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文革”期间隶属中央文化部。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严厉批评文联各协“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对于文化部，定性更为严厉，戏称之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文化部所属单位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艺名家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开往向阳湖，下设五个大队，我们作协属四大队五连。

 

向阳湖，被革命人围湖造田的向阳湖——古时候云梦泽的一小块水域。

 

向阳湖无水，云梦泽有情；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我们这些“如不认真改造，势必……”的危险分子，在单位挨批、挨斗，然后“斗、批、走”，危险时刻，立马走人，下到咸宁五·七干校再批、再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睛不干——大批判。”劳动改造，活学讲用，革命大批判；专政高于一切，斗争压倒干活。

 

惊天大案——大抓“五·一六分子”。

 

我班班长孙一珍回忆说:

 

被揪出的“五·一六”越来越多，我们班有李基凯、阎纲、许敏岐，我们排有八班长吴松亭、九班长石化金，还有杨匡满、杨五铭、王文迎、吴泰昌、沈承宽、尹一之……等等。揪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甚至于深夜突然袭击，当“五·一六”嫌疑人犹在梦乡，专案组闯进来打着手电从床上将其拉走审问。对阎纲又不一样，专案组从来没在任何群众场合宣布过阎纲是“五·一六”，阎在班上照常劳动、活动，实际上却紧紧加以控制，连回京探亲都不允许。按连里的规定，每半年要班长排一次探亲的名单，我们班三次都排了阎纲，可即便在连里探亲名额不足的情况下阎纲也得不到批准。我挺纳闷，就去问连领导，答复是：“他爱人也是 ‘五·一六’，免得回京串供。”

 

严冬。当大堤筑到两米半以上，需要飞车上坝倒土的时节，我班分到两辆小车，从坝下装满一车土，必须憋足力气，一口气拉上去，若是不会运气，稍一松劲，小车就会滑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推车的人兼挑担子，因为两辆车只能轮换着推，换下来的人就担土，一口气担上两米多高，两腿发软。打夯也玩命，沈季平说从远处看见阎纲站在高处往下打夯的姿势很像英雄就义。干这种活劳动强度大，饿得也最快，不到十点肚子就咕咕地叫了。那天，赶巧连里改善生活，送到工地的是热腾腾的大馅包子。吃饭的时候涂光群悄悄记数，刚吃完，他便大声宣告我吃了十一个。我说，阎纲“胃亏面”，又推车、又打夯，才吃了十个！干校的大包子至少有一两，这还得了！饭罢刚要喘气的时刻，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点名，排长葛洛喊完“向右看齐！——向前看！”后，突然袭击：“阎纲，站出来，老实交代！”阎纲被揪出来了。

 

我当时心里明白，这是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是揪斗刘白羽、冰心时发明的“遭遇战”。一番威逼，一通推搡，最后高呼口号：“阎纲不投降就把他消灭！”

 

萧德生文章中写道：

 

某天，晚饭后，一声哨响，又开会深挖“五·一六”。人们还未坐定，忽听一声大吼：“阎纲站出来，老实交代！”我以为这次的会跟以前一样，由军宣队出来公布，某某已坦白承认是“五·一六”，或是让某某站出来当众承认是“五·一六”，并且不指名地说某某是他的介绍人，然后，军宣队便当众宣布他们表现好，可以回到群众中间，不隔离审查了，接着便是一通旁敲侧击、敲山震虎式的威胁和恐吓，警告沉在水底下的“五·一六”们不要心存侥幸、蒙混过关。今天对阎纲却是搞围攻，看来是有计划地要一举攻下他。在一阵又一阵的威逼声中，站在地当央的阎纲开口了：“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阎纲对逼供进行了十分巧妙的防守反击。军宣队的计划落空了，被激怒了，可他们除了威胁恐吓外，毫无办法。我对阎纲的机智、勇敢深为叹服，我也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我对连部的“深挖”不那么认真看待了。

 

深挖“五·一六”十分恐怖，有些熟悉的面孔转眼之间消失了，深更半夜传来逼供信的叫骂声和呻吟声令人心惊肉跳。我一边被监督劳动，一边被敦促投降，负责敦促我的是资深的老干部女作家丁宁，丁宁后来著文写道：

 

一天，军宣队领导呼我，说，有一个“五·一六”分子反动透顶，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成立敦促小组，组长由我担任。我连说不行！那人厉声说，这是决定，不能更改。我问敦促什么人，什么罪行？他说，阎纲！你们不是学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吗？就按那精神办嘛！又说，敦促期限为五天。我细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觉得文章内容与敦促阎纲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便与组内同志商讨，谁也拿不出办法，只有一个主张，赶快把阎纲弄来，先交代政策。阎纲站在那里，面容消瘦，一副无奈的表情，我满心怜悯，要他坐下，大家反复地念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又按组内同志的意见，只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前后两句，前一句：“你们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一句：“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大约阎纲的耳朵已长了厚茧，听不进去“精神”。一天、两天过去了，第四天，期限将到，“堡垒”仍然纹丝不动，组里虽有“高手”也拿不出高招。就在那天傍晚，军宣队又把我叫去，声色俱厉，说我对“反革命”没有恨，敦促不力，“回田里去吧！”我如释重负，一溜烟跑回菜地，哪知我的菜地组长也被撤了。

