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於1969年4月召开之时，中国政坛形成了一个三方的权力格局：江青代表的文革派，[124]林彪代表的军队派，还有三者中势力最弱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派。

前两派从文革开始就合作。但是他们的关系从1968年开始恶化，主要是因为江青常常要干预军队事务，林彪觉得不能容忍。周仍旧十分谨慎，在两者间保持中立。他们的宫廷阴谋越演越烈，终于在1970年8-9月庐山的中央全会上爆发，公开对立。毛偏向江青，对林彪的不信任越来越厉害。林彪则感受到威胁日增。

1971年9月12日晚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研究向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10点钟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转达负责领导人安全的8341部队的一个信息，说是林彪的妻子叶群和儿子劝林彪离开他们的北戴河夏季別墅，乘停在山海关机场上的三叉戟飞机出国。还说，这个信息是林彪的女儿提供的。一段时间来，林彪的女儿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不好，要破坏叶群的计划。

周於是立刻行动，施展他非凡的组织才能。他首先命令空军司令吴法宪查实三叉戟飞机的所在。吴确认飞机是在山海关机场后，周指示：没有他本人、吴法宪、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海军司令兼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四人的联合簽署，飞机不能起飞。

是夜11点半钟，叶群给周打电话说，她丈夫林彪计划在第二天早上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周问她有没有飞机，叶群说没有。周要她等一等，他同吴法宪商量。接着，他发出一系列指示使林彪的支持者不能行动。吴法宪同林彪关系密切。周怀疑他可能把飞机放走，派了自己信任的秘书杨德中到北京西郊机场，监视在值班的吴的行动。他又派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他指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纪登奎监视北京军区司令部。他命令也是林彪同伙的黄永胜呆在自己身边。最后，他指示吴法宪準备两架飞机待命。他想亲自飞往北戴河劝说林彪不要外逃。

但是，这些指示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周还没有上飞机去北戴河，就获悉林彪的飞机已经飞走了。周命令全国所有机场上的飞机，没有毛、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和他自己五个人的联合簽署，一概不能起飞。[125]

然后，周在纪登奎的陪同下，赶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据纪后来回忆，他们到时，毛很平静，坐在他书房里的沙发上。周问他，林彪的飞机还在射程之内，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毛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126]

凌晨3点钟刚过，周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成员披露林彪出逃。然后他又电话通知各大军区和各省领导人。这时周已经有30小时没有睡觉。可是当他刚刚睡下，又被外交部的紧急电话叫醒。外交部汇报，9月14日上午8时半蒙古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提出有一架未经授权的中国军用飞机进入了蒙古国领空，对此蒙古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蒙古方面称，该飞机已经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均已丧命。蒙古当局要求中国政府对此做出正式解释。中国大使表示尽快将此事报告国内，希望用蒙古电报。但是蒙古电报局称由于技术故障，至少要过四小时之后才能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大使决定重新启用一条因为两国关系恶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用过的使馆与中国外交部之间的直通电话专线。12点20分，他向北京报告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林彪坠机的照片

2点钟，周电话指示外交部，表扬许文益大使对此事处理得当，并要乌兰巴托大使馆对此事绝对保密。他也指示许文益向蒙古当局说明，该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中国政府为此事件表示遗憾。

周急于要许大使亲自到坠机现场调查。经蒙古当局同意，许大使带着三名随员於9月15和16日察看了现场。他们发现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在离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一个盆地里。

中国大使馆和蒙古当局看法相同。飞机残骸集中分布在焚毁的范围内，机上人员尸体烧得不是太厉害，还完整。大使馆据此判断，飞机是在著陆过程中起火而爆炸。这些情况都向周报告了。[127]

但是周还不满意。他要求使馆对此事做详细的口头报告。驻乌兰巴托使馆二秘孙一先被派回北京。9月21日孙到达北京，上午11时，周接见孙。在三小时的接见中，周询问了各种可能想到的细节。但是因为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清楚，他命令公安部长李震和北京空军司令李济泰对事件提供详细的技术分析。北京做的调查发现飞机燃油不够，但是在坠毁的时候，所剩的燃油还够飞20多分钟；神秘的是，要降落却没有放起落架，减速板也没有打开。[128]

