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雾：“文革”后禁片的政治问题：不见影像，唯有挣扎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期，原文标题：“文革”后禁片的政治问题：看不见的影像，看得见的挣扎。

经历了“文革”十年禁锢，电影几乎成为压抑许久后中国人最热爱的文化消费品。有人统计，1979年全国每人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之多。而“文革”十年，被允许公映的电影加起来不超过五十部。著名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1979年复刊，到1981年，单期发行量就从起步的50万份一路攀升到创纪录的965万份！可见当时人们文艺热情之喷涌高涨。

一些“文革”中的“禁片”，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比如越剧电影《红楼梦》，“文革”中被当成宣扬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打入冷宫。1978年，这部国产老片一解禁，反响巨大。一位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经理回忆当年的盛况，下午四五点就有人来排队买第二天的票，“人山人海，排出去几条马路”。全国三十六家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仍然一票难求。有人评价，《红楼梦》的解禁，似乎预示着我国的电影创作中，正常的感情表达不再被禁止。

但观念的真正复苏无疑需要时间。七十年代末，人们看到的大都是引进的译制片和“文革”前的国产片。文艺界的观望态度一时占了主流。作家王蒙说：“大衣两个口袋里放着两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帮’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资派的。写难不住我，我不是不会写。你形势怎么发展，我有什么办法？”而最能反映出这种社会思想的激烈斗争，莫过于电影《苦恋》所遭受的命运。

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

电影《苦恋》由作家白桦的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悲欢离合。他从小家境贫寒，才华满腹，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往美洲，在那里成为著名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执意回国。但不久“文革”爆发，一家人惨遭迫害。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靠生鱼、鼠粮为生。剧终时雪停天晴，而凌晨光生命之火将熄，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尸体成为问号上的最后一点。

剧本发表于1979年9月，马上便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曾派人到拍摄现场传达指令：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商量半天，双方将“问号”改成“省略号”：最后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摇荡，伴随六声强劲的鼓点，将六个黑点钉上了银幕。

即使这样，电影《苦恋》（后改名《太阳和人》）还是引发了争议。影片被人诟病氛围过于压抑，主人公不该在“四人帮”粉碎时死去，而片中女儿那句犀利的台词“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更是在审片时被解读成对党的歪曲和反对。有领导干部看后，直指片尾打出的省略号：“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重视它，没想到后来会引起那样大的波澜。”白桦回忆道。他的妻子王蓓就曾因参演过《武训传》而受到批判。白桦记得剧组特别有凝聚力，拍的时候大家很有激情，都自称“苦恋者”。“我看了七遍，没有一遍不流泪的。那是我们的生活，它记录的是生活！”但迫于形势，1980年12月23日，白桦不得不在《解放军报》上撰文承认：“剧本《苦恋》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

1981年1月5日，《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苦恋》在会上一经放映，马上成为了焦点，出现了“一边倒”态势：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就被赞扬的人打断。主持会议的人几乎不知道怎样收场。最后文化部给出意见：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

几天后，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胡耀邦拒绝了他：“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随后局势发展得有点刹不住车了。《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将《苦恋》上升到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北京日报》、《红旗》杂志、《长江日报》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至此，批判白桦和《苦恋》的声浪激起震动全国的轩然大波。面对上纲上线的批判，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5月17日，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表态，反对“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一锤定音，这件事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结束。但争议的焦点《苦恋》成为“文革”后最著名的一部“禁片”，至今仍不得见天日。作家阿城的父亲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阿城曾向父亲请教，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钟老答道，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导演彭宁也与禁片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前他导演的电影《瞬间》，以“文革”期间林彪事件为蓝本，影片被禁。后来又开禁放映了没几日，就再次因不明原因撤下，从此了无声息。1981年，沉寂多年的彭宁执导电影《初夏的风》，此片再次遭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剧组中有个刚入门的美术助理叫冯小刚，现在他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导演。而彭宁就此心灰意冷，从中国电影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第五代导演的探索与突破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五代导演高歌猛进的年代。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当初就是几个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苦闷毕业生的大胆尝试。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这些日后的电影界红人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在中国电影界确是“史无前例”。电影改编自郭小川同名长篇叙事诗，甫一诞生就让人惊呼划破了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全片淡化战争冲突，更多是探讨关于“人”的疑问；以往革命电影中十恶不赦的坏人，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出人性本身复杂的力量。

