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传信：北京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公开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新华社当天将此文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中央、省市级大报转载。《实》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①]，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论)，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它如同一声春雷，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幕。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北京地方是怎样参与并开展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极少且语焉不详。本文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完整、细致的梳理。不当之处，请批评。

一、以“转载”他人讨论为主的阶段(1978年5月—11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开始了揭批“四人帮”罪行的运动。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一部分人认识到“四人帮”做过的一些事情和毛主席的错误密不可分。人们厌倦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渴望国家和个人生活变得更好，前进的步子快一点。但是，“两个凡是”居于主导地位，束缚着多数人的思想。两种思想的交锋不可避免。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这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到1978年时，人们再也不想看着国家徘徊下去，这正是《实》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首都的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人们的总体思想状况自然也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于《实》文，北京市没有及时转载。不过，依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5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就质问：“打倒‘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工作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一看二慢三通过’呢？”并结合几个工厂生产发展的实例，指出：“没有思想上的大解放，就没有速度上的大突破。……极左不批透，余悸难消除，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就是一句空话。”[②]5月21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再次批评一些领导人遇到问题“疑虑重重”，传达上级精神“照本宣科”的思想状态，呼吁“一定要敢想敢干，勇于负责，发奋图强”。[③]

“实践”论和“两个凡是”论正面交锋后，后者相对力量强大，连续几次斥责前者是“砍旗”。不过，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此采取的是相对克制、宽容态度，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④]在老干部中威信很高的邓小平明确表态，对“实践”论以很大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夭折，与这两人的态度很有关系。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实践”论与“两个凡是”论对立的实质，并进行了透彻的批驳。这一次，《北京日报》没有落后，和《人民日报》高度一致，一是3日在头版转发了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二是6日在头版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此后，没有一篇文章再公开说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了；各个省的书记都表态，写文章。[⑤]历史的天平迅速向“实践”论的一方倾斜，《北京日报》转载或发表文章的用语就明显反映出这一形势的变化。

6月7日，《北京日报》在头版转载了《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的《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文，指出：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这实际上是对落实干部政策较慢表明不满。同日，还有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离开实践的真理标准都是荒谬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谁掌握了真理，实行了正确路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谁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反之，……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并最终丧失全部权力。”[⑥]

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观望”，《北京日报》6月14日了转发《实》文。

接着，回击“两个凡是”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于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后，《北京日报》第二天就予以转载；6月2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北京日报》第二天就从头版起全文转载；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也在7月3日的《北京日报》转载。由此可见，在“转载”问题上，《北京日报》已不甘落后，也不再落后。

这期间，北京市领导层的人事变动需要交代一下。

由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北京市的揭批运动深入不下去，像“文革”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黄帅事件、天安门事件、第三次理论研讨会等影响全国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彻底的解决。同时，受到“两个凡是”的影响或支配，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不彻底。对此，群众不满意，干部也不舒心。

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中央将贾庭三[⑦]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组织工作。他到任后，即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他说：北京市要急起直追；无论对什么人，什么案件，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出以公心。[⑧]在“实践”论的指导下，这一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6月30日，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案[⑨]平反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李立功在会上讲话，再次指出：同兄弟省市相比，北京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还有差距，要急起直追；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党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⑩]

这个沉冤十年之久案件的平反，使首都人心激荡，人民群众有了更多、更高的期待。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西岩的“人民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揭批运动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捂盖子”的问题。杨西岩回忆说：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理说应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可是，一段时间内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两个凡是”更是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发展，黄帅事件的真相在“文革”结束后被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类似的事情让他很气愤。[11]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分别转载这封“人民来信”后，国内外对此有不少议论，引起了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注意。8月2日，市委就此问题请示中央。8月5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北京市委常委，指示北京市的揭批运动要迎头赶上全国的步伐；同时，也指出：“北京是首都，解决问题要慎重一点，自然一点。”[12]

之后，《北京日报》转发支持“实践”论的报道或文章的力度明显加强。仅8月份：5日，在头版头条转载了黑龙江省委讨论真理标准的报道；8日，发表《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谈谈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确立和发展》等四篇文章；12日，转载新华社关于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在京举行，以事实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道；21日，发表《评林彪、“四人帮”的“绝对权威论”》、《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等文章；25日、28日、29日分别转载黑龙江、新疆、贵州等领导人著文支持“实践”论的报道。

