已达到100万吨，煤炭产量现在突破600万吨。”习仲勋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忽培元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仲勋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
习仲勋接着又关切地问：“延安老乡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忽培元回答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习仲勋说：“这很不简单。你们用了什么好办法？”忽培元说：“我们选择了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改变了过去单纯打坝修梯田的那种办法，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习仲勋对此很感兴趣，又追问道：“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忽培元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三年内脱贫。”习仲勋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要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会见结束后，习仲勋坚持把客人送出楼道口。忽培元已走出好远了，回头时，却看见习仲勋还站在那里，不住地向他挥手。
习仲勋同志逝世10周年之际，陕北人民怀念他，老区人民怀念他，工人师傅怀念他，农民兄弟怀念他，文艺工作者怀念他，脱贫致富群众怀念他……纪念他的坦诚相见，纪念他的高风亮节，纪念他的德高望重，纪念他的崇高形象。习仲勋的一生说明“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的永恒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