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m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批斗、抄家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刘伯勤说。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

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给他们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

当年恶作剧

“文革”时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把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

反思,开始道歉

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后于1979年平反。

“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待8年。1972年,刘伯勤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

心结:“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心结解开了。”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