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文革社会治安有多坏：1973年刑事立案53.5万起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张荆 原题为：“文革”期间的首都社会治安及"文革后遗症"（1966年-197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职能的丧失，全国及北京的社会治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特殊的犯罪高峰期，一些犯罪学的专家学者曾对“文革”后期犯罪进行典型调查并推算，若按“文革”前的定罪标准，全国年刑事立案率约在100起/万人～200起/万人之间。另据《中国警政史》记载，1973年全国的刑事立案数为53.5万起，高出解放初期犯罪高峰期（1950年51.3万起）立案数2.2万起。

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打着“群众专政”的旗号，趁机敲诈勒索、洗劫商场、街头结伙暴力，许多干部、群众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叛徒和特务，被批斗、游街、殴打、抄家，在私设公堂中，这些人被任意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一时期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践踏，冤假错案成堆。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随时会被“群众专政”剥夺。原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民警陈宝森回忆说：“抄家的恶风让人难以置信，几乎一个晚上的时间，派出所若大的操场就被红卫兵抄来的各种物品堆满。小到戒指项链，大到沙发家具，令民警们目不暇接。”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除了打、砸、抢、偷等案件多发外，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所引发的报复性暴力案件引人注目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历史性浩劫，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被践踏，各级政府机构无法行使正常的职能，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解放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治安系统被破坏殆尽。北京的公安系统是全国的“重灾区”，公、检、法等执法机构均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控制系统内部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不断，使得社会控制系统紊乱，整合社会、治理治安的能力丧失，成为导致首都社会治安紊乱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对北京社会治安的影响，除了上述分析之外，它对北京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潜在的，但却是深刻的。“文革”是非颠倒，打砸抢横行，败坏了社会道德，大中小学大搞“教育革命”，“读书无用论”盛行，“高中文凭，小学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为解决城市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的就业市场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治安的恢复增加了难度。

专栏7

1968年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

1968年4月3日下午6时45分，北京市西单商场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件，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内左侧，爆炸点10米内的柜台全部被炸毁，顶棚震塌30余平方米。共计炸死、炸伤105人，其中5人当场死亡。该案件震动中央、震动京城，周恩来总理亲自对该案的侦破工作做出批示。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人员立即组成了“侦破西单商场反革命爆炸案专案组”。

经调查，被炸死的5人中，4人的身份均是北京本地人，遇难前在西单商场购物。只是一人身份不明，也是被炸得最严重的，年龄30岁左右，下半身被炸飞。侦查员在这具尸体周围发现许多肉块、带肉的棉花；在爆炸中心还发现人造革提包的残片、拉锁及五根15厘米长、没有点燃的国产导火索，两张辽宁省粮票。技术勘查结果表明，导火索和现场提取的棉絮都产于河北、辽宁地区，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左手上悬空爆炸的。

公安部布置全国十七个省市公安厅、局积极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不明身份的死者。5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报来本省的检查结果：该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社员董世侯，自4月2日离家赴京后一直未归。经董世侯的妹妹辨认尸体，及血型化验、指纹对照证实，现场被炸死者就是董世侯。

董世侯，男，29岁，蒙古族人，长期对社会现实极端不满，好吃懒做，他曾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石头，有人证实曾发现董世侯偷过二斤左右的炸药、六根雷管、五尺多长的导火索。董世侯的父亲和弟弟还提供，曾在其衣柜里看到用水泥袋包装的五六公斤炸药，董世侯离家时从衣柜里拿走了这些东西。经多方查证和检验，认定董世侯是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的凶手。

资料来源：穆玉敏.2004.北京警察百年.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专栏8

1976年苏联驻华使馆前爆炸案

1976年4月29日中午12点左右，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执勤哨兵李登贵发现从使馆西边的马路上走来一个中国男子，背着一个黄色大旅行包，男子在离使馆大门约20几步远时，突然拉了一下旅行包里探出的线头。李登贵立即提高警惕迎上去，附近有行人指着男子高喊：“那人身上的包冒烟了！”男子脚步加快，李登贵高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包里装的什么？”

已经到跟前的男子答道：“我去使馆，我包里有炸药，快躲开，要不就炸死你！”男子说着便往苏联驻华使馆门里冲。李登贵一把抓住他往远处拖，男子挣扎，与李登贵扭打在一起。另一位哨兵见状，从哨位上下来，跑来援助，但刚跑了几步，男子后背的炸药包爆炸了。

经现场勘察，使馆门旁的传达室被掀翻，门前的柏油路面被炸开一个大坑，地上和使馆的墙上布满血迹，玻璃被震碎。李登贵光荣牺牲，那名男子被炸得四分五裂。

公安部、安全部和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侦破该案。侦查员在一块手指肚大小的雨衣碎片上辨认出“夏大云”字样，又发现一张邯郸至北京的火车票。初步推断，歹徒叫夏大云，由邯郸来京。

侦破组立即赶往河北邯郸。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后确认，制造爆炸的就是夏大云。此人为邯郸钢铁基地工人，因对父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感到极端不满，自制炸药，趁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京，在使馆区制造事端，既发泄不满，又引发国际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