几位年轻人兴冲冲地把“处女作”送审时，正碰到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与《被告后面》两部电影，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影片拖了整整十一个月，共修改107处，才最终于1984年10月获得通过。公映三年后，《一个与八个》还被收回拷贝重新剪辑发行。

同样被多处修改、险些成为禁片的还有第三代老导演谢晋的代表作《芙蓉镇》。这部电影拍于1986年，在当时轰动一时，引发了人们对“四清”、“反右”、“文革”等历史问题清算的热情，它总体上还是一部谢晋式的“哀而不怒”的电影，在审查半年后终得通过。但当时论争之激烈从一件小事可见一二。《芙蓉镇》准备在上海美琪大剧院举行首映式，当天买票的人把大剧院的玻璃全都挤碎了。主演姜文和刘晓庆在北京买好了机票，却被拦在了机场，“能不能演还不知道呢”。谢晋说，即使到了放映之日，文艺界仍吵得一塌糊涂。

最后上级规定《芙蓉镇》可以在国内上映，但禁止在国外放映。谢晋找到中宣部的几个领导交涉，他搬出理由：《芙蓉镇》的原著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当时巴老（巴金）还在呢，这是经过他首肯的”。几个领导把电影对比着原著又看了几遍，给出了终评：“谢晋导的这部片是忠于原著的”。《芙蓉镇》才算通行于世。

但导演吴子牛就没这么幸运了。1985年，他“试图站在一个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拍出了直接面对中越之战的战争题材影片《鸽子树》。当时仗还在打，电影就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实拍。影片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放了两场，反应都很好，但最终难逃被禁的命运，吴子牛说：“你不能对这场战争有任何的评议，你只能说它好。”让他揪心的是，《鸽子树》当时只做了声画双片，还未做校正拷贝就不让生产了，而双片只能保存20年，其间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议，自己出钱把拷贝做了，“《苦恋》还做了两个拷贝呢”。《鸽子树》也许时至今日仍静静躺在陕西临潼的国家影片仓库里，命运未卜。

三部电影三种遭遇，可见八十年代电影摆脱思维桎梏的探索之路，走得并不是那么平顺。

从地底下钻出的第六代电影

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著名的“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影片销售，既可通过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分成及代理发行方式进行经济结算，亦可根据购销双方协商的其他方式进行经济结算。”这标志着市场机制正式引入中国电影业，票房成为创作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冯小刚就曾调侃：“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占据着宝殿，他们把大门看得很死。接着第五代导演杀到，他们没走大门，‘破窗而入’，然而第五代导演杀入这座电影宝殿后，同第四代一起把窗子关严了。后来，第六代导演竟然也杀入了这座宝殿，他们既没有走门，也没有走窗户，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张元拍摄于1990年的《妈妈》，是“第六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诞生就决定了这一代人出场时的“地下”身份。张元读大学时就开始给法国、瑞士电视台拍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开拓了眼界。原来，还可以用这种方式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他毕业后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没去报到。他想按照自己的思路拍片。一个被儿影厂和八一厂先后放弃的本子《妈妈》，张元把它捡了起来。

当时全国有十六家电影制片厂，只有这些电影厂有厂标，拍完买一个厂标挂上，才算是正式出品。张元和同学王小帅共同策划买厂标，但失意而返，执意将片子拍出来的张元在没有厂标、未经剧本审查的情况下，找一家私营企业筹集20多万拍完。完成后他们才向西安电影厂买到了厂标，由其送审发行。电影讲述被丈夫抛弃、独立抚养脑残儿童的年轻母亲的故事。为了节约成本，全部采用业余演员，编剧秦燕出演主角妈妈，出演脑残儿的黄海波后来报考了北影，如今活跃在电视剧圈子里。这个亲情故事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真实残酷，片中有母亲手淫的镜头，也有脑残儿可能被抛弃而死的开放式结局。

张元后来才知道，《妈妈》是自1960年代彩色胶片取代黑白胶片后，中国新时期第一部黑白故事片，还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独立制片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在国内首发时，只获得寥寥六个拷贝的订数。《妈妈》的录像带被香港影评人舒琪偶然看到，他慧眼识珠，将其寄给法国南特电影节主席阿兰，《妈妈》马上受邀参展。当时王家卫在北京，还是托他将拷贝塞进行李里，才让电影与国外观众见面。未经任何审批手续出国的《妈妈》，在南特电影节获得了评委会大奖与观众大奖，张元说“大概参加了一百多个电影节，几个拷贝几乎要放烂了”，但同时后果是“电影局非常愤怒”。

