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笑：浅析“左”倾盲动的思想理论根源

总设计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指出了“左”的东西在党内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主要危险倾向是来自“左”的干扰，应把防止“左”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集中精力肃清“左”的流毒。遗憾的是，总设计师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能够深入一步分析产生这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思想理论根源，没有深究极左的根“深”自何方、这朵毒花“固”在何处，以至他本人也没能完全跳出“左”的漩涡，有时被“左”倾人士引上斜路，为他们张目，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不力为由把两任党的最高领导赶下了台。本文意在分析形成“根深蒂固”“左”的东西的思想理论根源不在别处，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身在“左”中不知“左”是“左”的东西泛滥成灾最深刻的根源。

一 何为左与右、极左（“左”）与极右

要分清两种性质不同的左：一种是带引号的“左”，是指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与之相对应的是把历史拉向后退的极右；另一种是不带引号的左，是指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勇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左，与之相对应的是畏首畏尾不敢前进的右。前者属于极左（“左”）和极右，是政治立场问题，对社会发展进步都是不利的，甚至是反动的；后者属于在共同正确政治目标下革命性强弱问题，属于认识问题。极右逆历史潮流而动，把历史拉向后退，必然给社会带来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对此，人们多有警惕。但是，对极左（“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却多有忽视。这是因为，“左”倾盲动和极右反动虽然都看到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病，进行揭露批判，但对产生弊病的原因却有不同的看法，提出的治疗方案也大相径庭：极右认为，现实社会根本就不应该产生，现在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这些弊病，是因为把原来好的社会制度推翻了，解救的唯一办法是退回去，恢复原来的社会制度；“左”倾盲动则认为，原来的旧社会已经到了腐朽垂死的阶段，被推翻是历史的必然，把社会确实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现实社会仍然滋生了种种弊病，得了绝症，已经无法治愈，只有用更高级的社会取而代之，才能挽救社会于危亡，其办法有二：或者是用和平的方法实行安乐死，或者采用暴力手段把它处死，然后用设想出来的美好社会取而代之。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当社会基本上处于正常发展状态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已经到了垂死阶段，关键是看它是否已经孕育了新的更高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正因为还没有孕育这样的物质基础，所以才不得不开动大脑“设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企图以此取代现实社会。如果现实社会确实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并且已经孕育了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代表新的先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势力就会起来革命，夺取政权，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革命队伍中的左与右。也就是说，必须把革命队伍中的左与右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极左（“左”）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右严格区别开来。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容易混淆，往往把前者混同于后者，在革命队伍内部乱斗一起，被西方世界形容为绞肉机，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把后者混同于前者，把极左（“左”）和极右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后患无穷。

极右有时也会得势于一时，但绝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人民群众根据亲身体会对前后两个社会有个对比，绝不会长期跟着他们走，所以极右基本上都是短命的。“左”倾盲动是用主观设想的美好前景吸引群众，但历史绝不是按照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向前发展的，对未来的社会设想得越美好，对群众的吸引力当然就会越大，可是就越是难于实现，群众的失望就会越大。谎言可以欺骗群众于一时，即使用暴力高压也维持不了长久，最终必然被民众所抛弃。甚至可以说，“左”倾盲动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由于它们的主观愿望是唯心史观的产物，所以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容易原谅它们的“幼稚”。

区分左和右、极左（“左”）和极右的关键，是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所处历史阶段，认清现实社会处于人类社会的哪个发展阶段上，只有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对左和右、极左（“左”）和极右有正确认识，不然的话，就可能乱斗一气，把事情搞坏。

