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迷失在“大跃进”中的茅盾

1949年前，茅盾始终作为自由职业者和政府的异见者而存在，无论是在商务印书馆编杂志，在国民革命的血雨腥风里，还是参与“左联”和革命文学，以及反抗党国专制的民主大潮中，基本上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尽管很多时候都比较偏执一些。1949年后，茅盾摇身一变置身体制之内，成为新政权的文化高官——虽然位列权力中枢的边缘。茅盾身份的变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知识精英的思想和意识？这是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妨以举世瞩目的“大跃进”为例，他看看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又遭遇怎样一种境遇。

1958年无疑是中国人的一个梦魇。这一年，伟大领袖一声号令，6亿中国人投身到“赶超英美”（实质是为了赶超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狂潮中。于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下，“以粮为纲”；深耕密植；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吃饭不要钱； “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一天等于20年”；“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苦战三年”；“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财、无偿调拨财物、银行一律收回农村贷款）等众多富于文学色彩的词汇，充斥于领导讲话、新闻社论、报纸头条、工作计划和实践工作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遍布于大江南北。

来回顾一下当年令人大开眼界的各种奇闻异事吧。

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本来是反冒进的，但1958年9月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实验田时面对亩产万斤的说法，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外交部长陈毅说，他在广东亲眼看到红薯亩产一百万斤，甘蔗亩产六十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留学于美国的宋庆龄在上海住宅的绿色庭园里砌了一个小高炉，每天大炼钢铁，练出来的当然都是废物。毛泽东为得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铁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村领导们发明了用大锅煮粪便制造高级肥料、往地里浇芝麻油、狗肉汤、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谭震林在西安干部大会上说：“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如果这样荒诞的试验停留在文学叙事中也就作罢，然而它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个结局就不免要令人揪心了。

事实还不仅于此。原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无人采摘的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大炼钢铁中，6000万农村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人大会上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等兽行，据省委工作组事后统计竟达128 种。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安徽凤阳县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这样的一种人间惨境，最终直接导致1200亿元化为乌有、3千多万条无辜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然而，伟大领袖却心满意足又非常神往地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伟大领袖在讲话中更是这样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

既然钢铁、粮食、公社等都在大跃进，文艺自然也要放卫星。诗人郭沫若为此写下这样的诗句：“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来看看当年全民文艺的景观吧：内蒙古全区要在5年内搜集 1千万首民歌，呼和浩特市决定3-5年内搜集50万首；安徽肥东一个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全省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能出现成千成万本的民歌选集；南京市 50天产生群众创作130万余篇，常熟一个县就有43万篇；河南省据96个县统计已有创作组30，751个，创作量是上千万篇；许昌一个专区就有业余作者 57000人，在几个月中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发起了一个1千万篇的群众创作运动，结果却被保定一个地区全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 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规划半年内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

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文艺报》、《文艺月报》等报刊、媒体，像“最好的诗”；“跃进战歌”；“口号和战歌”；“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无人不歌咏，无人不歌唱”；“诗歌村”、“诗歌乡”等大量口号和报道，可谓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面对这样荒谬绝伦的人间幻象，茅盾的反映如何呢？据韦韬讲，“反右”以来，茅盾“对毛主席的信任还是坚定不移的，他只是不满于运动中的扩大化和过火行为，对毛主席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的动机的纯正却从未怀疑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起初报纸上如火如荼的宣传使他大受鼓舞，先后写过不少热情歌颂的文章。直到1959年浮夸风被揭露才清醒过来，认识到这是毛主席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大的失误，其后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如果是建筑在虚幻的基础上，一旦幻想破灭，国家和人民将为之付出多么高昂和沉重的代价！”

茅盾是否确如韦韬所讲，从他这一时期的言行看，大致不差。如他虽未到人民公社去生活过，但相信报载“粮食丰产，打破了世界历史记录，农业教科书须得重写。”“欧洲人认为搞不好的滚珠轴承”，在中国 “农村里都搞起来了，从手工操作的直到半机械化的，甚么都有，甚至还有用陶瓷做的。这些也都是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他也相信，“人民公社是一颗大卫星，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报导这消息时”诬蔑说是“农民加入公社是被迫的”。“人民公社化的成功，将在我国经济文化种种方面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内发生重大影响。”他还相信，“五万万农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天天，每小时，都有神话般的奇迹出现，这便是我们的新的现实。”直到1960年，在举国上下饿殍遍野之时，茅盾仍然坚信并抒发豪情地写道：“我们的先人曾经幻想着‘化鹤归来，山川依旧，城郭俱非’，可是这两年中间，我们的山川也不是依旧了。不光是山川换了新装，特别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精神面貌，人与人的关系，也焕然一新了。我们只要想一想：有多少昨天还是半文盲的工人农民，今天已经著书立说？有多少土专家难倒了洋博士？有多少现代的无名诸葛亮创造了多少现代的木牛流马？”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后来更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茅盾虽未成为这种昏话的样板，此时却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说，茅盾并未亲身体验大跃进，只是单方面相信媒体的报道，从而得出和说出有违事实的结论和话语，应该给予同情并原谅的话，那么在得知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的儿媳小曼“青黄不接时吃的是榆树叶、野菜和磨碎的玉米芯掺上白薯粉熬的稀粥，由于极度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小便失禁、肝大四指”后，再发表那样粉饰太平、违背事实和常理的假话、空话，就应该质问他的良知何在了。

