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华：1953年张澜与梁漱溟

作者张广华为中央民族大学教员（已退休），张澜之孙。本文曾摘要发表在《文史天地》杂志，2013年第七期。

1，引言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漱溟先生就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等，做了坦诚的发言，和毛泽东发生争论。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梁漱溟，并引起一些委员的愤怒和不实事求是的批判。

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张澜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事后，张澜与李济深联名致信毛主席调和矛盾，维护了党内外的团结。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2，张澜和梁漱溟的友情

众所周知，张澜和梁漱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爱国，爱民；关爱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心农村建设；早年都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毕生追求民主、追求宪政、追求社会正义；刚直不阿，是中共始终如一的诤友。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在山东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

而张澜，则在南充努力实践以民治主义为指导，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的地方自治，以改变积弱的中国。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都取得十分显著的成就。

七七事变后，战火延至山东，张澜即与在山东试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民众教育的老友梁漱溟商议，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图书、医务用品迁来南充，组建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梁漱溟当即同意，第一任馆长就是追随梁漱溟从事乡村教育多年的专家黄艮庸。其中馆办卫生所现在已发展成四川省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

此间，张澜多次请梁漱溟在南充讲课和作报告。两人同时在南充民间进行考察，并在乡小住。

在抗日时期，张澜和梁漱溟同为国民参政员。他们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宣传抗日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推行宪政运动。

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张澜、梁漱溟等人又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各民主党派加紧联合的步伐。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张澜等人发起和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还潜往香港，发行、出版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其上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很大贡献。

1946年，政协闭幕后，经民盟主席张澜的推荐和多次催促，梁漱溟才勉强接受民盟秘书长之职。后由于他的一个主张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使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辞去了秘书长职务，于11月6日离开南京，后返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为勉仁文学院）。从此，他不仅辞掉秘书长之职，连盟员也自动脱离了。对此，张澜深表惋惜。

其实，梁漱溟并未真正脱离政治，脱离社会，他仍关心民盟。1946年12月18日，张澜由渝抵沪发表书面谈话时，最后特别提到：“梁漱溟先生暂不东下，但他并不消极，对国事及盟务曾屡次与余研讨，意见都甚相同。”

1947年，梁漱溟劝国社党党首张君劢和青年党党首曾琦勿背叛民盟，去投蒋介石。梁漱溟还在《大公报》发表致国社党、青年党公开信，但该两党置若罔闻，叛盟求荣。

梁梁漱溟积极营救被逮捕的民盟盟员（内含中共党员）。

1949年1月5日他写信给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说，和谈首先要当局释放政治犯，张澜深有同感。

1月24日 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回四川，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任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因张群是四川人且十分敬重张澜，行前，到虹桥疗养院拜会张澜，看有什么嘱托。张澜告诫他说：“今天的大局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张群黯然回答道：“我也明知不行了，但我不能背离老蒋，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好背弃他，只好跟他走。”张群再问：“现在我要回四川了，你还有什么意见？你还有何吩咐？” 张澜忠告他：“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为人民造福了。”张群答应这些事“回川以后斟酌办”。

随后，张澜给张志和（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四川省支部第二届委员会主委）和鲜特生（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重庆市支部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写信嘱“速与张群联系”，借此机会抓紧把被关押的盟员营救出来。

范朴斋，梁漱溟、鲜特生、潘大逵、冯克熙等人全力以赴，终于经过艰苦努力，把21位盟员（内有6名同是中共党员）从白公馆、渣滓洞营救出来。

重庆解放前夕，梁漱溟曾在重庆北碚家中掩护了遭国民党通缉的多人。

张澜长子张乔啬一家七口人当时住在重庆。1949年1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一个警察（中共地下党员）借口查户口来到张乔啬家，通知张乔啬：解放大军入川了，特务晚上就要来抓你们，赶快走！张乔啬立即决定全家到北碚找梁漱溟先生。梁漱溟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们一家，张乔啬一家一直隐藏在梁漱溟家，直到重庆解放。

张澜和梁漱溟先生思想始终是相通的，长期的共同斗争，张澜对梁漱溟的为人非常了解。他深知梁漱溟从来不反共，绝不是反动透顶。他也深知梁漱溟服膺儒家教导，有历史传承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傲气，不知变通，难免孟浪。顶多是好心办坏了事。

3，针对批判会上张澜的沉默和其他跟随领袖批评的人而生的评论

张澜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特有的人格魅力。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或为自己的利益随风倒；为人刚正，更不会为一己之私，昧着良心去落井下石，陷害他人。自己从不考虑，也不斤斤计较于自己是“左”抑或“右”的问题。头脑中，从没有去求当什么“左派”的概念。他更不把朋友、同事分成什么左、中、右，他只对事不对人，从不靠整人，整朋友来赢取名声。只大无畏地揭露、批判敌人，只和敌人斗争。因此，才有“圣人”之称。在批判梁漱溟的斗争中，才有他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以保持沉默来表示他的态度。

