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惠儿：1976年我家与“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是谁操刀的？

据《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介绍，当年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出自杭州工人李君旭之手。这份“遗言”传遍大半个中国；作者的父亲、同学等十余人因此被捕入狱。“文革”结束后平反。

1976年，我工作在广州郊区石井的分校，每周回家一次，骑车，大概一个小时。平时课余时间就在那小得可怜的“校园”（没有围墙），与老师们吹牛。

那时也是上头叫嚷的“大乱促大治”，其实，大治看不到，大乱没尽头。这时大家已经被多年的运动搞得疲惫，加上广州人政治热情本来就低，何况在石井，乡下仔成群,比广州城内平静多了。尽管没有脱离社会，但我把这里看成“世外桃源”。

那时教师不少从外单位转来，学校的书记姓钟，满颊都是胡子根，肯定的是北方种，梅县客家人，有40多岁，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干部，参加过电影《羊城暗哨》那件原始案件的侦察，公检法一被砸烂，就被扔到这儿来了。

老钟为人非常健谈，也不知为什么，与我好像隔代相识，我小他十多岁却与他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形势，他慢条斯理的话中锋芒处处，从公安局干部被斗，聊到他在乡下土改被整，从市场供应一无所有讲到对中央首长的印象。我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我小时候混进广州市政府办的一家干部子弟学校，全部苏联式教育，多是广州领导子女。老钟惊讶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干部的事情，当时领导从书记市长到许多领导都一清二楚，其实都是我同学的家长啊。他再讲起话来更不设防线了。一次，他悄悄问，你对江青印象如何？啊，我吓了一跳，望望他，他脸上微含笑意，我没有做声。其实，我在不同场合骂过江青很多次。在市委召集的一个文艺学习班上，与广东高胡大师刘天一的儿子，每天饭后悄悄谈形势时已经破口大骂，但那时“攻击”可以是死罪，绝不到外面讲。钟书记见我也笑笑，不等我说，开始骂样板戏，然后骂江青。既然他开口，我也就跟上，那些日子能够无话不谈，真痛快！

周末回家，刚从牛栏解放不久的父亲早沉默寡言，这时却轻轻说，给你一份东西看看。我拿过来一看———“总理遗言”，眼睛突然亮起来，这时总理已经去世两个月，在那个时候大家对总理的怀念特别强烈，因为对某些头头的倒行逆施已经几乎到了人人声讨的地步。我连续看了三次。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特别读到批评江青的那段文字，简直就是句句说到心坎。还有对张春桥的批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老百姓心头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压抑了太久，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而这份“总理遗言”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无处寄托的渴望。尤其是“遗言”中那句真诚向国人道歉的话，令许多人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回到学校，先把这份东西给老钟，他也惊喜地看了，然后说，下午才还你。下午？你就抄吧。下午我又传给几位老师，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报纸上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在传单反而可以看到某些真实的信息，所以，抄的抄，讲的讲，这小小的石井学校，沉浸在一片说不上是喜悦，但起码也是兴奋之中。

过了几天，中央下了指示，“总理遗言”是伪造的，要用最短的时间抓住真凶，学校也传达了这个指示。

我的心一下乱了，那时候人人自危的感觉像一块阴云凝聚在每个人的心中。虽然学校里的各位都对“遗言”充满兴趣，但查下来难免让我受累。我看了看书记，他却像平时一样，没有给我任何压力，玩笑也一样开，但从不提“总理遗言”的事。

我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是不想这件事闹大，但如果查下来，我又怎么能说出是爸爸告诉我的呢？

爸爸1938年参加革命，为人正直，1948年在中共领导的广州永汉路兄弟图书公司当经理时，还与搜查的特务进行过可以说是惨烈的斗争。解放后因为左的路线被三次开除党籍，又默默平反。“文革”又坐了七八年牢，才刚刚解放，准备安度晚年，我怎能把传播“遗言”的责任给他呢？我宁愿自己吞了，何况传给他的都是老同志，有的还是这次“遗言清查小组的成员”，有的还是“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我虽然三十多岁，但撒谎还没有学会，在上级没有查到我们这间学校之前，我天天想，来了人我怎么回答。什么在厕所听来的，在公共汽车听人说的，或者在路上捡到一份传单，连自己也不信。我每天胡思乱想，似乎走到世界的尽头，实在没路可去了……

那时天天有通报，说市里查出多少传谣的单位及个人，并不断声称一定查到水落石出。

又到周末，回家后爸爸突然问我，总理遗言的事有人问了吗？天啊，我最怕就是听爸爸这句话，所以这两个星期都没敢告诉他我已经在学校传开了。他没有做声，我更慌了，几乎就要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

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还很轻，很淡地说，如果有人来查，你就说是我给的！

你给的？我的眼泪几乎涌出眼眶，父亲又把责任搂在自己身上，没有让我背包袱。他那句话说得如此平常，简直听不出有任何负担。他惯了，看惯了这些年一个个的政治漩涡，也珍惜普通老百姓心底的那份真挚的感情。

我无言了。

当一周以后市政工组调查人员到石井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轻松应对了。钟书记说，没什么，这回上头倒宽了些，传谣一律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