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良师刘崇文

早晨，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短信，很短：“今日凌晨刘崇文因脑溢血去世”。

看到这条短信，我愣了很久。其实，还在不久前，我还约他去杉园小聚。他说，最近身体不好，以后再说。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不过，老刘1930年生人，84岁了，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73，84，这是道坎啊!没想到老刘也没有迈过这道坎去。

刘崇文是我的良师。就在前不久，我为一个青年组织写一篇关于个人成长的文章，还提到了他，在我非常关键的一段路上，他是领路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工作，主要是编刘少奇选集和撰写刘少奇年谱。这个研究组是 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组建的，第一任组长是姚力文，他是刘少奇的秘书，正式编制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在文献算是个兼职。大概在一年多以后，刘崇文就来上任了，室务委员(相当于部党组成员)兼刘组组长。

那时的文献研究室，不兴称官衔，我们就叫他老刘。

我们知道老刘不简单，五十年代末是耀邦的大秘书，后来当了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局级当了很多年。而耀邦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所以我还闪过一丝疑惑：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怎么就到了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冷衙门呢?不过，那个时候，文献研究室有不少秘书在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秘书，走在文献院子里，随时就撞一个碰面。所以，很快也就释然。但我们都知道，老刘不久就应当提拔为副部级干部。

老刘个子不高，也就是一米六五左右，戴一副度数很深的黑边近视眼镜，由于长时间戴眼镜，眼珠有点微微外凸，和别人说话时，眼睛睁得很大，在瓶子底一般厚厚的镜片后面，非常专注地盯着对方。

我常常被这目光盯得发毛。

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好动，又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初一也没有上完，所以，不安心这份工作，记得我曾经想去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结果未遂。而天天坐在办公室，对着一盏绿色的台灯，整理着黄色的旧稿子，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老刘倒是很快进入了情况，每天都在办公室改稿子，要不就组织我们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宏观的，刘少奇的讲话或者文章的历史背景，同时期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刘少奇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还有一块是微观的，文字是不是通顺，标点符号是不是用对了?非常头疼的还有文中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的用法，“的、得”以及“做、作”的用法。有时候一争就是半天，那时组里有个老太太是文字专家，叫殷国秀，她的先生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叶籁士。老太太十分较真，她的火眼金睛放不过一点点蛛丝马迹，总是挑起各种争论。当然，刘少奇选集的质量也得以保证。

我却常常不耐烦，总是盼着下班的铃响，而老刘似乎把这种讨论看成了乐趣。他有一个特点，下属说错了或者做错了，他不会抬高嗓门批评，更多的时候是盯着你看，知道你知道自己错了。而当你说对了或者做对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会用语言来夸你，而是笑，咧开嘴的笑，直到笑出声来。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仿佛又看到老刘那双盯着我看的眼睛，仿佛又听到老刘爽朗的笑声。

时光仿佛倒流了。

回想起来，老刘从来没有和我促膝谈心，从来没有谆谆教诲，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那是他自己的以身作则。而且，在这一段日子里，我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大到思想观点，小到文字和标点符号。说是上了一个大学，并不为过。

老刘不是个老古板，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业余爱好，是桥牌和克朗棋。

老刘在耀邦身边工作，自然会打桥牌，当时团中央系统调到文献不少人，像高勇、冯若赐、张宝山、秦浩等，文献研究室的桥牌力量一下子就壮大了，我后来也混入其中，其实我只是刚刚入了门。那时常常晚饭后开打，8个人打开闭室直到半夜。老刘打完了牌，就在办公室睡一觉，第二天继续上班。上午和下午各有15分钟休息时间，这时候，办公室的空地方就架起了一个克朗棋盘，老刘总是能够抢到一根球杆。他打牌和打球都是异常认真，绝不轻易服输。

不过，虽然他的桥牌水平比我高得多，打克朗棋确实和我难分伯仲。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感谢老刘，虽是不经意间，却是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

有一次正在打克朗棋，我开玩笑说：听说机关组织老干部去抚顺大伙房水库疗养，我愿意去当领队。老刘又盯着我看了，说，真的?我这会儿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开玩笑了，硬着头皮说，真的!

几天后，机关党委找我，说让我和老干部一起去疗养地，做些组织工作，这是老刘为我找的机会。其实我的桥牌也是在这次疗养中学会的，更重要的，对我的组织能力、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都是锻炼和提高。

因为有了一定的组织和对外交往能力，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成立出版社，室领导指定的筹备负责人选中了我来参加创办出版社，老刘没有犹豫，坚决地支持我的决定，当然，也许是他也看出来我不是做研究的材料。但是，刘组一直没有正式开会欢送过我。几次我在院子里见到老刘，开玩笑说，刘组还欠我一顿饭呢，什么时候欢送我?老刘总是狡黠一笑，说，在我心里，你没有离开刘组啊!

确实也如此，很多工作继续得到老刘的支持和指导。出版社成立第二年，正好是刘少奇诞辰95周年，出版社要出一本《刘少奇画册》，老刘成为主力。我现在还记得，画册初步完成编辑后，在中央警卫局小礼堂，我们把小样铺在会议桌上，老刘陪着王光美一幅一幅地看，细心讲解。我家里现在还摆着一张照片，老刘、光美和我在一起审查画册稿。

其实，这个时候，老刘已经准备离开刘组，重新返回耀邦身边，再次为他当政治秘书。

就在这两年，老刘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又是和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联系的。

大约是1987年底，我们几个年轻人隐隐听到消息，耀邦不再担任总书记了。一次我们正在议论而且忧心忡忡，老刘走过来了。我们告诉老刘这个消息，他竟然不知道，而且很坚定的说，如果我们党内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知道，老刘和耀邦还有很密切的联系，而且这年的十一期间他还到耀邦家里去过。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我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现在想起来，耀邦的党性真是太强了。

后来，耀邦希望有人帮他处理文件，并且为写传记做准备，于是，请老刘重新回到他身边当政治秘书，老刘当然责无旁贷，只是手头刘组的工作还不能脱手，还要两头兼顾。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老刘要回到耀邦身边去工作，舍不得他但是也为他高兴。想不到的是，老刘还没有正式回到耀邦身边，病魔就夺去了耀邦的生命。

老刘和高勇一直在会稽司胡同耀邦的家里料理后事，送耀邦最后一程。谁也不知道，紧接着就来了一场风波。

在那场风波中，老刘带头上了街，结果室务委员、刘组组长等职务全部丢掉了，不久，老刘成了一个退休老头。

老刘没有被打到，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最近几年里，他写下了很多文章，记录他在耀邦身边的日子，如《胡耀邦最后的日子》、《胡耀邦去世前半年的心态》等等。可惜的是，他最近几年一直身体不佳，很多东西都没有及时记录下来。

大约在四五年之前，我请老刘到杉园做客，同时还请了耀邦的另一位老秘书高勇、请了刘少奇的老秘书姚力文和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几位老人都是80开外了，但他们热情还在。谈起他们经历的历史，我看到的是一串闪光的脚印，谈起祖国的未来，我看到的是青春依然。

老刘对我说，他的冬天都在三亚过，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到三亚找他，那就有大把时间聊天了。

我答应了，但是我没有去，因为太忙，因为总想着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现在想来，多可惜啊!

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遗体告别，也不知道我那时是不是在北京，更不知道当我看到躺在花丛中的老刘时，会不会哭出声来。但是，我知道，老刘那双专注的眼睛，会一直盯着我，他那爽朗的笑声，也会一直跟着我。

我的良师，我想说，天国里生活胜过人间，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