当新的现实社会刚刚诞生，还处于上升时期，或者虽然已近晚期但还没有孕育更高级社会的胎儿，即便已经孕育新社会的胎儿但还没有到临产期时，这个社会即使出现一些弊病，也不能就认定它已经到了行将入墓的临终关怀阶段，或者认为它已经得了绝症，就主张把它处死，用另一种社会制度将其取而代之。这是一方面是因为，任何社会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新生的社会由于不完善不成熟就更可能呈现一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比现实社会更高级的社会既不是任何人主观想象的产物，包括人大人物在内，也不是超自然力量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超自然力量至今还没有发现，而只能是人类认识、征服、改造自然的结果，——在正确认知自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根据人的需要研究出对其进行改造的方式方法（发明创造，技术），应用于生产劳动实践形成一定水平的生产力，成为一定社会形态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而这个物质基础绝不是人们可以根据主观愿望任意选择的，而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提高和深化的。比现实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只能由现实社会创造（孕育），不可能由现实社会的前一种社会创造，就如同盖楼房一样，只能一层一层往上盖，不可能在较低一层还没有盖好的情况下就盖较高一层，更不能空中起楼阁。当现实社会还没有创造（孕育）出比自己更高级的社会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时，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怎么能知道未来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对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是谈不到认识的。当一种东西还不存在时，人们是无法认识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的。如果硬要去设想预测，也只能是运用对现存事物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物的认识所得到的知识，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新的组合。可是现有知识的内在联系只能组合成现实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绝对组合不成更高级的未来新社会。因此，这样设想预测出来的社会绝不可能是比现实社会更高级的新社会，只能是请出历史的亡灵，乔装打扮一番，导演复辟的丑剧。与之相比较，极右者所要复辟的旧社会却有一副比较清晰的图景，因为那是他们曾经熟悉的社会，因此也就容易被人们识破。

当现实社会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并且已经孕育了未来新社会的胎儿又临近产期时，就说明未来新社会的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已经创造出来。当这个时候到来时，革命者就应该抓住时机，当机立断，协助新社会的胎儿顺利降生，保护他平安成长，充分体现革命性的左，而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使胎儿不能顺利降生，甚至胎死腹中，这就是右倾。

无论是极左的“左”，还是极右的右和革命队伍中的右倾，都阻碍社会进步，危害社会发展，但极左的“左”更带欺骗性，危害也就更大，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 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任务及性质分类

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在英法等国家执掌了政权，在新政权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正如《共产党选言》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个评价是如此之高，等于涵盖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全部社会发展史。短短一百年不过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然而所创造的生产力却超过了以往，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特大奇迹，说明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十九世纪初开始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童工的使用等种种弊病。如果客观的看问题，对其呈现出来的弊病就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这些弊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完善不成熟带来的，用现在人们的话说确实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给以时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调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把弊病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制度都经历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为什么苛求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善成熟呢？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形态绝对没有到了垂暮之年，更没有得了不可治愈的绝症，它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并且后来的一百多年较之前一百年为人类创造了更加辉煌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对此已经有所察觉，晚年的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进行了反思。他们如果在天有灵，对此后一百多年的成就又会作何感想呢？难道不会纠正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看法吗？还会固执最初的判断吗？

面对当时呈现出来的弊病，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了诊断，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制定了各自的治疗方案：

第一种，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对资产阶级夺走他们的统治权恨之入骨，此时乘机兴风作浪，大叫今不如昔，声言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引入了邪路，号召人们只有跟他们走才能摆脱困境。可是当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舞”时，无产者“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的徽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这是极右反动的社会主义，企图把社会拉向后退。

第二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共产党选言》）。他们承认社会确实得了病，但决不是不可治愈的绝症，只不过是得了点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资本主义新社会还处于青春年少时期，生命力还很旺盛，靠自身的免疫力和施以必要的治疗完全可以康复。马恩把这种社会主义定名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三种，是要创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社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得了绝症，已成落日黄花，不可救药，只有用更高级的新社会将其取而代之，才能拯救社会于危亡。在如何拯救社会上又有两种：一种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宣传说服和典型示范，劝导资产者自动交出生产资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另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然后按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创建更高级的新社会。这些设想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在它们的晚年虽然有所修正，但基本精神却始终保留，以至成为后继者们追求的政治目标。

