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咸阳

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自少年时期在咸阳三原上学、参加革命活动开始，他先后在咸阳地区生活战斗了近十年，担任过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委、关中分委书记等职，他为咸阳乃至整个关中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咸阳这方热土也见证了他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见证了他实事求是、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实干精神，见证了他情系关中、与关中群众建立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早年投身革命 转战渭北关中

1928年初，不满15岁的习仲勋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3月中旬，习仲勋等9名学生因开展革命斗争被捕，关押于三原县府大狱。在狱中，习仲勋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屈服，他坚持革命信念，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开展机智的斗争。习仲勋的表现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认可。1928年4月，习仲勋在狱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6月，习仲勋等人被转押到西安军事裁判处审讯。8月底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习仲勋又经历了家乡严重灾荒、双亲离世、家境艰难的巨大精神痛苦和思想负担，他没有放弃、没有迷茫，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投身家乡筹赈活动，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到筹赈救灾、救黎民于水火的革命活动之中，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0年初，未满17岁的习仲勋受中共武字区委派遣，到国民党驻陕西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从事兵运工作。到部队后，习仲勋和该部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成立了党小组，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关系，联络感情，并采取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日常斗争，逐步提高士兵觉悟。经过习仲勋等人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全营发展党员30余人，成立了党的营委会。习仲勋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受到士兵拥戴。1931年5月，不满18岁的习仲勋担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1931年冬，习仲勋所在部队奉命到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1932年4月，习仲勋等人在两当县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两当起义。起义队伍被打散后，习仲勋没有失去信心，他徒步经麟游、灵台邵寨，返回长武亭口，住在长武亭口好友王志轩家中养病。习仲勋在亭口停留期间，和群众交往甚广，群众亲切地称呼他“小习”，一些年轻人更喜欢接近他。王志轩等人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向陕北护送了十多位革命同志，而亭口也成为长武革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932年9月，习仲勋带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离开照金地区，转入渭北苏区的三原县武字区。9月中旬，特务队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习仲勋担任政治指导员，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边界一带。

193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等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离开渭北后的短短3年时间里，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区革委会副主席、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倾注全部心血，身先士卒，从实际出发，坚持实地调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为创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

对党无限忠诚 临危两下关中

习仲勋再次返回咸阳地区，是在1936年受党中央之命两下关中，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此时，习仲勋刚刚经历了错误肃反、受诬蒙冤的磨难和考验，他仍能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听从中央分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工作，开拓进取，不为困难挫折所动摇，体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

关中特区位于子午岭西麓桥山山脉南端，西兰、咸榆公路之间。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今分属陕甘交界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等地。习仲勋到达关中特区前，中共中央已派贾拓夫、张邦英等在这里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习仲勋上任后，增补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他不辱使命，积极加强党的建设，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的区乡组织；及时纠正和调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差；大力发展革命武装，改编关中独立营，成立了关中特区司令部，组建了10余支地方游击队，使关中特区党员队伍、党的基层组织和武装组织得到发展壮大。1936年春，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关中特区，关中特区5个县被敌人全部占领，苏维埃政权被摧毁。习仲勋、汪锋等留在关中成立了中共关中工委，习仲勋任工委书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5月，习仲勋调任甘肃省环县县委书记。

同年9月，中共中央再次派习仲勋回关中特区工作，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面对敌人“围剿”后关中特区的困难形势，习仲勋临危受命，很快投入到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及时恢复了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带领关中特委干部深入基层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恢复基层党政组织、放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仅一个月时间，关中特区各县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全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4支、500多人，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也逐渐恢复。西安事变发生时，习仲勋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武装向外出击，10多天时间便收复了整个苏区，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重新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县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关中特委机关驻地迁至淳耀县的桃渠河（今属淳化）。至此，关中特区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习仲勋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很快消除了模糊观念，领会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精神。他结合关中特区的实际，及时调整了方针政策，停止了扩大苏区的行动，把对友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其间，根据中共陕甘省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指示，领导关中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划界谈判，划清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县与国民党正宁、宁县、旬邑、淳化、耀县的界限，为关中特区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暂时的和平环境。

