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吴江先生

在我眼里，吴江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他任过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中共中央党校的哲学教研室的主任、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党校的第一副教育长，离休之前还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该院的副院长。再看看他写的书：《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哲学专题二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民主与政党》《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吴江论集》《冷石斋沉思录》《冷石斋忆旧》《旅港时评》《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十年的路——和******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以及二○○九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吴江文稿》三卷等。还有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所做过的两件事：一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在中央党校展开，《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他最后修改定稿。二是反对“凡是派”的、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并被新华社转发的、影响全国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读他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所秉承运用的哲学确实是一门斗争哲学。

他最初与《书屋》联系是通过的陈四益兄（陈四益，笔名东耳、叶芝余，杂文家，1939年生，上海嘉定人，原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其著作主要有《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绘图新百喻》等）。四益兄转来他的稿子《林海行》，经编辑后作头条发表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其人其事”的专栏。文章主要记叙了一九六一年七月间，他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考察东北林区，想要弄清楚“大跃进”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失。文章回忆了刘少奇一路上如何“神态凝重，不多说话，好像心事重重，与地方领导人谈话时提问尖锐，并要求他们直言无忌，如实反映问题。而他自己的插话和对一些问题的评语更触及不少当时的禁区，如说，‘中国的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只批评共产党昏睡三年，如今总算醒过来了’……又如说，‘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等……”这些后来（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刘少奇“反党反革命”，否定“大跃进”的罪状。他吴江则幸亏所在机关的“造反派”未就此事追究他而没交待和揭发，侥幸逃过了这一关。这是一篇短文章，也就两千多字吧，写得却是很扎实。

接下来，就熟了，不是打电话，就是有书信：

周实同志：

上回通电话后，写成两篇文章，一篇《平心论胡适》，已提交《炎黄春秋》，他们预定四月份刊出。一篇《论自由主义》，就寄给你了，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关心，但写起来又不容易，我姑且试一试。我只能将我写的初稿寄给你（只此一份），字体潦草些，请谅。你们如果考虑可用，是否排出一份清样送我校改？你们有何改进意见，亦一并寄来。专此即祝

新年好！

吴江

2000.1.5

在此之前，《书屋》杂志曾就自由主义的问题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郜元宝的《若有所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教授）、谢泳的《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谢泳，1961年生，山西榆次人，厦门大学教授）、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如是说》（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谢有顺的《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谢有顺，1972年生，福建长汀人，中山大学教授）、高增德的《且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高增德，原《晋阳学刊》主编、史学家）、赵诚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赵诚，1952年生，山西太原人，原山西行政学院教授。）、张志扬的《“自由”为什么中断了？——纪念“五四”》（张志扬，1940年生，湖北武汉人，原海南大学教授）、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在我和他的通话中，他也认为这是中国处在世纪之交的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于是，我就约请他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他高兴地答应了，文章很快就写来了，写了将近八千字。我也将我拜读的感觉，通过电话告诉了他，改稿很快又寄了回来：

周实同志：

打印稿今天收到，当天改毕。至于“附记”是昨天才完稿的，正好一起寄你。此文我自感还有一些见地，可能引起一点讨论，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个问题太需要讨论了。为了避免有人挑剔，我把文章搞得学术化一点。至于“附记”，我还拟趁此答复一位同志的意见，诸希斟酌。即颂

编安！

吴江

2000年一月廿一日

此文最后改定后，题目是《自由主义新论》，将近一万两千来字，发表在二○○○年第四期的《书屋》上。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我最喜欢他引用的马恩著作的三段话：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要向普鲁士政府争取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无理的书报检查和思想箝制。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思想上百花齐放。

第二，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着重指出工人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1971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7卷，324页)

第三，一八九四年一月九日，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1974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9卷，189页)

他通过这么三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你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这种所谓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个人自由，第二就是言论自由，第三就是思想自由。无此三者就没有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种自由。他的文章写得明白，这是他的文章的特点。

