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人自身解放的必然过程。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人自由发展的种种弊端的同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作为共产党人奋斗的理想社会。[1]自那时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聚焦在建立能够为人的最终解放不断创造条件的社会主义国家。

 

回顾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作为社会主义政权雏形的巴黎公社，存在了72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了74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19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遭遇的一次挫折；苏联、东欧剧变，曾经存在过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烟消云散，不能不说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大失败。巴黎公社根本不具备长久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如流星般地消逝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是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的，但是苏联不是没有实现转机的可能。不幸，在苏联的8任领导人中，处于关键时段的勃列日涅夫，却认不清时代发展的方向，在各方面条件相对有利，时代提供发展机遇的环境下，抱残守缺，甚至倒行逆施，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拖向绝地。如果把社会主义中国比做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在那次大失败的1/4世纪之后，痛定思痛，理性地反思历史，未尝不可将勃列日涅夫的悲剧，转化成中国推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财富。

 

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上台，1982年11月病逝于任内，当政18年。勃列日涅夫任内，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动。

 

首先是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趋向完成，人类社会从生活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世界日益显示出整体性的同时，也生出了许多需要地球上的人共同去面对的新问题。其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近代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欧，由于各国的联合，终于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从而重新崛起，并导致国际格局重组。西欧各国结成区域性联盟的成功，既显示了西欧社会对历史和国家的更为理性的思考，也彰显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再次是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出现了“法兰西共同体”、“英联邦”这样昔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自愿结成的、拥有国家独立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互惠联合体。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些新变动，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这一时代潮流的新的全球性体现。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政的勃列日涅夫，比前任的最大优势是，不必承担推行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责任，可以大有作为。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为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为提高苏联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少数民族共和国的现代化水平，确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东就发生剧变，这不能不说是和勃列日涅夫的只求自己平稳，“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当政治国方针有密切关系。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理论上僵化，实践上全面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两件事情上表现得十分典型。

 

其一是关于确认欧洲边界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不仅自己侵占了大片东欧其他国家的领土，而且强行改变了东欧其他国家的疆域。可是，斯大林划定的欧洲各国边界，一直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其中，尤为激烈的是联邦德国，拒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以及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线。1969年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为了壮大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推行“新东方政策”。所谓“新东方政策”就是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力争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实现同东欧各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问题。这无论从当时的现实和现在的历史回顾来看，都是理性的决策。

 

反观苏联，信誓旦旦必将以武力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确定的欧洲边界现状。其实，苏联心里很虚，一直在谋求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承认。1970年8月，勃兰特访问苏联，主要是谈欧洲边界现状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对于确认欧洲边界现状，苏联的态度就像金钢钻一样坚硬，要求联邦德国放弃“德国统一”的任何提法，包括隐晦的暗示。可是，将两个德国之间的分界线确定为两个德国之间的国界，无论从德意志国家的历史还是德意志民族的感情上说，都是联邦德国所不能接受的。眼看谈判即将破裂，倒是联邦德国做出理性的退让：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确认欧洲边界现状；另由联邦德国政府特别致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阐明联邦德国政府致力于德意志国家统一的根本立场。苏联对此的回答是：向谁发信和发什么样的信，这是联邦德国政府的事，单方面的文件不会让苏联承担义务。这样，谈判的僵局总算峰回路转。

 

1970年8月12日，苏联与联邦德国签定条约。条约规定，签约双方承认：“本条约签字之日的所有欧洲国家边界，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包括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奥得—尼斯线，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2]。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勃兰特事后向美国总统尼克松解释退让的原因说：“他们（指勃列日涅夫及苏共其他领导人——引注）希望至少暂时东欧的现状能够被接受。苏联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控制东欧，但是他们愿意尽可能延长这个过程。”[3]勃列日涅夫为了永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确已竭尽所能，也不能说没有成果。不幸的是，他看不清时代发展的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新前景。”[4]勃列日涅夫的认识，已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总框架，后退到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因此，尽管他为签订的条约文本而沾站自喜，以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可以千秋永固了。殊不知条约文本毕竟是人为的、写在纸上的东西，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能与勃列日涅夫违背时代潮流的断想相一致。勃列日涅夫死后8年，1990年7月2日，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关卡就被全部撤销，“柏林墙”被拆除。8月31日，民主德国政府与联邦德国政府签署两国统一条约：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地区恢复为分裂前的5个州。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终止存在。与德国统一的同时，苏联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一起消失了。这种局面，即使签订条约的当事人还活着，看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又能如何呢！