1937年年初，红军主力进驻渭北地区不久，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委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时机，将正宁、宁县、旬邑、淳化等县划为红军募补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4月，在淳化县城和旬邑县城分别设立红军募补处，一方面宣传、鼓励群众抗日救国，另一方面动员组织青年参加红军抗日杀敌。7月，习仲勋在关中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中挑选500名英勇善战的精兵强将，充实到驻扎在富平县的红二方面军。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主政关中分区 创建不朽功勋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1939年12月，兼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负责关中分区党政军全面工作。他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关于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深入开展全民大生产运动和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了保卫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为关中分区的建立、发展、壮大，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不朽功勋。

加强党的建设。1937年10月，习仲勋在新正县马家堡（今属旬邑）主持召开关中分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关中分区第一届委员会。会后，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精神，领导关中分委积极发展党员。至1941年5月，全区发展建立了20个区委、68个党支部，有党员3976名。1939年9月，习仲勋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今属旬邑），主持召开关中分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会后，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决议》精神，利用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开办地方干部训练班，着重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战争初期，为了适应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要求，习仲勋积极着手把关中分区各级苏维埃政府转变为抗日民主政府。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资本家、富农、牧师、僧侣等的公民权，在赞成抗日的原则下，准许各党派、职业宗教、文化团体自由活动；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对已没收土地的地主给予同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和房屋，取消了对地主、富农经商的限制，并欢迎外地资本家和商人来分区经商等。1937年7月至1937年12月，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相继召开了乡、区、县代表会和议会，进行了由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各族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选举运动，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工农苏维埃民主制向抗日民主共和制的转变。选举过程中，习仲勋特别注意吸收一些在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发挥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同时，习仲勋还积极联合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和一些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党员，经过选举和动员将其吸收到各级政权中工作，积极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

贯彻“三三制”选举原则。1941年春，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党政组织积极贯彻执行边区党委和政府关于“三三制”选举的组织规程和指示精神，带领干部深入基层乡村开展以实行“三三制”为重点的宣传动员工作，举办选举训练班，总结以往选举的经验和偏差，为关中分区“三三制”政权建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努力。1941年6月至9月底，关中分区自下而上召开参议会，8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组成各级政府。这次选举，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两级政权的领导工作，但在县级政权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仍超过限额。针对这一问题，1942年5月，习仲勋要求各县彻底实行“三三制”。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各县及时召开县参议会，对县参议员和政府委员进行调整补充。至年底，县乡两级完成选举，均达到了“三三制”要求，充实和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实施精兵简政。在加强关中分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党政组织进行了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第一次是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第二次是1942年7月至9月。本着紧缩上级、加强下级的原则，配齐了县政府的缺额，抽调精干人员充实到区乡级，对紧缩后的超编人员进行了适当安置。工作中，习仲勋及时向机关工作人员传达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带领专署领导认真耐心地做下移县、区、乡干部、休养干部、学习干部以及转入生产人员的解释说服工作。通过精简，减轻了财政经济负担，选拔了精干的干部任职，保证了工作更有效率。

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克服异常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的号召，探索和执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进行了以大生产运动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有效地改善了群众生活。主要措施有：组织劳动力，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使分区百分之六七十的劳动力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来；奖励和安置移难民，扩大生产建设力量； 发现和培养典型，发挥先进模范在经济建设中的带动促进作用；改造“二流子”626名，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进步。

调整土地纠纷。抗日战争初期，关中分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两类不同的地区：一类是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的区域；一类是未实行土地革命未分配的区域。经过土地革命分配的区域，又分为分配彻底、不彻底和三年未收租三类情况。根据不同情况，习仲勋率领关中分区党政领导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于1941年4月4日，制定下发了《关中分区调整土地纠纷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地区，基本政策是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对于地主使其有必要数量的土地耕种，以保障其生活；在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其政策为保障农民既得利益，地权仍归农民所有，同时设法照顾地主的生活；在三年未收租子的地区，虽未明确宣布分配土地，但依照政府法令确定土地为农民所有。

发展教育事业。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期间，不仅注重分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对分区的文化教育建设也十分重视。在他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成立了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利用农闲时节举办地方干部训练班7期，培训区、乡干部多达320余名；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发展冬学机构共发展到200处，探索出以开办冬学、对群众实施补习教育为主，以创建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民众教育馆等社教手段为辅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教育模式；大力发展小学教育，采取加强完小、裁并初小等措施，有效提高了小学的教学质量；重视中等教育，亲自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大力发展以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和二师为代表的中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为分区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