中央的督促和外地支持“实践”论的报道，无疑对北京市的工作具有推动作用。8月下旬，经吴德同意，市委在整个工交系统为天安门事件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职工平反。天安门事件是涉及上百万人并影响全国的重大错案。在清查工作中，北京市几乎各个单位都会遇到天安门事件问题，由此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成为首都市民关注的焦点。尽管是部分平反，依然意义重大。它表明，“两个凡是” [13]至少是可以被部分冲破的。

9月22日至27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政治局对北京的指示精神，吴德作了初步检查。由于群众和干部怨气很大，认为他“工作软一点，思想不够解放，没有大刀阔斧的精神”，[14]这样，吴德继续在北京工作很难。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在北京的职务，调中央工作。10月9日，中央从天津调林乎加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林乎加到任后，大大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但全市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立即开展起来。据统计，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北京两省市(另有台湾省)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5]

这一阶段，北京市虽然一些人积极要求展开讨论，一些单位也自发开展了讨论，但总体上还是消极对待，使得本来有得风气之先的优势的北京市成了“落伍者”。究其原因，除了市委主要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迟钝外，还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是推行“两个凡是”的；像彭真、“天安门事件”等由毛主席生前所批示的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北京市较多，没有中央的同意是解决不了的。最根本的，还是十年之久的“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太深了，造成多数人的思想高度僵化。其他一些省的负责人支持“实践论”的表态也是观望形势之后才作出的。今天看来，“捂盖子”一说反映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但这种提法不科学。历史的“合力”使得“文革”后的徘徊局面不可避免，也注定解放思想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一个大病多年的人，不能指望吃一两副药在朝夕之间就能恢复健康，需要逐步调养才行。

二、拨乱反正的实践促进自发讨论的阶段(1978年11月—1979年6月)

1978年11月2日至14日，市委扩大会议召开。会上，天安门事件成为重要议题之一。经过认真讨论并于14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是革命行为。市委就此请示中央并获准后，宣布为此事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并恢复名誉。

11月15日，新华社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醒目标题发出电讯。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有一种看法：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高级领导人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案子，即使错了，也不能动。现在有一些‘复杂’案件，并不是因为案件多么复杂，难以弄清，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一拖多年，不得解决。……要知道，文件也有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则电讯和评文在11月16日的《北京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转载。

就这样，在老百姓的强烈呼吁，市委的果敢决定以及中央领导的推动等多种合力的作用下，最终使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从指导思想来讲，这是“实践”论的胜利。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于北京和全国各地类似“两个凡是”案件的拨乱反正，都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如，1979年1月17日，经中央批准，市委为刘仁平反；同年2月17日，中央也发出为彭真平反的通知。

此次市委扩大会议还指出：“文革”前17年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干部是好的。这给大批干部以心理抚慰。会上还提出了调整生产关系、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资金等经济建设的新思路。[16]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29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找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政策和办法。[17]总之，这是北京市加快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动员大会。

应该指出的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华国锋对“两个凡是”的重大事件一点点松口，思想也在一点点解放。在1978年国庆招待会上的《祝酒词》中他还曾号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18]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主要领导华国锋、汪东兴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闭幕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随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公报“在首都人民中引起极其热烈的反应”，尤其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的号召，让人振奋，有人赋诗说“听罢公报泪盈眶，多少热血谱新章”。[19]

市委和中央相继召开的具有改革和实践精神的会议，推动了更多单位自发地行动起来，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并用它来评判现实或历史的政策。比如，昌平县用它来评判“四定一奖”、按劳分配的新政策[20]；部分老教育工作者座谈认为《五四决定》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21]。对于三中全会公报，市委各部委和各区县局以及基层党委，都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学习。

12月29日，在市革委会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时，林乎加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为我们处理若干历史问题提供了依据，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有力思想武器”。他还要求各单位在学习公报时，一定要掌握好思想武器。[22]1979年新年伊始，市委负责人林乎加、叶林等人就到首钢听取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时再次指出：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辨是非，消除余悸；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3]

为推动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工作，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刘导生被调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79年1月16日到21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区县局级宣传干部会议。会上，刘导生传达了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的北京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24]；肯定了“文革”前17年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对“洪广思”[25]、北京市第三次理论研讨会进行了批判；部署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工作。会议认为前一阶段市委对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抓得不力，宣传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着重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26]