因此，凡是以诊断治疗资本主义弊病为己任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冠以“社会主义”的美名。“社会主义”的本意和历史任务也只能是如此，如果在此以外谈社会主义就是文不对题，就会把社会运动引导到邪路上去。但究竟哪种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不是靠说的怎样，而是靠实践，靠能否建设起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更先进的新社会，——生产力提高得更快，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安康幸福。

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已经初步证明：

“反动的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但因逆历史潮流而动，属于极右的社会思潮，都象鬼火一样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思潮，其代表人物们曾亲自在较小范围内示范，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命运如何，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再做考察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确实得到了众多人的拥护，可是不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建设起那样美好的社会，而且还发生了苏东剧变，又是因为什么呢？

三 从和平型空想社会主义到暴力型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和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众多拥护之所以也没有能够获得最后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仍然没有能够跳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巢穴，仍然属于超越社会自然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它的形成和实践过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构建暴力型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期。

这是一个从主张对现实社会进行和平改造到提倡进行暴力革命的过程，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被继承者们美其名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他们拒绝一切政治斗争，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两人认为自己发现了无产阶级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创建未来新社会的有生力量。对这个转变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以及后来独立成篇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详细论述，是他首先提出：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地探讨。”

并且对“这门科学”的任务做了如下阐述：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由此产生。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1）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已经变成科学”。相当一部分继承者都把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当成了科学结论，作为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用以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其实，这样理解恩格斯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说的是，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门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地探讨。请注意，恩格斯说的是“这门科学”，而不是说对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有了科学的结论。这就如同物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并不是对所有物理现象都有了科学认识一样，那时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提出这门科学的任务是“考察” 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历史使命，是“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也就是说，只要在两个伟大发现的指导下“考察”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历史使命，就会得出科学的结论，然后就能用这个科学结论去武装今天受压迫阶级的头脑，掀起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果对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就不必再去“考察”了，照着科学结论去实践就行了。恩格斯所以提出对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还要进行“考察”，就证明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科学的结论，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2）把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寄托在现代无产阶级身上，是对现实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误判，并不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方面，马恩对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又认定资产阶级“现在象一切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有其他阶级将其取而代之，才能拯救社会于危亡。而当时又没有其他新的阶级，因此也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了现代无产阶级身上了。可是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一起产生和成长的阶级，同历史上主流生产关系中的两大阶级一样属于分工的不同，两者同呼吸共命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两股力量，谁也承担不了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未来更高级的社会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只能是这两大阶级协作下使生产力发生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新阶级率领无产阶级进入更高级的新社会，犹如奴隶主成为地主、地主成为富农分别把奴隶变为佃农、把佃农变为农业工人一样。当这种更高级的社会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现有的阶级即使由于不满现状不得不起而反抗，但也不可能创建比现实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其结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这已经为阶级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阐明。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斗争会迫使新旧统治者做出一些让步，实行轻摇减负的新政策，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生产得到恢复，社会得到安定。马恩把解放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无产阶级身上，这样做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其他更先进的阶级出现，同时也说明社会还没有成熟到孕育新社会胎儿的阶段，这就决定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一门科学的论断仍然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是一种极左（“左”）的思潮，这也就为尔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根深蒂固”的“左”倾盲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3）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了社会实践在人类正确认识事物中的作用，我们的伟大领袖对此有系统全面深入的阐述。据此，一门学问能否称得上“科学”，绝不是有了一定的指导思想就能够确定的，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得到验证。不但社会主义能否变成一门科学需要经过社会实践反复验证，就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也需要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绝不是一经提出就可以确定为科学的。事情没那么简单，特别是对于社会发展这样的宏观大问题更应该慎之又慎。经过一百多年人类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确实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这为人类认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其重大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资本论》在科学预见未来社会必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对股份公司在向更高级社会过渡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对新旧社会关系的阐述等方面，都揭示了客观真理，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唯物史观所说的“物”不是自然界自在的纯“物质”，而是为人存在的“社会物”，是被人改造过的自然物。因此，唯物史观名不副实，它实际上属于哲学上的二元论，没有能够揭示出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本原”。这种“本原”既不是自然物质，那是“自在的物”，它不是为人而存在的“社会物”，也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因为自然物质不会自然转化为这种生产，而是人对自然物质的认知，即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这种知识的科学技术研究实践。没有对自然物质一定程度的认知，自然界自在的物质就不可能转化为物质资料生产，为人而存在的“社会物”就不可能产生。唯物史观引导人们重视“物”、轻视知识，结果导致重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轻视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在探讨剩余价值来源时误入歧途，把资本家等管理者和科学技术人员等人的脑力劳动排除在生产剩余价值之外，并且杜撰出“抽象劳动”这个“幽灵般的对象性”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用语），因而没有能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因此，在这两个伟大发现指导下“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必然把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引导到邪路上去。

