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我们民族因自身缺陷和失误所导致的一次剧烈而惨痛的自戕行为。尽管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个巨大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只是凝结了一片痂层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伤口痊愈、防止悲剧重演的正确做法不是揭开痂层“拔苗助长”，而是依靠抗菌素消除病毒感染，依靠自身生命力滋生新的肌肉，还需要平心静气地修身养性，改造思维方式，提升精神境界。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心急不得。如果条件不成熟，贸然采取行动有百害而无一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反思“文化大革命”可以采取消极、回避甚至冷淡、漠然的态度，像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里面去，而是要积极、理性、扎实、深入、全方位地进行研究，探讨“文革”浩劫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揭示、透视、审视其至今仍然存在着的残余影响，特别是要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找出从根本上铲除“文化大革命”残余影响及其滋生土壤的有效途经，得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有益启示。这是一个艰巨浩繁的大工程，需要很多人从很多方面去努力。本文仅就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1966年期间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谈一点初浅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指导从表面上看是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其实，问题远不止这样简单，“毛泽东晚年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不可能截然分开。说一句似乎有些冒昧、唐突和不够恭敬的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一次飞跃”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其“飞跃”的高度远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高，这个“飞跃”甚至忽略和遗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少很重要的内容。

 

刘少奇在1940年代初曾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像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个情况，使得我们党在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掌握比较肤浅，甚至还有相当的片面性。比如，毛泽东很早就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文化大革命”伊始广为传播的那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一句话的“最高指示”，同对马克思主义只取“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再比如，邓小平直到1992年还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两位领袖人物的这些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比较低的整体认识水平。

 

其实，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占主体地位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就明确表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共产党宣言》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刚诞生时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或者尚未提出，或者没有充分阐述，《共产主义ABC》更不过是俄国人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仅仅读这两本书是不可能迈入马克思主义门槛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能只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应该包括其价值论，即实现劳动的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方法论是为价值论服务的，忽视乃至撇开价值论的方法论很容易在实践中迷失方向。邓小平的这段话表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6年之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认识水平，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刘少奇半个世纪之前所说的“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显然，从1921年到1966年，我们党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它尽管可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还不能说是彻底和最终的胜利），可以指导新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但远不足以在政治上防止和避免“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发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具体的人。

 

马克思从分析和总结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所引申出来的革命性结论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他豪迈地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很清楚，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指一切现实、具体的人，不是把人的范畴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狭隘阵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但是，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都缺乏对现实、具体的人的基本尊重。即使从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最权威的阐释来看，那六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活的灵魂”，也没有体现“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缺乏对现实、具体的人的应有关注和关爱。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外政治生活中很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只要被组织上确定或认为是“人民的敌人”，那他实际上就不成其为“人”了，就没有任何权利了，就可以被恣意蔑视、随意侮辱、任意蹂躏，甚至可以不经组织和法定程序就从肉体上将其消灭。这种现象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大量存在，得到了包括党的最高领袖在内的各级领导人的默许。“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全国轰轰烈烈宣传和学习的“雷锋精神”，就包括“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的内容。中央媒体当年宣传的乒乓球运动员夺取世界冠军的“宝贵经验”，就是“把乒乓球当作蒋介石的脑袋来打”。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大环境，爆发以蔑视人、躏辱人、把人不当人为重要特征的“文革”浩劫，自然不是什么偶然和奇怪的事情了。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建立的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一年还说，除了“自由人联合体”之外，他再找不到更合适的提法可以用来表达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新社会了 。目标的核心价值，在对目标的追求和奋斗过程中自然也应该得到重视。这就是说，在客观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成员以及自己党员的个性解放和政治自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革命实践来看，他们对于社会成员和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政治自由始终是非常重视的。无论是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起草的党纲初稿即《共产主义原理》，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正式拟定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社会成员的政治自由，均没有作丝毫限制。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政治自由，也持这种态度。而且，马克思认为，在一切政治自由中，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可惜，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还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对党员和革命队伍成员更强调的是集中和服从（这当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本来应该更好地注重党员和社会成员的政治自由即政治权利，但是，在我们党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中，更多强调的是 “四个服从”，是“做党的驯服工具”，而“自由”反而越来越成了一个负面词，成了“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词和专利。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无论是一般群众、民主党派人士，还是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如果谁在行使自由权利时有意无意地冒犯了上级领导，那么，谁就会被认为是“不听话”、“政治上不可靠”，就要遭遇各种磨难。轻者挨批判、遭冷落、不受重用、不能晋升，重者则会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四不清分子”，划入“阶级敌人”的行列，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顺着这样的思维逻辑，将那些被认为是“不听毛主席的话”、“搞独立王国”的领导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以他们为斗争重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既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远景”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即“两希文化”，“近景”则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文明历代先贤特别是主张人类自由平等的近代民主主义者始终怀有真诚的敬意，并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近代各种民主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明确地将这些思想家称作是“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并认为马克思和他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对“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可以说，西方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母体”，马克思主义的血管里流淌着丰富的西方文明基因；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西方文明继续发展的丰硕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有益营养。

 

但是，在我们党成立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间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看来，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之后的西方文明，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同义词，是被贬低、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1950年代末期以后我们党大力强调的“兴无灭资”、“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其矛头主要是对着西方文明的。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母体完全割裂开了，成了只包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内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正是因为有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所以，“文革”伊始就在全国各地甚嚣尘上地开展了“大革文化命”的“破四旧”运动，卷起了一股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使许多人死于非命的“红色恐怖”狂潮，吓得深受西方文明侵染的浪漫名流郭沫若赶紧公开声明自己所写的书“统统应该烧掉”，吓得连名字都有些“西化”色彩的大作家巴金在许多年后仍然是一听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音乐就浑身打哆嗦。正是因为有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文革”高潮期召开的党的九大才制定了“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的政治路线，在“文革”后期更是强调要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仔细分析“文革”中那些荒唐、怪诞的口号、做法和现象，比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三忠于四无限”、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大规模“武斗” 等等，几乎都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实际坚持的指导思想中找到原始胚胎，只不过是进一步畸形地扩展了而已。

 

事实表明，当年我们党实际上坚持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仅不可能防止和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而且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及那十年期间多种现象之所以发生的重要诱因。我们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在1980年代初期曾提出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就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之前长时期里我们党实际上坚持的指导思想作深刻反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我们党现在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有基础和前提。

 

（2002年6月完稿，2014年3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