当然，还有一种论调说，茅盾身为文化部长，置身体制内，尤其是在公开讲话和撰文中，不得不表态支持，不得不保持与最高领袖一致，应该给予同情性理解。因为，即如1960年下放到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泽东汇报前，是否将饿死人的情况和盘托出，也是思想斗争了一夜，又抽烟又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说出。1960年陈毅去了南方，回京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千家驹在《自传年谱》中写道：“‘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这些都是事实，当年恐怖的政治氛围也的确严峻、吓人。虽然这期间仍有很多干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士，像广西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大饥荒出现时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说：“自古以来人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今年这样苦，今年人民的苦头是空前历史之所未有的。”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1960 年底怒闯中南海当面向毛泽东控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1960年6月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军烈属何明渊1960年3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被捕后说：“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少奇难过得久久不语。

体制内的高干，也有责任感、正义感极为强烈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处讲话反对大跃进，甚至作报告把大跃进挖苦得不成样子。他和黄松龄到湖北，当众要省委书记王任重拿出100多斤重的南瓜来吃，使王任重十分难堪。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当面向问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也曾接连三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大跃进中有关钢铁产量等经济问题，并直言“古今中外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庐山会议上，也有为彭德怀引来杀身大祸的“万言书”。正如彭德怀自己说，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中国早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

这些人可以作为中国的英雄、脊梁被历史永远铭记，但是作为后来者和研究者，却不能因此苛责人人都做英雄，因为个人情况不同、境遇不同，只要不陷害别人，做出草菅人命、伤天害理之事，选择沉默或迎合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没有亲身体验那种严酷政治斗争的人，没有资格在道德上贬低别人，借以标新立异、抬高自己。但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思考和反思总应该有吧。然而，翻遍茅盾的全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除了韦韬所述的“小曼的浮肿，也使他对大跃进、浮夸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一句带有感情色彩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话外，其他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只言片语，这就难免不让人揣测茅盾此时的确丧失了基本判断和独立思考。而相比之于曾同是体制内高官的顾准，却能在被流放、劳改中写下的极富历史和思想史价值的《商城日记》，更遑论“文革”中写下的《息县日记》、《北京日记》、《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张中晓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下了《无梦楼文史杂抄》、《拾荒集》、《狭路集》等文字，郭世英曾质问父亲郭沫若： “三面红旗”之下，竟有成百万人饿死，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吗？茅盾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就要显得相对矮化很多了。

如果说因为政治和政策上的模糊，以及专业上的隔阂和限制，导致茅盾失去独立思考，那么在茅盾最为熟悉和擅长的文艺上，总该有超越常人的基本认识吧，然而事实又让人失望至极。

如大跃进之初，茅盾认为，“工农兵的业余作者，对专业作家将了一军。工农兵业余作者真是出口成章，多快好省。”他还一边针对“别看高炉小，不怕你见笑，我代表总路线，走的是阳光道”的民歌，表扬其“形式朴素，音节铿锵，内容深刻，有气魄……这是打破了迷信以后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文艺创造才能的表现”；针对“稻堆脚儿摆得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的民歌，表扬其“想象新鲜活泼，气魄豪迈，可以说是有点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一边批评 “谁说凡人难上天，咱们力量大无边。如今天地都归社，管天管地管神仙”的民歌，“没有新鲜的想象，”“近于浮夸”；批评“同志们，你来看：我们力量大如天，脚下地球当球玩，大洋海水也能喝干”的民歌，“表现了想象力的贫乏，而思想性也不见得高”；批评《神仙也要入公社》，“读来感不到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魄，因而也就失去了把神仙作为比喻夸大手段的本意”，“是失败之作”。而且，他还不揣鄙薄、充满豪情地写作了旧体诗：“马列阵营气象雄，百花怒放趁东风；中苏兄弟同心德，戳穿纸虎弭兵戎。七年大计史无前，共产天堂在眼边；生产跃居世第一，财丰人寿两俱全。”结合茅盾的这首诗，再比照那些被他表扬和批评的诗，真是不知道，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此前郭沫若早已经写出“母鸡一听着了忙，一天下了三个蛋”（《百草万物也心欢》）那样的诗句，茅盾该如何评判呢？

此后，茅盾还撰文《从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上继续跃进！》夸赞道： “我国文学史上任何最值得夸耀的十年同我们建国的十年文学相比，都会黯然失色。”在批判吴雁的《创作，需要才能》时，茅盾说：“现在一谈到《诗经》，许多人就肃然动容，好像它当真是‘空前、绝后’了；空前呢，当然；绝后呢，不然！我看《红旗歌谣》三百首就比《诗经》强！”在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茅盾更是说：“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园地里，真是景色灿烂，气象万千，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文化艺术工作，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出现了大普及、大提高、大繁荣的局面。”“大跃进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不但使文化艺术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在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谢泳曾评说：“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情，在相当多知识分子看来，本身没有逻辑的事实太多，不合常识的事情太多，贬低人类智商的事情太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一定有机会表达，有表达机会的人，却常常说得是假话。”茅盾非常不幸地充当了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然而，历史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竟不曾认真问一问：与茅盾一样亲身经历五四思想启蒙的文化精英们，怎么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