然而，全市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仍然没有开展起来。在三中全会已经高度肯定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后，作为首都的北京市依然不够积极，这令人疑惑。原因何在？刘导生后来回忆时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或许能部分帮助我们释惑。他说：1979年3月，为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刘导生)请他(林乎加)批准。他答复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不得不让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27]不过，这次座谈会还是在3月5日至9日召开了。

怕“乱”，恐怕是个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致乱之源”的争论一开始就有。不管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这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大问题。来京上访的人急剧增多，全国各地的矛盾迅速向北京集中。自1978年10月底贵阳4名工人来京，在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启蒙”大字报，成立“启蒙社”之后，北京陆续出现了“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等自发组织和刊物。[28]一些人在西单、天安门等地公开演讲，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北京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期间，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和“民主”的旗号，游行示威，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掀起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召开(第二阶段)的背景。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中一些素材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而对外，还有对越自卫还击战[29]。这时，稳定首都更为重要。

1979年3月29日，市革委会通过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要求广大市民和来京人员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0]此后两个半月，《北京日报》关于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加强法制工作的报道多了。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报道极少。

除了首都社会稳定的考量因素之外，“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依然是开展整理标准讨论的巨大阻力。以致于1979年5月到1982年7月开办区了37期县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下面还会提到)中间，“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是不小。刘导生说：参加培训班的很多干部“认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对的。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我们的观点，个人迷信的现象仍然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他也不会表态，因为他怕孤立，在这个转弯过程中，没有看清楚，他不敢轻易表态。这是正常现象。”[31]至于林乎加为何对此讨论迟钝，有人认为主要是他这方面偏于保守，也可能有和华国锋私人关系好的因素。[32]

因而，尽管市委宣传部积极推动，还是有一部分单位没有组织讨论。不少干部和群众还有不少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比如，有的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坚持按劳分配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利用外国资金是“洋奴哲学”等等。这使得很多单位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得力，有个别的人甚至公开反对，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33]

三、全市性讨论补课阶段(1979年6月—11月)

1979年夏，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5月21日，《解放军报》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要进行补课。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召开理论座谈会，批判了真理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的观点，认为应继续开展特别是在基层单位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对于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34]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使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此前后，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讲话，指出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至关重要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等。

于是，市委宣传部迅速行动起来。首先，市委党校举办了(第一期)有全市区县局级以上负责干部近900人参加的培训班。刘导生作开班动员讲话，指出：北京市在真理标准讨论上缺了一课，这是当前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35]这次培训班引导学员各抒己见，澄清了许多模糊、错误的认识，对于全市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把领导干部统一到三中全会上来，开了很好的局。接着，市委宣传部于6月26日召开了全市宣传干部会议，对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干部培训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36]

之后，多数单位的真理标准问题补课都很快开展起来，昌平县、首钢、崇文区走在全市前列，学习后很多人看问题都能突破老框框，群众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促进了企业生产、城市知青就业、农村包产到组等工作。但也有些单位的领导不大重视，认为任务很多，提出补课是“多此一举”，会影响实际工作。[37]

为进一步推动补课工作，市委宣传部又以市哲学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发言。会议认为：决不能把真理标准讨论看成是与当前工作无关的事情，希望理论工作者多到实际中调查研究“四化”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再次强调了把讨论推广到基层的重要性。[38]

接着，顺义、大兴、平谷、密云、朝阳等郊区县迎头赶上。从郊区农村的讨论补课来看，党在农村的联产计酬等方针政策依然遇到不少阻力，市委选的试点丰台黄土岗公社不少干部群众依然“心有余悸”，怕滑到当年毛主席所狠批的“单干风”上去，担心搞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为此，8月份，市委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农口经验交流会，认为：“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大家越讨论越有味道，越讨论思想越解放，越讨论干四化的劲头越足”。[39]会议强调县社领导带头对于开展讨论的必要性。期间，昌平县在郊区县中的表率作用引人注目，8月19日、9月7日的《北京日报》均在头版头条做了经验报道。

