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北树：我试图了解的记忆

我试图了解的记忆

1907，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出生于一个文学家庭，其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家庭的环境和父亲的名望使她自幼处在上层社会，也成长在一个相对优质的生活环境中。

改变利季娅生活的事情发生在1926年，当时因为朋友借用了她的打字机起草反苏言论，因为这件事，利季娅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1个月。而真正让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的意外，却是因为丈夫的不幸遭遇。1937年，量子引力学先驱和儿童科普作家马特维·布隆施泰因被捕，1938年被处决。当时，丘科夫斯卡娅携带女儿去了克里木疗养，才避免了被捕。

我们现在看到的《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正是利季娅如何捍卫记忆的一生，也是她个人处在历史现场的一生。她日复一日，小心翼翼地用日记的表述形式来延续抹之不去的记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描写一个普通妇女对周围环境对其进行迫害的无耐与不解；后主人公因其子入狱逐渐得了精神病。这本书是现存的唯一直接描写苏联1937-1938年年间大清洗的作品。

起先，她把这本书保存在一个朋友家中，后来这位朋友在“二战”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饿死了，死前把笔记本交给妹妹继续保管。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寄到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编辑看后很赞赏，认为小说“揭发了个人迷信”，并预付了60%的稿酬。然而政治形势突然回转，“上面”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错误已经纠正，没必要再往伤口撒盐。小说因此无法出版。1965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巴黎发表，利季娅的作品因此被禁止在苏联境内出版。她本人于1974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再后来，该书一直以手抄本形式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流传，直至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

自从经历19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开始，在自觉遗忘以及成为沉默者的同盟和捍卫记忆之间，她选择用笔记来艰难承载后者。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她也同样像许多人一样遭遇搜捕、审查、监禁、流放、被消失的威胁。只是因为意见的不同，或者是些许的表态，她的国家就会像是碰见血海深仇的敌人一样，站在她的另一面，用枪炮和强制的力量来反馈她。只不过是发出自己的呼声，她的国家就觉得，一定有必要用血流成河的方式来对待她，碾碎微弱个体的广场，多年以后，痕迹消失的一干二净，人们笑着在那个地方

拍照留念。

她被作协开除，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出版。即便是已经摆上书店橱窗的，也可能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对于如何掩盖现场真相，如何抹去记忆，如何对付有意见的个体而言。她的国家不仅显得经验丰富，心狠手辣，而且还有一个强大而专业的队伍，来专门处理这些事物。庞大的国家机器，拥有魔法般的力量，让记忆消失，让利季娅们也像空气一样，变得无影无踪，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来过这个世界，写下了什么文字。

我也曾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上午还在报社呕心沥血写文章，下午就莫名其妙接到辞退的通知，和一笔没有理由的抚恤金。他们的名字是敏感的，文章被删除，甚至被定义成危险人物。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他像是从人间蒸发掉一样，任何公共场合都没有他的踪迹，几百万粉丝的网络账户说没了就没了。他们在某一个阳光溢满的午后，忧郁彷徨，在某一个古镇的旅馆中，黯自神伤，又借酒引睡。

在她强大的国家和国家机器面前，利季娅显得何其藐小。她的国家有庞大的体制队伍，有暴力工具，有审查系统，对付她，就像是惨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而她，只是一个能写日记的女人。她和她的国家之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彼此较量，残暴者动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一个个体，一个女子，这样的结局，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利季娅而言。处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会站在一处十字路口，面临一次又一次诱人又煎熬的抉择。一条路通往荣誉、丰厚的奖金和奢华的物质回报。这意味着成为歌颂的一部分，成为集体谎言的同谋，领一笔笔写作经费，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在审查范围内发布作品。另一条路通往查禁、删除、遭遇飞来横祸。利季娅选择了后者，她认为：“文学繁荣不需要豪华的客厅或中央情报局宽阔的大厅，只需要外人的爪子不要爬上自己的书桌。”这就是说她选择了忠实于自己，她决定不再让步。她说“我不想评论用这种计算方法思考的人”，“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一个作家的荣誉和纯洁，来自于文字的虔诚，你必须敬畏事实、人性和道义。写字台、照亮字迹的台灯、孤独的房间都是一片属于作家的纯净世界，墨水是属于自己唯一的贞操，没有人能玷污。这大概是作家们讨论最多的写作伦理边界。你陈述什么，又为谁而写？“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决不妥协”。