从马恩所设想的未来新社会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实现的手段来看，也是背离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不是把解决现实问题、消除社会弊病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生产力上，而是寄托于在现有生产力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上，这样设想本身就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背离，因为一定水平的生产力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现有水平上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就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社会的弊病，这种调整创造不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如果较低水平的生产力也能调整出较高水平的生产关系，就没有发展生产力的必要了，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能够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直达更高级的社会了。但历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而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尽管一些人对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确实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这种发展的物质基础除了由自然科学技术主导的物质资料生产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吗？人的头脑虽然有能力想象更加美好的未来，但缺乏相应的生产力物质基础是变不成客观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设想通过变更现存的生产关系消除社会的弊病、创建更高级的社会，显然是误入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在何时会产生何种水平的生产力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但我们相信这样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定会由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来。至于运用暴力手段在“消灭私有制”后创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更是奇谈怪论，因为暴力虽然有能力“消灭私有制”，但却不可能创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可是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建立不起来的。

因此，无论是把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作为奋斗目标，还是把解放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无产阶级的身上，以及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在消灭私有制后创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都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属于“左”倾冒险主义。

第二阶段，从暴力型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到

苏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开始了把暴力型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在广大大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苏式共产党在十二个国家夺取了政权，进行了“科学社会主义”实验。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政治上经过二月革命已经初步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列宁起初也是支持立宪会议的。可是当立宪会议作出不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决定时，列宁就背信弃义发动了武装政变，派兵冲散了立宪会议，武装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后，立即发布了一系列政令，把全部生产资料和银行收归国有，剥夺了所有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新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自然生成的，而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拼凑起来的，只是对现有的生产力各要素进行了新的组合，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好形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不可能起推动促进作用。对此，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那又怎么办呢？新政权总不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呀。唯一可以仿效的就是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可是当时的俄罗斯并不具备那样高水平的物质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成狗也，使广大国民几乎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马克思说的是“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状态下”，这就排除了任何其他可能性。与历史上的奴隶制不同的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使得全国只有一个奴隶主，那就是掌握政权的统治者群体。然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绝不是马恩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他们设想的未来新社会是国家逐渐消亡的社会，连国家都不存在了，还谈得上什么国家所有呢！他们谈得最多的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但社会不等于国家。所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社会绝不是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根据马克思的论断，只能是新型奴隶制社会，用俄罗斯反思的话说叫做“国家奴隶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随着苏联时期档案的解禁，“国家奴隶制”的丑闻逐渐披露出来，其罪恶真是触目惊心罄竹难书，其亡党亡国的必然性也就大白于天下了，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生产方式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并且先进与落后只是相比较而言，不存在绝对的先进与落后。当还没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出现时，现有的生产方式就是先进的。当还没有产生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最先进的。只有当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产生后，现有的生产方式才相形见绌，被逐渐淘汰出局。这是社会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用不着暴力插手期间。阻力和斗争主要来自权力部门。因为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得到政权的保护，才能得到大发展，因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势力就会要求取得执政权，而原来执政者绝不会自动交出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但总是以新势力取代旧势力实现政权转手而告终。新的生产方式由于有了新政权的保护而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主流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分清两种情况：一是，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观点的产生，都必然源自人们对自然物质某种程度的认识和改造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任何新的思想观点都不会产生，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新的社会思想都不可能是从胎带来的，也不可能是从头脑中分泌出来的，只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新的思想观点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当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在某些或某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就会出现，并且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落后的地区和国家。掌握了这种新的思想观点的人就会成为这些落后地区和国家中先知先觉的人，积极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政治制度，在这些国家掀起革命。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这种传播作用显得更加迅速有效。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人的头脑能够设想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不能因此就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四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第二卷“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本文在上面已经做了批驳，认为被恩格斯命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科学，它只是从和平型的空想转变为暴力型的空想，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左”倾冒险最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下面让我们再探讨一下，这种社会主义在我国又是怎样一种情况，这种“左”的流毒对我国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结论，即先进行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对民主革命的任务估计得不足，对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只有把资本主义建设好才能为建设更高级的社会铺平道路认识不足，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还没有发展起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不说是“左”倾盲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十分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和美好前途的诱导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进入了苏式社会主义。紧接着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五十万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然后一鼓作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高高飘扬，赶英超美，向共产主义进军。说什么东风压倒了西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似乎就要落到中国共产党的手里了，声言即使牺牲几亿人也要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埋葬，让它断子绝孙，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可惜好景不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本来是极左穷过渡造的孽，应该迷途知返，但却与之相反继续反右，使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结果在正常年景三千多万人死于饥荒，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在严酷的形势面前仍然执迷不悟，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以反修防修为名清除异己，竟没有一个男儿出来反对（只有一个女干部在表决开展“文化大革命”文件时没有举手），可见“左”的流毒是多么的深广。大批打江山的老革命们虽然受到冲击，但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断检查自己的右倾，表示“永不翻案”。结果是两千多万人死于非命，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直到伟大领袖仙逝，打到了“四人帮”，才如梦初醒，反思过去，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左”的政治信仰并没有进行清理。一方面，认为以前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却不合格，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把改革开放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强调要坚定对特色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无论是过去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搞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改革开放后“摸着石头过河”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都说明还没有能够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思中彻底解放出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还没有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历史吸取教训，因而就仍然存在着再度误入歧途的危险。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弊病，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呢？

