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一段往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在我党我国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1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的文章。该文明确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神化、绝对化和僵化的态度；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上拨乱反正，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在当时的上海，这是第一篇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署名赵启。赵启是何许人？他就是我的爸爸——赵行志的笔名。

1976年，我爸爸正在伊拉克当大使。 11月底，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要求他在一周内回北京报到。爸爸匆匆辞行之后，就飞回了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要到上海工作组工作。当时，中组部请示李先念同志还有何指示，先念同志说，请告他快去。第二天，我爸爸就赶到了上海。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成立了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为负责人的上海工作组。我爸爸派往中央工作组后，主要负责外事、政协、体育和安全工作。那时，工作组的工作很有起色。我爸爸在他的回忆中说，工作组“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一是抓生产，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抓清查，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头面人物控制起来；三是抓调整领导班子，迅速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到领导班子，确保了党中央的政策和方针得以在上海贯彻落实”。我记得我到上海出差，顺便去看望爸爸。他住在衡山宾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这样繁忙。整天都在开会，不停地找人谈话，有空就看文件。与我们见面，也只是简单聊几句话，就转身匆匆地工作去了。那时，真是个非同寻常的时期。

1978年，刚刚开始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当时，王一平伯伯分管宣传。王伯伯意识到这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多次催促当时主管宣传的负责人组织讨论。 10月，市委常委才开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我爸爸是个很有见解的人。他爱读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就有计划地学习理论，尤其对哲学有一定的研究和心得。为了准备发言，他自己动手，查阅文献，用了几天时间，写了发言稿。在常委会上，他做了长篇发言。当时，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栾保俊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他认为爸爸的发言很好，回到报社之后，就组织了两位同志在这篇发言的基础上改写成了这篇文章。

去年2月，我父亲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中，我看到了当时父亲亲笔所写的发言稿以及这篇文章的大样稿。在解放日报的大样稿上，栾保俊同志写道：“行志同志，你的发言已整理好。请你看看，如果认为可以，请早掷下。 ”栾保俊同志回忆说：“这篇文章在上海是很有影响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是有权就有真理，权大就真理多。今天，我们不能再搞新的‘两个凡是’，任何所谓真理都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行。 ”

沈宝祥同志在 《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一书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说明。“1978年10月间，在一次市委常委的学习会上，赵行志等几位同志发言，明确赞同真理标准的讨论。 《解放日报》的负责人知道这一信息以后，便立即派人前去约稿，在这位常委的发言的基础上，很快形成文稿，署名‘赵启’。”

我记得那年年底，我从北京回上海。临走之前，我的岳父曾涛把我叫到卧室对我说：你回到上海，请转告你父亲一些情况。随后，他就讲了北京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情况，其中特别说到《光明日报》的杨西光伯伯、《解放军报》的华楠伯伯的态度。这两位都是我父亲的好友。最后，他嘱咐说，陈云同志将出来工作，这对党内的民主将会起到作用。

我回到上海，向我父亲转达了岳父曾涛的意见。我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我和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记得，他从书桌上抽出了《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态度！”语气中所流露出的激情至今我都历历在目。

父亲退休之后，常常会与我们谈点看法。回顾那段历史，我父亲说：“‘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绝对化。把一个人或一个人的讲话绝对化之后，就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民主集中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改变这一问题就要不搞一个人说了算。 ”过了多年之后，我父亲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没有人为的折腾，我国的发展、进步、速度、效益都将达到最佳境界。 ”

今年2010年11月3日，32年前的这一天，我父亲的这篇文章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解放思想，依旧应当成为当今我们前进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