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从人民银行行长到省委书记—关广富
我要记录的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名字叫关广富，曾经的湖北省人民银行行长，在1983年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其实，这么一个大人物是不需要我来为他作传记的。我相信，官方的，民间的，写他的人肯定很多。但是，很多人并不很清楚，关广富先生是从省人民银行行长一步跨上省委书记这个位子的。可以说，在中共的干部制度上是一个特例，是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特例。
而我，恰恰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1983年，我当时的身份是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办公室秘书。
像往年一样，每到岁末年初，都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分行长会议，总结今年，安排明年。像往年一样，也是我陪同关广富行长到北京参加会议。
我的身份是秘书，当时在机关里称为“笔杆子”。那个年代的秘书，不像今天的首长秘书，位高权重，是二号首长。但是那个年代，社会上充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一个单位的“笔杆子”是颇受人尊重的。
我和关广富先生的相遇，也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
我是1974年到湖北省银行干部学校学习的，当时的身份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是一个历史称谓。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的方式，当时的口号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大学生”，所以称为“工农兵学员”。1974年，我从湖北省黄陂县推荐到湖北省人民银行所属的银行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湖北省革命大学，是一个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的领导归属是湖北省人民银行。
我在去银行学校上学之前，已经开始在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在那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政治经济学为何物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自学政治经济学，读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教科书，的确是非常稀罕的。我不仅在学习，而且还写了一些读书笔记，比如我曾经写了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文，当这篇论文作为我报考银行学校的资料送到学校时，学校里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大吃一惊。
所以，我在学校期间，就以能读《资本论》而浪得虚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关广富相逢。
那是1975年。我当时在湖北的监利县。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学习，有很多名堂，那个年代，学习是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谁还要你真正读书？其中一个名堂就是“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把学校办到基层去，我们就到湖北的监利县去了。这是一个位于江汉平原的一个农业大县，富饶而且贫穷。我们开门办学的基地，就设在人民银行的监利县支行。说是办学，其实就是在银行做一些出纳会计的具体业务工作。我在学习信贷业务。和一个农村信贷员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存在一种高利贷现象。而且这种高利贷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实物形式存在。我和这位农金员在监利的堤头公社的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曾经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的转业军人，他有多余的粮食，春天他把稻谷“贷”给那些急需粮食渡春荒的农民，秋天以一倍的数量归还。就是借一担还两担。也许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江汉平原存在好多年，因为这里灾荒不断。但是，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之下，这种形式会看成一种剥削，也看成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扰乱而不允许存在。当时，毛泽东正在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人民学习列宁的教导“小生产每日每时的在产生资本主义”。堤头公社的这一桩高利贷案子，正好迎合了这个大环境，证明了无产阶级理论的正确。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从监利堤头的高利贷看小生产如何产生资本主义》。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文章，但是在当是却是应景之作。很快，我的这篇文章就作为成果被刊登在学校的开门办学的《学报》上。
有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这一篇文章，使我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关广富发生了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1972年即调入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的关广富，是一个极爱学习的人。他思想新锐，精力充沛。在他之前，人民银行这个机构在省直机关是比较受冷落的单位，调到人民银行任职的领导，也被认为是去“养老”。关广富的前任，就是一位在延安时期就此事金融工作的老干部。但是，关广富却是一位非常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可不愿意来养老，他雄心勃勃，要在人民银行的舞台上干一番事业。
1975年，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在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组织了一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讨会。通知我们学校的领导要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议上发言。我们学校一位副校长就把我写的这篇文章带到会议上，以此为主题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立即引起了关广富的注意，他是一个对新事物极为敏感的人。他笑着对这位校长说：老陈，你的水平我知道，你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老实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这位校长也是一个极忠厚的人，他如实报告说，关行长，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学生写的，是他在监利县开门办学的一份调查报告。