从1907年至1996年，利季娅坚微弱地活下来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却轰然倒塌。她保存了笔记手稿，穿过那个国家的历史，也捍卫了历史的现场和记忆。这是一个个体对待历史的底线。

历史的现场是什么？就是客观时间年代里发生的事实，不会因为强势的历史书写而改变什么。历史的记忆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个体的遭遇和经历，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掩盖而抹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的？统治者往往力图主宰一切解释权，它们动用了一切资源和书写工具，编撰漂亮的教科书，美化和编造不合时宜的历史点滴。它们站在话语权的制高点，说过去是白的就是白的，说过去是黑的就是黑的。这样的历史，总是由一个记录着和书写者来完成，自然也就没什么事实可言。为什么历史对个人会强调记忆色彩，因为这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同的个体遭遇汇聚而成，他们才是历史的主角。失败者、遭遇着、无辜者和经历着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声音才是最活色生香的历史。即使个体被碾碎，记忆被遗忘，真相被雪藏，而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去。因为，这是事实。

在台湾，马英九每年都会代表政府向228事件受难者家属鞠躬道歉。马英九说，过去20年政府不断立法、认错、道歉、立碑、设纪念馆、订国定假日、增加228事件在教科书中的比重，一步步走出228阴霾，就是为了让台湾的下一代好好记住228白色恐怖的教训。对于228历史，我们要勇敢面对、就事论事、进行反省、绝不重蹈覆辙。

让许多窝着历史窟窿的国家感到很遗憾，这个曾经几度沦为殖民地的海岛，如今的台湾人并没有失去家园、国家和民族。相比隔着一条海峡的大陆社会，已经没有人再质疑台湾社会在今天所表现出的种种内涵与光鲜——它社会进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重要的是，同样是华人，台湾人为什么会如此精通于公共秩序和如何驾驭公权力。

马英九从来没有无耻到说国民党有多么的优越先进，有多么的自信，没有规定台湾人应该这么样活，应该搞什么，不应该搞什么。台湾的政客从来没有时间争论是台湾的民主好，还是美国的西式民主好。荒诞的是，这个政府作为台湾的执政政权，已经自信到放肆的地步了。它主动揭开历史，让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教科书中记录自己的罪行，接受公众的评价。它允许民众谩骂官员，批评政府，包容几千万不同的声音，让他们上街游行，用选票选来选去。这是一个政权对待历史的基本底线。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成长与生活的历程，如果忘记，说明你还在续写没有自我的故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名族的记忆，就是一片土地的历史，真实而不被遗忘的历史。如果忘记，说明这片土地仍然存在谎言与暴力。

而一段事实存在的历史，为什么始终无从提及，并非时间的轴线真的能将记忆抹去。残暴者将杀戮的血腥枪炮、坦克飞机、长刀挥向无辜者的时候，也许从未想过那些伏尸万千的威颜是如此经不起日光的检验，所以只能继续用枪炮维持仅有的安全与不可一世，只能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只能延续一种暴力主导规则的世界。我曾不习惯一个这样的民族，总以群体的名义表现出贪婪、自私、怯弱和愚蠢，在彼此相互之间的残杀与格斗中获得存活的快感、侥幸和优越感，视谎言与不公的存在和记忆为平行世界的火花，虽然焚烧出一道道废墟，但，自己总还能活着，这便是极好的。然而，这种不习惯是巨大的事实，显得如此赤裸和残忍。

这然的群体，居然会用一切生活的智慧和勇气，来实现一种无从谈起尊严和权利的存活艺术。看到成年人对过去缄口不言，年轻人对历史一无所知，即便是过去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我觉得很困惑，许多人常常八卦三国时期的典故故事，大谈毛利人的起源，从夏商到清末的艳情野史。却对自己国家的19XX年，一概模糊。我都会觉得，这样一群人，似乎活该被历史的车轮戏弄。

我如此年轻，以至于没有机会参与和经历到那些历史记忆之中，唯一的延续来自于成长空间的点滴叙述。而父辈们的谎言、天衣无缝的教科书、强势者对历史的书写又让我对那些历史的记忆大打折扣，甚至无从谈起。对此，我感到忧郁心碎，只不过试图了解一些记忆，却艰难如攀爬绝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