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如何承受时代剧痛

从“小说《刘志丹》反党案”开始，习仲勋的人生经历了一段坎坷而又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

习仲勋与小说《刘志丹》

事情还要追溯到1956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

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习仲勋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于是李建彤找到习仲勋，向他讲述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情况。

习仲勋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赞成写成大部头的小说。李建彤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

康生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虽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有组织地进行反党的“政治纲领”，立即要求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继续刊发，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习仲勋当即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康生向毛泽东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

始料不及的政治打击，使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许多年以后，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身处逆境时受周恩来特别呵护的情景：“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习仲勋夫人）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 ”

被红卫兵虏至西安批斗整整一年

对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持续到“文革”。 1967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整个社会更加动荡和无序。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1月4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11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勋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

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勋戴上，推拥着他匆匆离开洛阳矿山机器厂，消失在寒冷的夜色中。

1月24日，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刘澜涛等胸前挂着“反党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会场，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们的双臂被身穿黄绿色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后，并强迫他们低头弯腰。高音喇叭不断鼓噪着，数万名狂热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批判会后，造反派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

“拼刺刀”时的精彩辩论

1967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6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勋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 8月5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系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特殊的年代必然产生特殊的语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语“拼刺刀”就是其中之一。 “拼刺刀”往往要“刺刀见红”，刑讯逼供和各种体罚司空见惯，使当时的批斗会更为激烈，更有“火药”味。

9月16日，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医学院与习仲勋“拼刺刀”。批斗会上习仲勋和造反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问：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答：主要是反五风，给中央写了报告，食堂不能办；炼钢铁浪费劳力、燃料。

问：说你放的毒！

答：我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得太大，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还说过我亲眼看见一家秤上没有了秤锤和秤钩，群众说，都拿出去炼钢了，把耕犁的铁铧也炼了钢。

问：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答：我赞成自留地。

……

像这样的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

在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会、“拼刺刀”的折磨下，习仲勋感到自己“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便于10月31日和11月初两次写信，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是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来得知习仲勋在西安的处境后，决定由北京卫戎区对习仲勋实行监护，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 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活。 1975年开始，习仲勋又在洛阳过了三年“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的“流放”生活。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小说《刘志丹》平反。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反。 据《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