 

其二是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争论。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勃列日涅夫曾倡导“勃列日涅夫主义”，其要点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在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社会主义大家庭实行“国际分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体化”是新时代的要求；国际主义是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1968年8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华沙条约5国的名义，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共和捷克国家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迫使捷克签订城下之盟，放弃改革。苏联这种行径几乎遭到全世界的同声谴责，其中包括西欧各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隆哥和其他领导人，在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以及其他场合，多次严正谴责苏联的入侵行为，态度尤为坚决。而苏共则称：意共“如此攻击苏联，是出于争取选票的需要”。

 

苏联武装占领捷克，在国际社会陷于空前的孤立，更不堪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一片声讨。为了平息意共的谴责声音，1968年11月中旬，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因隆哥健康原因，意共代表团由意共中央总书记贝林格率领。苏共代表团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率领。会谈中，贝林格坚决地、反复地阐述：“有时候听人说，我们好像要逃避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准备‘分道扬镳’。对此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说，这是非常错误的……至于说在国际共产主义中我们两党间的分歧，我们首先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是明显的。”“我们从不否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中有困难，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危险和活动…… 但是还未达到需要5个社会主义国家出面干涉的地步，无论是在8月21日之前或者之后的局面都是这样……因此，我们不同意这5个国家的行动。我们确信，即使在现在……这种干涉并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贝林格要求：“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机构活动的完全自由。”[5]

 

基里连科除反复讲一通“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西德复仇主义方面团结一致”之类的套话之外，说到具体的入侵问题，立即把话题转到“反对西德复仇主义和争取欧洲安全的问题”。基里连科说：“欧洲的形势令人严重不安。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制定并加紧推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他还说：联邦德国和侨居在联邦德国的“捷克反动侨民”相勾结，随时准备入侵捷克。基里连科蛮横地总结说：“事情却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5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得出结论：必须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点而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家和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堵住了反革命前进的道路，巩固了欧洲的安全。”[6]两党之间会谈只是再次表现苏共和苏联坚持“保护社会主义大家庭”、“侵占有理”的顽固立场，并无任何积极结果。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末西欧各国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话，那么70年代的争论则深入到对苏共建立的政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苏联斯大林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分歧更深刻了。

 

1976年10月21日，法国数学家委员会在巴黎互助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声援其他国家“被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集会。集会主要是针对苏联迫害 “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社会少部分人对苏联成立以来的历史，以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理性反思。“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不过是苏共中央宗教教义化、行政命令化，垄断苏联意识形态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因此，无论是按俄文这个词的原义，以及这批人所从事的活动的诉求来说，都应当译为“持异议者”、“持异议者运动”比较贴切。在这次集会上，法共代表皮埃尔·汝干发表了声援演说，谴责苏联政府“对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的公民，错误地采取行政措施”。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也为此发表公开信，声援这次集会。10月2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苏共对这次集会的抗议。

 

在这前后，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根据阿尔图尔·伦敦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内有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审判”的片断。根据解密的历史档案，“布拉格审判”是捷共内部哥特瓦尔德等几个听命于苏共的领导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捏造，以及1951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转交给哥特瓦尔德的斯大林的亲笔信，迫害、屠杀捷共内部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大清洗惨剧。1952年11月27日，在“布拉格审判” 中，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14名捷克党政高层领导，被诬陷犯有“叛国、搞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军事政变”等“罪行”，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处无期徒刑。同年12月3日，死刑被执行。[7]“布拉格审判”是东欧各国在斯大林指使下，为了“冷战”的政治需要所制造的、法制荡然无存的政治迫害之一，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大家庭”遗臭万年的历史污点之一。法国电视台重揭这一历史疮疤，意在挑战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当然刺激了苏共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