同时，工交战线也不甘落后。市经委系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认为只有补好课才能解放思想，团结一致搞四化。会上，来自京棉三厂的高士芹现身说法，反响很大。这位老工人以前不愿意听别人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听到别人说毛主席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后心里很压抑，担心有人“砍旗”。参加厂里的真理标准讨论学习班后，认识到“实践论”本身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干革命搞生产不能靠“本本”。于是，思想开了窍，干劲也更足了。[40]此外，教育、文艺、卫生等战线的补课也纷纷开展起来。如教育部门，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等课程进行了改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改进了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帮助等。

9月12日至20日，市委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会议强调这次补课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真高举和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坚决防止走过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受邀到会作报告，严肃批评了阻碍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错误倾向。林乎加作会议总结，认为前一段市委对真理标准学习讨论抓得不紧、不好，只抓具体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没有很好地从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抓；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一、二把手，要提高到端正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的高度，带头抓紧抓好。[41]这次会议对全市形成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热潮起了决定作用。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在30周年国庆大会上讲话，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尤其是对“文革”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北京市结合这一讲话，进一步加深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全国而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心理基础。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完成。198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最后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报道。[42]就北京市而言，还稍晚一些，到1982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

全市通过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发扬了实事求是精神，进一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很多干部和群众开始敢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思想条件。透过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走出来并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是多么的艰难。今天的人们也许已很难想象30年前全国曾经为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而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本身就是改革精神深入民心的结果。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就要主动地以改革的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这应是对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纪念！

该文原载《改革开放 拓展新途》中共党史出版社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②]《拨乱反正，大步前进》，《北京日报》1978年5月13日第2版。

[③]《领导干部要有新面貌》，《北京日报》1978年5月21日第1版。

[④] 参见徐庆全：《华国锋：斯人逝去》，《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2期；胡德平：《华国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财经》2008年第12期。

[⑤] 孙长江(《实》文作者之一)：《我的一九七八》，经济观察报编著：《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中信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9页。

[⑥] 隋喜文：《权力与真理》，《北京日报》1978年6月7日第2版。

[⑦]“文革”前，贾庭三曾多年在北京工作，任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等职。

[⑧]《加快步伐抓紧抓好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北京日报》1978年6月22日第1版。

[⑨] 这是“四人帮”1968年在北京制造的重大冤案，仅被拘禁、逮捕、关押的公安干警就达千人之多，大批家属和治保积极分子受株连、迫害。

[⑩]《北京日报》1978年7月4日第1版。

[11] 参见傅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百年潮》2003年第9、10期。

[12]《中央政治局接见北京市委常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提纲》，市委1978年第012号文件。

[13] 毛主席生前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仍作为“反革命事件”。

[14]《宣传口对吴德同志调中央工作的反映》，市委1978年第179号文件。

[15] 李艳：《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6]《林乎加同志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摘要)》，市委1978年第307号文件。

[17] 参见《北京日报》1978年11月15日第2版。

[18]《解放思想，加速前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年》，1978年10月2日《红旗》社论。

[19] 新华社12月24日讯，参见《北京日报》1978年12月25日第1版。

[20] 陈希同(时任昌平县委书记)：《实践是检验农村经济政策的标准》，《北京日报》1978年11月13日。

[21]《北京日报》1978年12月3日第1版。

[22]《北京日报》1978年12月31日第1版。

[23]《北京日报》1979年1月2日第1版。

[24] 鉴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出现的分歧，1979年1月18日至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指出：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

[25]“文革”时期北京市委在香山红光寺的一个写作班子发表文章的署名。

[26] 参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北京日报》1979年2月6日第1版。

[27] 刘导生：《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28]《当代中国的北京》编辑部：《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29] 1979年2月17日，边防部队奉命在桂、滇对越自卫还击。3月16日，战斗结束。

[30] 参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北京日报》1979年3月31日第1版。

[31] 刘导生：《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32] 段柄仁：《如何看待北京市“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

[33] 本报特约评论员：《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北京日报》1979年9月21日。

[34]《北京日报》1979年6月17日第2版。

[35]《北京日报》1979年6月22日第2版。

[36]《北京日报》1979年6月29日第4版。

[37]《北京日报》1979年7月15日、28日第1版。

[38]《北京日报》1978年7月28日第1版。

[39]《北京日报》1979年8月29日第1版。

[40]《北京日报》1979年9月5日第1版。

[41]《北京日报》1979年9月27日第1版。

[42]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事》，张树军等主编：《红色档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