关广富听说后，先是一惊：学生写的？然后马上正色说，把这个学生给我找来！于是，我走进了关广富的视野。
1975年的夏天，我记得午饭以后，我正在厨房的水池边洗碗，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走过来对我说，陈浩武，下午两点钟，你去省人民银行政治部，有人和你谈话。
在那个年代，一听说组织部门谈话，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我当年在学校读书，虽然经济学成绩很好，虽然《资本论》读得很好，但是由于“批邓不积极”，依然属于“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加上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在政治上一直受压制，被边缘化。入团，入党这样的事情轮不到我们，挨批的事情经常有。所以，听说省人民银行政治部要我去谈话，我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大错误，因此心中非常忐忑不安。
我在武汉市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对象，就跑去找到在省卫生厅工作的一位老朋友，请他帮我分析一下，究竟这事是福还是祸。我的这位朋友对我非常了解，他安慰说，不要怕，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情。而且他表示要陪我一起去人民银行，意思是给我壮壮胆。
省人民银行办公楼在今天的武昌司门口，是国民党时期的湖北省银行旧址。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院，巨大的铁门给我一种极为威严的印象，铁门里边，长长的葡萄架遮蔽了夏天的阳光，显得非常阴凉。条石的屋基和宽大的木质楼梯，使建筑物看起来非常庄重。我的朋友就在葡萄架下的长凳上坐下等我。谈话的是政治部主任，内容很简单，但是非常令我意外，甚至给我惊喜，通知要我马上去省人民银行办公室实习。其实就是关广富要我去他的身边工作。于是，我的命运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实习一年以后，我毕业了，正式分配到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成为办公室秘书。
关广富命运的巨大转变发生在1983年。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政治最清明，社会充满正义感。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质，主体是昂扬。对于关广富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的机会，就是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
实事求是的说，关广富在担任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期间，的确展现了他的优秀才能和进取的精神。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银行在经济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它只不过是财政的附庸，担任一个“出纳员”的角色，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人民银行的作用开始显现，那时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的思想，但是，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涌动下，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银行信贷已经启动对国民经济重要杠杆作用，而且开始从流动资本领域转向固定资本投资领域。银行业开始在很多领域取代财政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我记得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叫《按价值规律办事》，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要发挥银行的作用。所有一切，都在显示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正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大变革，为关广富这样的精英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使他有了展现作为金融家的才华的机遇。作为一位非常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他敏锐的看到了银行在新时期的巨大功能，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思考，他极强的行动能力，使他在湖北的金融活动中屡屡有创新之举，把一个省级分行搞得风生水起。很快赢得中共湖北省委和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视。他的勤奋，好学，开拓精神，善于抓典型，以点带面的工作作风，也使得本来比较保守的银行系统充满朝气和活力。
我当时总结了一个“第三期简报”现象。
每年在北京的全国银行分行长会议，关行长的发言一定会刊登在会议的第三期简报上。会议的第一期简报是中央首长讲话，第二期简报是总行领导讲话，第三期一定是关行长的发言。一到大会分组讨论，总行的一些“大笔杆子”，象王喜义（后来担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肖（后来担任工商银行总行行长）等，都会到中南组，听关行长发言，然后把他的发言整理成简报。年年如此。当年关广富和他所领导的湖北分行，的确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一个标杆。
1983年初，像往常一样，他带我去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这个时候，我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七年了，他对我信任有加。无论是下基层调查研究，还是到省委，到北京开会，他都带着我，此时，省分行的主要的文字材料，包括行长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来银行会议的报告等，主要都出自于我的手笔，出于对他“知遇之恩”的感激，我几乎是拼命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这次全国分行长会议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
他向我透露，他可能马上要担任湖北省副省长。