发展文化卫生事业。1939年12月，在习仲勋的倡导和支持下，关中剧团在马家堡成立，常年在分区各地巡回演出，以多种表演形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统治，鼓励和教育边区人民发展生产、保卫边区；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的机关报——《关中报》创办，习仲勋亲自题写报头，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军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培养了汪庭有、刘志仁等影响较大、成绩突出的分区群众文艺带头人，创作出《十绣金匾》等优秀的民歌、秧歌，脍炙人口。

领导反磨擦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每次关中分区都是首当其冲，习仲勋在任内就经历了两次反磨擦斗争。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针对关中分区制造磨擦事件64起，抢劫骚扰38起，并先后占领淳化、旬邑县城以及新正县四、六区，赤水县官庄、梁庄等地共6个区43个乡的地域，制造了土桥事件和旬邑事件等累累罪行。习仲勋紧抓确保边区安全这一战略基点，在做好反磨擦斗争军事准备的基础上，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对关中分区实施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封锁和破坏，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成立，文年生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习仲勋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在习仲勋与文年生的带领下，坚决贯彻中央方针，在政治上坚持12条，要求国民党取消反动命令；在军事上坚持自卫原则，不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报复措施，巧妙化解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进犯，成功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由于熟悉关中情况，在关中分区影响力大，1945年7月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对爷台山地区的进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在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时，特意抽调习仲勋担任政治委员，配合司令员张宗逊抗击顽军的进犯，成功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情系关中故土 心系渭北百姓

作为分区书记，习仲勋能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特别注意维护劳动群众的合法权益，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加强自身建设，紧密联系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他对劳动群众关心帮助、对干部体贴爱护的种种佳话，至今还在关中地区流传。关中分委驻扎在马家堡时，有一次当地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十分危急。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派遣警卫员庚申请来医生为马妻接生。马妻母子得救后，马团儿一家十分感动，坚持让习仲勋给孩子起了名字。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疫情时，习仲勋十分重视，立即派出专人赶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为回民群众治疗，很快控制住了疫情，挽救了回民群众的生命。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习仲勋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并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为节省开支，习仲勋总是坚持和机关干部一道外出打柴，一起从沟里往原上扛柴禾。每次去农场劳动或是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拉家常，把马匹用来为同志们驮行李。他还常常对劝他休息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上战场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参加劳动即使蹭破点皮算什么？”

作为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习仲勋时刻把自己植根于劳动人民之中，始终以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群众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1942年7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他虽然离开了关中地区，但却始终割舍不断与关中分区建立起的深厚感情，心中时刻牵挂着关中分区的百姓，牵挂着这里的亲朋好友。只要有机会回到这片土地，他都想方设法为家乡群众办些实事。

1949年8月中旬，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在指挥人民解放军挺进甘肃路过长武县亭口镇时，洪水漫过西兰公路唯一的一座石桥，影响百姓出行安全。习仲勋等人当即建议在亭口重新建一座大桥以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当年冬天，亭口镇的黑河大桥在习仲勋等首长的关怀下，开始动工修建，为亭口和长武县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8年4月，时任旬邑县副县长的王醒民为开发当地的煤炭资源拜访习仲勋。习仲勋仔细询问了旬邑的现状和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建设状况，并协调有关部委为旬邑留石村煤矿的开发拨调建设资金2785万元，解决了困扰旬邑人民多年的烧煤难问题。1999年11月，在了解到旬邑县正在维修马栏革命旧址后，习仲勋专门给陕西省委写信，为马栏革命旧址争取到20万元的维修资金，并给马栏革命旧址题词。2000年6月，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思念之情，习仲勋委托夫人齐心和子女回到他工作、生活、战斗10多个春秋的关中地区，一一走访、看望了健在的老人，与当地群众倾心交谈，一起回忆那段峥嵘岁月。习仲勋还特地嘱咐齐心到三原县给自己学习过的省立第三师范（如今成为一家幼儿园）捐款。多年来，齐心数次代表习仲勋为关中的学校捐款或筹集资金，先后修建了马栏、阳坡头齐心希望小学等3所学校，改善了当地的教学条件。

习仲勋同志曾说过：“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因此，我们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不仅是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学习他始终把党和群众利益摆在首位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实干精神；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激励和鼓舞我们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敢于担当、勇于解难，为建设小康咸阳、美丽咸阳、和谐咸阳，实现四强三领先西部强市“咸阳梦”而努力奋斗！（陈晓强 陈娥 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