林彪死后，周开始调查林彪集团的活动，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中央专案组。9月24日，他在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会上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这四名最高级的军官离职反省，命令他们坦白交代同林彪的关系。中央军委由叶剑英负责接管。93人被怀疑为林彪死党并被捕。随即在林彪集团的主要堡垒解放军的空军、海军和后勤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29]

林彪集团的垮台改变了中共党内的权力结构。政治局常委5人中，林彪已死，陈伯达被清洗，康生重病在身，就剩下毛和周。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方结构被两极结构所替代。这两极，一是江青代表的激进派；另一就是周恩来代表的温和派。

极左还是极右？

林彪之死在1971年10月中旬传达到全党，一个月后，传达到全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是不可置信。周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是受这个事件震动最为不安的人，虽然是他自己逼得林彪走投无路，出此下策。这一事件使这个77岁高龄的主席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变得很抑郁。1971年底，他病倒了。1972年初，得了一次中风。由于抢救及时，他没有死，但是他的情况仍然很不稳定。[130]

林彪的死使他怀念起他的其他老战友。1971年11月14日，当著周恩来，他给因卷入「二月逆流」而被罢黜的老革命们平了反。他说，他们当时的批评是冲著林彪和其他激进派的。这样他们就没错了。1972年1月10日，毛突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象征他改变了对老干部的态度。周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也是提高老干部的地位。原来陈毅在中共九大被剥夺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政治局成员就不参加他的追悼会了。但是，周得知毛要出席追悼会后，马上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员也出席，这就把陈毅的追悼会变成给陈毅恢复名誉的政治事件。这个姿态对陈毅的家人非常重要，否则他们还要继续受歧视。不过，这也是周加强他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只有老干部平反了，他的地位才能改善。

毛穿着睡衣，外面套一件大衣就来到追悼会现场。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赞扬陈毅的革命历史和他对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贡献。毛的话使周得到鼓舞，他告诉陈毅的孩子把毛讲的关于他父亲的话传出去，以利于给其他老干部平反。[131]

那时，毛开始批判林彪政策的方方面面，把他同火烧北京英国代办处，叫嚣要打倒大多数老干部，包括周恩来，联系起来。他声称林彪是这一切的「总后台」。[132]

周希望利用毛情绪的变化来改变文革一些最明显的荒唐做法。他发动一场矛头针对林彪所代表的极左的运动。在整个1972年，他在讲话中不仅批评林彪也批评已经被打倒的前文革成员的空头政治。他对「政治掛帅」的神圣信条提出异议，认为因此忽视了经济政策，造成中国产品质量下降。1971年底，周得悉中国为援外装配的40架「歼6」战斗机中有7架因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客户。他抓住这个机会批评广泛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从罐头食品到服装到卡车。他还指示恢复那些在混乱年代里被废除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并且采取紧急措施改进生产中的质量管理。特別是，他还鼓励干部们提高他们的业务工作。根据他的指示，1972年初，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恢复企业纪律的报告。周以引进西方设备的必要性说服了毛，买了生产化肥和合成纤维的成套设备。从西方国家进口技术和工业设备曾经被批判为「崇洋媚外」，这时也得以恢复。[133]

农业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在公社社员中实行平均主义造成的。因为搞平均主义，农民不能发展家庭副业，如养鸡、种菜等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在周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开始允许搞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周恩来的纠正极左扩展到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他强调极左使得艺术退化了，针对流行的革命歌曲调门高，舞蹈动作僵硬，他提出「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结合」。

1972年5月，国务院讨论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的状况。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主管教育的官员第一次有机会吐露对左的政策危害教育体系的焦虑。代之以文革中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美其名曰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周维护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政策的在高中毕业生里选拔大学生的旧制。他的意见得到教育界人士和家长们的广泛拥护。他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恢复被废弃了的基础理论研究。[134]

