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的答复首先应该是是实践。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大规模实践的世纪，而且这种实践都发生在经济落后（俄罗斯、中国、越南、朝鲜、古巴、柬埔寨、老挝）和相对落后（东欧）的国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这个世纪末期，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答复。苏联在搞了73年的社会主义后终于在1991年解体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在一个短时期内土崩瓦解。中国到“文革”末期，经济也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文革”后改革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才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国家重现蓬勃发展的生机。越南追随中国搞改革开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朝鲜坚持其“主体”体制，经济落后，与韩国的差距巨大。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实验制造了一百七十万人死亡的惨剧，柬共领导人被作为犯有灭绝人类罪的罪犯受到审判。

 

尽管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答复，但不同的看法依然存在。例如有人引用列宁关于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然后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论点来论证十月革命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跨越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苏联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脱离实际硬搞社会主义及其体制、模式的僵化，而是由于领导人搞了修正主义或整个苏共变修了。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恰恰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近来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中提出过落后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的观点。因此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探讨的必要。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让我们首先从马克思晚年是否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谈起。笔者反复研读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跨越的观点。马克思在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给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信[1]中讨论的是俄国农村公社是否有可能避免像西欧国家农业那样经历在资本原始积累中被剥夺导致分化、破产的过程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农业问题。他认为是可能的，根据是：

 

（1）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具有二重性。其“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但房屋及其附属物--- 园地属于农民私有，耕地定期在公社社员间重分给社员耕作，产品归为己有。这种二重性使它的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2）俄国的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是：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起来，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并存。这就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使“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

 

（3）“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而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俄国农民又习惯于劳动组合，“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2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公社“能直接变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使它“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3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而不是俄国革命性质和社会转型问题。他还以俄国可以不经过一个机器生产的“孕育期” （像西欧那样）就使用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西方用了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银行、信用公司为例，来说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西欧那样的原始积累过程就实现现代化4，这也说明他主要是论证农村公社前景问题而不是俄国革命问题。

 

当然，公社问题与俄国革命问题是有联系的。如何正确估价和对待农村公社，是当时俄国革命党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公社现代化的条件。因为在沙皇统治下，特别在1861年沙皇政府的“农村改革”后，公社不断受到破坏性打击，“几乎推向灭亡的边缘”。马克思认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为失去当时历史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5 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6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俄国革命是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现代化，不能理解为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

 

有人说，农村公社实现了现代化，不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错。如果当时俄国的社会党人能够推翻沙皇政府并掌握政权，他们当然有可能如马克思所说，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改造农村公社使之现代化。这种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公社将成为俄国内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7）。但这并不等于整个俄国实行了社会主义，或意味着社会党可以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本主义，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是当时的先进的生产力。灭了资本主义，破坏了生产力，还用什么来改造农村公社？对此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须的先决条件。”8当时俄国的生产力远未达到可以进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从未说过俄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的民粹派通过农村公社跳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早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就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还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没有任何根据认为马克思晚年丢弃了这一基本原理。

 

列宁的跨越理论为历史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列宁对俄民主革命胜利后可否立即向社会主义跨越的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在1897年，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指出，到19世纪末，俄仍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因此俄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原来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等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致的。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虽提出要使革命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10但并没有同时提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相反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11他在与布尔什维克党内另一个领导人加米涅夫就二月革命后的方针、路线进行辩论时说，“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过这种意见…”12但是无可否认，十月革命后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立即进行了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13，没收私有企业，把银行收归国有，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决策特别是违背诺言解散立宪会议产生了严重后果，不仅资产阶级政党反对，而且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广大知识分子都激烈反对。高尔察克、邓尼金等沙皇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发动了内战和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虽然领导工农经过艰苦奋斗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和路线政策的错误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1921年初，俄罗斯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农业总产量不到1913年的30%，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工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人大批失业。有人估计与战前相比，俄国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4左的政策也遭到了工农基本群众的反对。1920年发生了喀朗斯特叛乱。一批原来十月革命时的老造反也起来造布尔什维克的反。这一严酷的事实，使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从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迷思中清醒过来。经过反复讨论、争辩，布尔什维克决定停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以征收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允许农民在纳税后出售多余的农产品；开放自由贸易；用租赁制把一部分中小企业承包给私人经营：用租让制把一部分厂矿、油田、森林按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大力发展合作社，促进商品流通；将已没收的雇工在20人以下的小企业发还给原来的业主，并允许苏俄公民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工20人以下的小企业。这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放了资本主义，纠正了十月革命后急于搞社会主义的错误。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几近破裂的工农联盟得以修补和巩固，经济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得到稳定。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苏联国情的，是适合当时苏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但当时列宁的认识上还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在许多场合做过自我批评，坦率地承认自己犯了企图在一个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15另一方面他又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评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个他过去自己也曾持有过的论点，并提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什么不能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一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6为在夺权后的激进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辩护。这表明他似乎没有把十月革命后立即搞社会主义看成是根本路线性的错误，而认为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并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是策略上的退却，而不是根本路线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