当时，大多数与会人员并不了解梁漱溟，在那种形势下，他们出于对领袖无条件地相信和崇拜，跟着批判梁漱溟，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足为奇的。

但曾与梁漱溟一起长期共同奋斗的少数盟内外人士，他们对梁漱溟的为人非常了解，却也争先恐后，一哄而起，昧着良心斥责梁漱溟，这倒有些奇怪。

其实，有少数先生们，向来以惯于见风使舵著称，他们是一批常自诩为“左派”，或是处处时时想争当“左派”的分子。纵观历史，可看出他们一贯缺失了正直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很少独立思考，始终顺从领袖的意愿，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他们成为后来能在知识分子中搞起各种荒谬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基本力量。可悲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也没有跟上领袖的思想，未能逃脱陆续被批判，被斗争的悲惨命运。

4，关于梁漱溟和毛主席争论的相关背景

1952年以后，中共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必然发生工农关系的争论。党内外都有人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造成了工农之间待遇的差别。

解放后，梁漱溟先生也来到北京，他仍忙碌地到农村参加土改和调查。回京后，他也经常到张澜家拜访。谈论各种见闻和问题。

梁漱溟感觉到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对农村重视不够，造成农民的生活仍十分贫困，工人九天，农民九地。闹革命时，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现在已不存在此形势，他为工农联盟很有些担心。

5，张澜对“批梁”保持沉默的新史料

解放之初，张澜十分欣喜，由衷地佩服中共和毛泽东，佩服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谦虚、谨慎、勤劳、节俭的作风，他经常要求他的儿女们努力实践毛泽东跟他讲的这八个字。他还说：“我真是幸运，我活到了八十。我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驱逐出去了。我亲眼看见中国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

当时，由于他体衰多病，再也不可能走出北京城。再也看不见中国特别是农村的现实情况，每天只能看到、听到报喜不报忧，歌功颂德的报纸、广播，似乎国家一切方针、政策、及执行情况已经尽善尽美。

他只能从亲朋好友的来信和谈话中了解一些民情。作为中共的诤友，他总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民间疾苦，毫无保留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以作为中央制定政策时的参考。在中央各项政策的讨论中，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问题，张澜都坦诚阐述自己观点，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身体力行参政、议政。

最近，在出版和发行《张澜画传》（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黄祖坤主编）和编校《张澜全集》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张澜写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给他的回信。这些信函，完全反映出张澜对出现的问题是怎么看，怎么做的。

1953年5月，张澜接到他的好友周善培（周孝怀）[1]的一封信，向他讲述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问题。张澜觉得事体重大，即刻和黄炎培先生商量，并共同写信向毛泽东、周恩来反映，为了避免领袖们对周善培产生误会，还特别向他们解释周善培是出于赤诚之心。

信文如下[2]：

毛主席、周总理：

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嘱为代陈。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关于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

顺致

崇高敬意！

附笺共五张

张澜、黄炎培

一九五三.五.五

时隔数日，毛泽东即给他们回信：

张副主席、黄副总理：

五月五日惠书及周孝怀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此复。

顺致敬意

（周书奉还）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过后不久，六、七月间，张澜分别接到长女婿刘雅清[3]和周善培先生的信，他们向张澜反映当时工人和农民生活状况悬殊太大，由此，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并提出了建议。

周善培“所言农村情况”是这样的：

想到时事，北韩早迟必当停战，杞人之忧则东德事变影响尤重于北韩。美帝阴谋能施之东德者，安保其不施之我。我之工人已翻身到九天矣，该不致受任何煽惑。可忧实在占最多数之农人，地主确已铲除，穷农则仍未翻身，且大半不能自饱。中央屡派员调察农情，所得必百倍于我，计必有安辑农人之办法。鄙意则受灾区域之农税当免当减，即未受灾区域之农税亦似宜详察情况，苟生活有所不足，税收亦当核减。盖国家预算虽农所占为最轻，而按实际生活情况，即此轻者已非农力所能胜，政府必已察及。

刘雅清是这样说的，（较长，只摘录要点）：

……据反映现在农民的平均收入每人一年仅有五十余万元（笔者注：1955年3月后，新币为50元。按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而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每人一月即有五十万元。由此，可见城乡生活的相差悬殊……

张澜也深感他们“所言农村情况殊堪注意”，接到周善培先生信的第二日即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4]：