周花了很大精力为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平反。1972年初，就有669人，他们大多是中央专案组第一和第三办公室尚在审查的政府官员、文艺界的知名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被关在北京郊区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有的则被关押在其他地方或在农村里的「五七干校」劳动。还有好几百名解放军军官被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审查。[135]

1972年4月，两位部长在被关押中因为缺乏及时医疗去世了。周抓住这个机会，指示卫生部，恢复对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并对他们普遍做一次体格检查。约有500名高干在北京的各医院进行了体检。对他们许多人，这次体检是一个转折点。在五七干校的被叫回北京，就再也没有回去劳动了。其中一部分人从此得到「解放」。[136]

为了使更多高级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周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批判林彪对待干部的极左表现。周的这些努力使《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受到鼓舞。他於10月14日用了一个整版发表署名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对干部的迫害。这是文革开始以来，公开发表的对文革做法最严厉的批评。

1973年这一年中，周恩来为175名解放军将领平反，他们大多是林彪迫害的。党和政府官员的平反由于政治局内激进成员的阻扰更加困难，毛有时怀念老干部，周能够利用的机会虽然有限，他还是把一些被拘禁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其中包括朱德、陈云、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年3月，邓小平的解放意义更为深远。虽然只有毛才有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平反的权威，但是，提出让邓恢复副总理职务的人是周恩来。[137]

周恩来在批判林彪的范围内反极左，不久就遭到江青集团的抵制。江青等意识到那是反对他们政治命运所系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反击，张春桥指示上海《文汇报》於1972年11月4日刊登一则报道称：工人开会愤怒批判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两天后，《文汇报》发表社论提出林彪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海市委一个重要人物还打电话到《人民日报》质问，谁是那篇文章的「后台」。江青说她认为林彪的活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张春桥觉得自己腰杆硬足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对抗周了。北京军区的一批军队干部也开始讨论林彪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质是什么。[138]

上海《文汇报》的挑战使王若水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他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向毛报告，只有毛泽东才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威。他给毛写了一封信，提请他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周恩来和张春桥之间的争论，声称他本人完全同意总理的观点。

周发起批判极左的运动是相信这符合毛在林彪事件后态度的转变。可是，毛又一次证明他反复无常。虽然周对毛的意图的估计并不完全错误，但是他自己要恢复比较理智的政策的直觉，使他的行动超出了毛能够容忍的限度。12月17日，毛把张春桥和姚文元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们说，他不同意王若水对极左的看法。他强调林彪的政策是极右，因为他搞修正主义，企图分裂党，叛党叛国。他对他们说：「批极左少批一点吧。」[139]

这件事於是有了定论。周恩来不仅要停止批极左，而且还面临一个尴尬的任务：向媒体的头头们通报林彪是个右派。12月19日，周召见《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们，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也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接见。他的讲话一开始又按照毛的意思支持批判林彪极右。他完全放弃了自己以前对极左的说法，说那是没有联系林彪的政治路线。他说，如果把批极左同林彪联系在一起，只会导致否定群众。最后他说，王若水发表批判林彪极左的三篇文章是犯了错误。王想做一些辩解却不能，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尖锐地批评他。他们指责王企图利用周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并不存在的」分歧。这次会议以后，批极左的运动中止了。这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的第一次失败。[140]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式结束了对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清洗并修改党章，即删去了1969年在总纲中加进的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句。林彪集团的垮台也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是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九大形成的三方权力结构被新的权力结构所代替，权力是在周恩来领导的老干部为一方和激进派，或称文革派，为另一方之间的分配。1966年5月指定的中央文革成员，经过几年来的政治斗争，只剩下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老干部这一派人数虽然众多，但他们在政治上尚未恢复元气，而且还要面对咄咄逼人的文革派。文革派从全国来看，因为控制著媒体有著更大的影响力。[141]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都在中央委员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九大选了过多军队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次人数减少了。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五个副主席之一和九个政治局常委之一。最重要的是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过去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3年半的放逐於1973年5月回到北京，重新担任副总理职务。是年年底，毛又指定他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此后，他积极参与最高级的政治、军事和党务活动。[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