五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经受了社会实践的考验

《共产党宣言》对各种类型社会主义的归类和分析，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应该作为我们分辨当今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指导思想。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近二百年的社会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是错误的，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带有更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因，仍然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吊诡的是，这种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验证了两位革命导师在《共产党选言》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预见是正确的。在这部经典著作中，不但认为“早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究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而且对后来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也认为“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并且认为“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火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对照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苏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先是执掌政权后把社会拉向后退，建立起“国家奴隶制”，堕落成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当混不下去发生剧变时，他们就走上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这后一种选择不是“堕落”，而是进步。而想北韩那样的那些死硬分子还在“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近二百年的实践还证明了，只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有资格冠以“科学的”美名。因为道理很简单，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引导资本主义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和险滩，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使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人类作出了较之最初“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更大得多的贡献，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目前仍看不出将要灭亡的迹象。不但如此，而且马克思设想的那些美好愿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较之苏式社会主义先进得多，使得那些为特色社会主义大唱赞歌的“左”派们也把自己的子女输送到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

当原始的自由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存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严重的两极分化，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股份公司发展起来，在垄断范围内增强了生产的计划性、减少了盲目性。对此，马恩写道：“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可是私人对生产的垄断毕竟消除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险些葬送资本主义的性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形的手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要是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但绝不是包揽全部经济活动。在1970年——197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7.4%——35.1%之间；与此同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宪政民主制度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繁荣。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在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和超前消费共同作用下，引发了滞涨型新的经济危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又出手干预，开始了国有经济私有化过程，政府把伸向微观经济过多的手收回来，用于宏观调控和研制国际贸易规则开辟国际市场，把经济从滞涨中挽救了过来。法治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完善，保障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两大阵营对峙中赢得了胜利，证明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我国已经步入这条道路，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光辉的未来。

在本文结束之际，让我们牢记马克思和列宁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社会考察分析得出的科学论断：“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 （1847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其他任何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同“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恢复名誉，不再谈“资”色变，走“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社会自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