根据后来的资料证实，关广富在去北京开会之前，省委已经和他谈过话，让他出任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
北京的冬天，气温极低，关广富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因为外面温度太低，我每天晚上陪他在京丰宾馆酒店的大堂里遛弯。有一天晚上，他一边走一边对我叹息说，这么多年，组织上没有考虑他的提拔问题，这下可好，一下来了两个！
原来，人民银行总行得知关广富要担任湖北省副省长，马上召开党组会议，希望提拔关广富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因为当时总行李飞副行长退休，需要马上补充一名副行长。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是吕培俭，吕是从财政部副部长位置上调过来担任人民银行行长的，他担任行长以后，曾经到湖北省调研，对关广富印象极深。吕培俭去找中央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姚依林要他去给湖北省委协商。关所说的“两个”，就是指当时湖北省和人民银行都在争着用他。
如果事情到此，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事情没有完结，而且奇峰突起。
当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本来，按照中央的意图，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分两步走，第一把手先由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同志过度，配一些年轻的干部逐步接班。按照中央的部署，湖北省由王全国同志担任省委书记，而且王全国本人也到达了湖北省，甚至已经在省委礼堂作了报告。
这时，四川省委书记谭显龙给中央写信，他建议中央在推行干部年轻化问题上，不要“两步走”，而是要一步到位。即马上选拔年轻的干部担任省委第一把手，加快年轻化的步伐。而且他本人表示，自己愿意提前退下来，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志。显然，这是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老共产党员。
胡耀邦总书记接到这封信，可以说是大喜过望。
推行干部年轻化，主要的阻力来自于老干部。现在有老干部自己站出来讲话，自己表示要提前退休，以支持中央的干部年轻化战略实现，这简直太好了！于是中央决定，凡是还没有宣布新班子的省份，一律暂时停止，重新考虑人选。
于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被再一次找到北京京西宾馆，中央领导同志要湖北省委重新考虑，谁适合担任年轻的省委书记。这时，关广富的机会来了。
关广富出生于1931年，当时只有52岁，属于年富力强；他有湖北大学函授的学历文凭，也勉强可以算作大学生，属于有知识；他在人民银行工作，属于懂经济，算是专业干部。中央领导同志拍板：就是他！
此时的关广富还在京丰宾馆开会，他并不知道发生在京西宾馆的这一幕。
不仅他不知道，连吕培俭也不知道。这位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前几天正和中共湖北省委商量好，湖北省委同意让关广富去北京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他兴冲冲的去给姚依林副总理汇报，此时知道内情的姚依林告诉他：你来晚了。关广富已经被中央确定为湖北省委书记。
我们还在京丰宾馆开会。
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他自报家门，说他是湖北省委办公厅处长。然后非常郑重也非常客气的说：有一个重要工作请你帮助，你一定要买到一张今天晚上七点钟的37次火车票，一定要把关广富同志送上火车，让他明天早上到达武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从这位处长的口气里能看出事情的重要性。我马上去落实，通过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拿到了晚上的火车卧铺票。并且把关行长送上了火车。我记得关行长和我分手时，对我说：小陈，给我一点钱。
关广富有个特点，从来不碰钱。和他一起出差，所有的生活方面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安排。那天，我给他10元钱。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
我把关行长送上火车，回到宾馆以后，那我办公厅的处长再一次来电话，询问情况。当我告诉他关广富已经登上去武汉的火车时，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关行长回去了，人民银行通知湖北分行另外派一位副行长来北京代理关行长参加会议。刘振陆副行长代表关广富来北京参加会议。
京丰宾馆的行长会议还在进行。
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京丰宾馆两周的会议，外面已经发生了好大的变化。
几天以后，关广富重新回到北京。
当他再一次出现在京丰宾馆时，他乘坐的是一辆挂军牌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位身高估计在一米九左右的英俊魁梧的军人，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员。在一个如此高大的军人面前，关广富的个子显得更为矮小。但是，此时的“关行长”已经成为“关书记”了。他正式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第一把手。完成了从一个部门负责人到地方“诸侯”的大步跨越。
他这次进京，是中央领导人和他谈话。他刚刚在中南海见了习仲勋和宋平。他告诉我，那天我把他送上火车以后，第二天早上到达武昌，马上被省委的人接到省委会议室，等众人坐定，韩宁夫同志宣布中央文件。他说：当我听到“关广富同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时，我的脑袋“叭”的一下炸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手势，那个手势是表示“爆炸”。所以，直到他进入省委会议室的那一刻，，他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省委书记！他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从那个时候起，关广富就开始了他的湖北省最高领导的任期。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二年，创造了湖北省委书记任期最长的记录。
至于他担任省委书记的功过如何，相信自有历史评论，那就不是本文所要表述的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从“关行长”成为“关书记”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更多的关于他的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他起码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在湖北做出什么明显的政绩。所以，干部的选拔究竟怎样才算成功？怎样才能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关广富的例子给人很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