张元的同学王小帅，199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他一共在那儿待了三年，其间创作了五个剧本，一个也没有被领导看上。百无聊赖，为了抵御孤独，王小帅在墙上写下了“镇静”两个字。但若干年后，他回忆起来仍无法镇静：“我写了那么厚的申请书，想当导演??最后都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到这个消息，最后开完那个会说，不让我们拍。明确表态不让我们拍。我还不跑吗？”于是王小帅选择了出走，1995年被福影厂公开除名，彻底踏上了独立拍片的道路。

他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经费同样来自于东拼西凑，他找经商发了点儿小财的朋友借钱，挖来以前美院附中的同学、如今已是著名画家的刘晓东、喻红夫妇友情主演，为了节约，片子一样拍成了黑白片，加上后期制作，成本总共十几万元。如此低廉的成本，却掩盖不住这部氛围沉闷的影片的真实魅力。片中那对在中央美院里不耐烦活着的穷画家夫妇，是刘晓东和喻红当年的写照。只是结局不同，电影中女人春选择出走美利坚，而男人冬最终进了精神病院。改革大潮席卷而过后的人心彷徨，在冷峻的色调中展露无遗。《冬春的日子》也送到希腊电影节并获奖，1995年该片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以来百部最佳影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但无法公映。

无可奈何的“自禁”

《妈妈》开创的模式，几乎成为后来“第六代”们效仿的地下生存法则：小成本制作和频繁参加国外影展。娄烨、章明、管虎等一批年轻导演拍出了《周末情人》、《巫山云雨》、《头发乱了》等各具风格的作品，相继在国外三大电影节外的小众电影节纷纷抱得奖杯。这种绕开体制“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方式，一度刺激了官方机构对第六代导演的集体封杀。

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对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参加国外影展予以惩罚。当时张元正在拍电影《广场》，八一电影制片厂闻风将借给他的摄影机给收了回去。从此，有关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文批评某个或某些人，甚至禁止他在若干年（一般是二至五年）内拍片。姜文、贾樟柯、娄烨等都曾遭遇过，其中对于田壮壮的处罚最为严重。反映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与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蓝风筝》一片在东京电影节参展时，中国电影代表团集体退赛抗议，他本人近十年不得再执导筒。

张献民的《中国大陆1990后禁片史》一文，对于审查制度有过深刻反思。他本人就多次出演和参与制作“禁片”。“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一个细节的主观认定，可能就会成为一部片的雷区。王小帅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十七岁的单车》国内被禁，据说得到的审查意见是“该片反映了北京部分杂乱无章的胡同，将影响我国申奥。”而参与审查的，有时还不止电影局一个部门。张献民举例，比如儿童题材要请妇联的同志参加。张扬的《爱情麻辣烫》，就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删掉了片中两个高中生天黑后站在学校自行车棚的镜头，理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呆在不明亮的角落里。而犯罪题材的片，则要请公检法等部门审看，如果后者认为剧本太过黑暗，或影片的英雄人物不够典型，都会要求电影做出相应的改动。

“禁片”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都是极端扭曲、变态血腥，实际上成为一部“禁片”也许毫无规律可循。“禁片”的题材千变万化，有同性恋、暴力、性等边缘题材，也有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对此，审查部门有具体的意见还好，最可怕的是没有期限的搁置，有时一拖就是好几年。

1995年，路学长的处女作《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王朔的《爸爸》与黄健中的《大鸿米店》审查时都被搁置，意见是需要修改，但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该怎么改。《长大成人》和《扁担姑娘》冷冻四年半后，在多方努力下才终得通过。王朔则失去了耐心，放弃等待。黄健中拒绝修改，于是《爸爸》《大鸿米店》顺理成章成为“禁片”，日后有DVD流出，因为管音像出版的不是同一个部门。更多的人选择了“自禁”，干脆就不再寄希望于通过，不再报备、送审。

1997年，贾樟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拍出了处女作《小山回家》。1997年的《小武》一样属于粗糙和低成本作品，但对底层日常生活场景毫无涂抹的展示，让它表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国外各个电影节上获了六七个奖。这两部片都是地下独立制作，无法公映，只能是小圈子内的喝彩。