此之后，我又约他针对知识时代的来临谈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到今天成长的经历和命运。他又高兴地答应了。稿子又很快写来了。他又问我读后的意见，我也谈了自己的感受。改稿又很快寄来了：

周实同志：

兹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境遇》一文的第二稿寄上，在我就算是定稿了。你们若准备用，请照此排校，也不必再送清样了。如不用，告我一下即可。你们的刊物各方面令人喜爱，很有特色，望千方百计办下去，即使走波浪式起伏的路程。专此即颂

文祺！

吴江

2000年6月9日

此文，《书屋》最终未用，什么原因，可想而知。他即将稿转投发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之上，后又选入谢泳编的《鲁迅还是胡适》一书。

与此同时，我也将我所写的一些文字不揣浅陋地寄给他看，他总热情地给予回信：

周实同志：

谢谢你寄给我高水平的艺术品。我这个“文艺逃兵”很久没有读这类艺术品了（周实注：年轻时他喜欢文艺，据他自己说1938年他就是带着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念头奔赴延安的）。从《人彘》到《殛》我分二、三次读完。这是十阕悲歌，唱尽人间“残酷”（周实注：我寄了十个描写中国酷刑的短篇给他）。人家正在攻击中国人无“人权”，你偏偏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中国民族的“残酷”史实，除《殛》之外，大致都是历史事实。《人彘》一篇是写得最有功力的，也最显出人间的惨剧。而作者却说“一个人的不幸，不论多少原因，都是咎由自取”，恐怕有些不公正吧。至于你说万里飞云，万里来，万里去，“它们能飞到哪里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倒是历史真实。不仅屈原、李斯皆飞不出这片疆土，连神话中的鲧也飞不出这片疆土。但从史实来看，最残酷的冤剧还是袁崇焕之死，袁之死比岳飞之死要惨烈得多，而史界对此却一向表现出淡漠，我们从说唱中和舞台上从未看到过他的形象。你写刘伯温（周实注：我与董宇峰合著的《刘伯温》三部曲），为什么不写一写袁崇焕？你是诗人（周实注：我曾寄过诗集《剪影》给他）、小说家兼通历史，指出屈原是被“定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想来不是你杜撰的，我想这种可能性极大，不知你能否将根据示我？十篇中，客观上，方孝孺那个老头子还有若干可爱相。“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绝了”。不管哪朝哪代，知识分子确实轻易杀不得。“严勿至猛”，此之谓也。你的小说《刘伯温》还有没有存货，如方便，请赠我，但也不必勉强，我只是想详细认识一下这个“浙江老乡”。今年北京热得出奇，从武汉回来的人说，那个火炉子倒比较凉爽。天气确实是变了，请多注意。

敬礼！

吴江

2001年5月29日

周实同志：

又读到你的令人发颤的大作（我又寄了十个描写酷刑的短篇给他），与“美文”相反，是叫人恐怖的。第一篇《膑》，孙膑原为孙宾，对我还是新知识，鬼谷子为他改名，倒是害了他。我最近刚从山东淄博考察齐文化归来，在田野里亲眼见到齐故都及稷下学宫遗址，还游览了齐长城遗址，均拣了纪念石回来。山东是一个传统文化大省，可惜他们犯片面性，只记着孔圣人，忘记了辉煌今古的齐文化。我这次是想去促使他们对此有所醒悟，去掉片面性，恢复百家争鸣精神。孙膑名扬海内外，他们也忘掉这位老祖宗了。听说马陵道在今聊城一带，朋友劝我去看，没有精力了，回来看到你的描写，倒补上了这课。你说这类“鬼事”写到二十就不再写了，也好，还是写诗吧。“诗者，持也”，要坚持下去（我不解“持”作何解），尤其要解决继承古体诗的问题。目前这种新诗好像不大有人看，完全写旧体也不好，能否把两者融合起来？我也请邵燕祥同志这么做（周实注：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当代诗人，晚年多写杂文、随笔），他说愿试试，但至今没有作品问世。你们合力解决这个问题吧！如何？即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