毛主席：

我前月曾接刘雅清函，昨日复接周善培函，所言农村情况殊堪注意。特令抄呈，以供参考。

此致

敬礼！

张 澜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毛泽东七月八日即回信张澜：

表方先生：

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均收到，甚为感谢。此复。

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张澜在梁漱溟发言前两月，即借刘周之信，向毛泽东提出了“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殊堪注意”的问题。表明他和梁漱溟是持同一观点的。

而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漱溟之前，即九月十一日，就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和张澜一样，也表示了同意梁漱溟意见的态度。

后来会议转入批梁，张澜和李济深都不再说话。他们在批判梁漱溟的会议中，沉默不语，就是表明他们不同意对梁漱溟的批判。后来，才有两位老先生共同给毛泽东写信，为梁漱溟转圜的事。

第二，纵观张澜的一生，对于敌人他始终是公开地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的铮铮硬骨。对于同道和朋友，他既敢于亮明和阐述自己的观点，又很注意方式、方法，使对方易于接受。

张澜这种光明正大、率直坦荡的君子之风也赢得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尊重。

1954年初，一次张澜去拜会毛泽东。在谈话过程中，不知不觉提及去年梁漱溟挨批判一事，张澜讲：“说梁漱溟反动，太过了，太过了！他至少是反蒋的吗！”张澜又笑着埋怨毛泽东：“都是主席你惯食（四川话，惯的意思）的，我们来见你，不很容易，而他想见你就能见到。”毛泽东听后笑了一笑。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再加之体弱多病，张澜又向毛泽东提出：“我现在已是80以上高龄了，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于国家已无什么贡献了，请主席允许我辞去现有职务，让我安心养病吧！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主席‘乞骸骨’”。

毛泽东答道：“表老，您不能辞！我是你们大家把我推上主席座位的，你们要是辞职不干了，我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主席又面带微笑地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

回家后，张澜笑哈哈地向他的长子张乔啬、长女张茂延描述了会见的情形。

6，由梁漱溟和毛泽东争论的结果所想到的

梁漱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有“文谏死”的精神。因而敢在公开场合和正在成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顶撞，殊不知狠损了毛泽东的权威和颜面，因而铸成大错。

但事过之后，中央也没给梁先生什么处分，不久还让他恢复参加各种活动。这说明对于梁先生的思想、品格、个性，毛泽东也是了解和敬重的，只是恼怒他在那样的公开场合“批逆龙鳞”。

这段公案已整整过去一个甲子了，早已物是人非。在现在的社会实际情况下，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不媚俗、坚持正义、光明正大、率直坦荡、讲真话的君子之风是很应该大力提倡的；同样的好心，用不同的方法，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汲取的。

六十年过去了，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已经成为浩浩汤汤的势不可挡的潮流。在逐步实现民主的道路上，关键是我们的领导集团应该有最大的“雅量”，要真正地“包容”。

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4日明确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2013年2月6日他讲到：“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讲到“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了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的表态，我们党一定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雅量和宽容。我想今后必会减少发生因言得咎，因言获罪的事情。

我想，别人一说不对自己心思的话或申明自己的政见，公开批评各级政府机构和领导个人，就有大得可怕的帽子给他戴上，就有刑罚等待着他，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出现。真正做到皆言才能“谐”。

反过来，大家想想，表面上，只看到、听到一片伟大、光荣、正确的颂扬；随处可见的是喜庆的或强制命令、口号式的鲜红的标语条幅；只见处处莺歌燕舞。而在私下、背后，许多群众在辛辣讽刺，在骂娘。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呀，这个社会还能进步吗？

各级机构只要认真按习近平同志要求的去做，定能真正在社会、政治、学术等各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才能团结全国人民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

本文参考了《张澜年谱新编》（群言出版社出版，谢增寿编著），，《张澜画传》（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黄祖坤主编），《张澜评传》（群言出版社出版，余科杰著），《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郑直淑，文汇月刊），《梁漱溟为“雅量”而争》（钱伯城，《万象》杂志，2004年5月号）

注释：

[1]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社会活动家。原籍浙江。1905年先后出任四川巡警道和劝业道总办，在四川最早推行近代警察制度和工商贸易，曾倡导和督促成立了川江轮船公司。著作有《周易杂卦正解》以及回忆录等。

[2]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信及附录据张澜长女张茂延提供家藏书信底稿。均载《张澜全集》(待出版)，《张澜画传》（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黄祖坤主编）

[3] 刘雅清，湖南娄底人，中共党员，张澜长女婿，湖南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任西南服务团南京分团技术大队政委。曾任西南化工局局长，后在多个基层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4]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信及附录据张澜长女张茂延提供家藏书信底稿。均载《张澜全集》（将在群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