但贾樟柯也有过回归体制的努力，写野心之作《站台》的剧本时，他就认为“如果不许在大陆放映将没有任何意义”。他心存侥幸：相比《小武》中的小偷主角，《站台》的主角们是“正面”的文工团演员们，应不会犯忌。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看过《小武》后，甚是喜欢，指名要自己工作室的制片人跟贾合作，加上法国“南方基金”的资助，钱不用发愁了。国内方面贾樟柯选择依托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和上影的文学策划部门共同修改剧本，找各种专家提意见，最后将自认“非常清洁的剧本”交到上级部门，请求取消此前对他的禁令。

但贾樟柯等了整整两年，此间数次被主管部门叫去写检查和保证书，但没有等到任何明确的答复。最后他认为再也等不下去了，万事俱备，非拍不可，只得被迫接受《站台》也成为“禁片”的命运。此后他拍《任逍遥》时，“就再也没有任何幻想，再也没有把剧本拿给有关部门审查。”

审片制度改革在路上

从1995年起，电影局决定与国际接轨，中影公司开始每年进口十部“大片”，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次开始采取“票房分账”。加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大片，以2500万元人民币创造了第一个票房奇迹。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引进，直接冲击着中国本土市场。但是电影业的审查制度，并没能松动多少。张元坦言：“中国电影在钱的困境中还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审查。”

1995年，张艺谋的《活着》不能公映引起舆论喧哗。余华的原著本就享有众多的读者，张艺谋已是拿过金熊、金狮的国际知名导演，作品还牵涉海外投资，一时引发舆论沸腾：既然小说能出版，当初拍前也通过了审核，却为什么不允许放映？但这一切没能改变《活着》被禁的命运。张艺谋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此事，只说了句：“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

一些港台背景的导演，同样经受着大陆电影审查制度的考验。1998年，王家卫本来想拍一部《北京的夏天》，用一个爱情故事描述他记忆中的大陆。立项需要审查剧本，一向以不写剧本闻名的他只好写出一个本子上交。但管理部门却始终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他最后只得放弃，辗转在香港和曼谷分别取景，这便是日后风靡一时的《花样年华》。而张婉婷的《宋氏三姐妹》，拍完后历经了“复杂而漫长”的修改过程，被压了三年多，做了重大删改后方得以上映。但在香港这种电影资金周转极快的市场经济下，三千多万港币称得上当时的大投资了，压了三年多，相当于资方在这个项目中亏损了一亿多港币。香港投资者的信心被打击得一塌糊涂。

引进的外国大片也无法幸免。一些影片必须“稍作修改”才能进入大陆，但很多导演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片子被改。斯皮尔伯格的名片《辛德勒名单》，中国审查机构建议他把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千多名犹太战俘赤身裸体的镜头拿掉，而他坚决拒绝。这直接导致了这部经典作品无法与大陆观众在影院见面。

1996年公布、2002年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中规定了自送审30日内审查机构将作出答复；2010年7月1日，《关于电影全面实行“一备二审制”的公告》生效，将电影的立项和初审都交给省级广电部门负责，部分地方还拥有部分影片的终审权，标志电影管理体制从高度集权逐步变为分权，降低了审查成本和时间。电影主管部门在作出改革，只是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国产电影中的血腥暴力镜头就令人十分忧心。由于没有电影分级制度，许多家长带着未成年的孩子上影院看电影，却碰上了像《风声》这样雷人的情节：钉椅、老虎凳、电刑、一条绳、毒针??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被出乎意料的血腥、暴力场面吓得不轻。其他诸如《花木兰》中赵薇手执敌军头颅；《可爱的中国》中近距离射击将妇女背篓里的婴儿杀死，血浆汩汩涌出；《秋喜》中剪断手指、人趴在血泊里等镜头，即使是成年人看了也头皮发麻。许多国产片过得了政治关，也能删掉一些露骨的性爱镜头，却为了票房和市场而“嗜血成性”。

近来老导演谢飞发表公开信，呼吁用电影分级制取代审查制度，再次引发热议，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响应。而另一件有意味的巧合是，2012年12月24日晚上，早已回归“地上”的导演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重回地下！”网友纷纷猜测也许是他的武侠题材新片《在清朝》再次审查受阻。“中国式禁片”的未来依然阴晴未定，中国的电影观众还在继续享受着有人替你的思想和道德操心把关的待遇。

参考资料：张献民《中国大陆90后禁片史》、导演吴子牛、张元等人的公开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