 

揪出来的“五·一六”越来越多。我班李基凯是全连“深挖”的重点人物，我连连长诗人李季给我班班长孙一珍布置任务时说：“李基凯的问题很严重，是个‘五·一六’的骨干，不只是作协五连的重点，也是全干校的重点。你们必须做到，白天斗得他吃不下饭，晚上斗得他睡不着觉！”

 

李基凯的两鬓早生华发。

 

孙一珍回京后著文说：

 

1970年初夏，连部召开会议，介绍了“深挖”以来的累累战果，附带念了一下“五·一六”嫌疑人的名单，居然有三四十名之多。郭小川作为专案组成员，第一个发言。他讲了三点：一、作协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五·一六”，竟然占了全体干部的三分之一还多，这恐怕不实。说他自己平时和这些年轻人有接触，感到他们很可爱，不一定有意反党；二、搞运动不要靠逼供信，这样搞出来的水分太多，弄得自己被动，不好收场；三、不要搞神秘化，要重视材料，要把材料交给群众，以免不明就里，只跟着造声势打态度，日子长了，会挫伤大伙的积极性。

 

第二天，郭小川被清除出专案组。

 

作家协会大抓“五·一六”的一个夜晚，听到郭小川和新任的连指导员严文井对话，郭小川气愤地说：“这些人被打得这么厉害，经常被搞‘喷气式’！什么是老干部？老干部能这样做吗？我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党的声誉，我们得干预！”于是写了《声援书》递上去，从此被管制起来，在湖里劳动。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

 

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

 

反军的罪名吓死人，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的日子更难过了，“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或者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拢上来，要你老实交代。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日子一长，专案组兴味大减，斗志渐渐疲软。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的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分子”。

 

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上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出了班，又把雨衣披上，湖北多雨，袜子湿漉漉。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他们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不久就受洋罪了。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中间一大盆木炭火。我在床下受审，承受不时的拳打脚踢。床上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像是进了土匪窝子、上了威虎山。惟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招了，承认了，眼皮直打架，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把我打醒，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以及我的联络人。

 

忽然又联想起我1962年不遗余力推荐的《红岩》，想起红岩山上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竹钎子和辣椒水，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冷汗淋漓，原来我党也是这样审嫌犯？

 

还不如押上真敌的红岩山上，我会学江姐和许云峰的样子视死如归，也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可我哪儿去找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呢？我忽然想起张秋蕊女儿的名字：“是‘红卫战斗队吧？’”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受的什么罪啊！   刚下干校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五·七路上》，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什么“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来了”，那万丈烈火的热情陡然降到零度以下。   可怜我等“原罪”烙印下的肉身，只能在心灵的角落里滴血和呻吟，神经质地抽搐和冷笑，间或自轻自贱自嘲自娱式的幽上一大默。   长夜无眠，辗转反侧，深感“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社会主义民主”的有限；“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似曾相识。   “五·七路、宽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投身向阳湖的一颗红心却被揉碎了。   从困兽犹斗到訇然崩溃，我魂飞魄散，狼狈不堪！   我想到死。   我考虑的不是死不死，而是怎么去死。文人乐山又乐水，葬之山腰兮？或投湖？要么跳海或把骨灰撒入大海？大海连着五大洋，可以看到将来世界的变化。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老舍跃身太平湖，冰心说：“要是我得死的话，我就投湖而不坠岩……”我环顾四周，向阳湖就在身边，可湖水早被淘干了。小河沟还是有的，淹死在泥河沟，暴尸犹如弃尸，没有鱼儿把它吃掉，浑身上下模糊不清，现眼！   我把死的念头写信告诉刘茵，遭到她严厉地谴责。她说万万不可轻生，毛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只要活着，一定能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挺住了，尽量保持镇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每每批斗之前，学江姐梳头换衣状，把衣服扣子结好，赶紧上趟厕所，然后从容地走向刑场。不管你火力多猛，我还是老办法，仍然是那两句话：“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门进屋，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涌七言八句，和血和泪，监视甚严，未留底稿，然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又一天深夜，严文井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有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没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连续二三十次召集全连开会，动员深挖“五·一六”，会前，我仍旧先上厕所，就像江姐临刑前梳头理装那样。每回下工，踏进夜战的审判室“学习斑”，我心里总要大叫一声：“太黑暗了！”   作家协会五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先进单位”固然先进，冤案毕竟是冤案，干校后期，结案擦屁股的事，落在新任连指导员“老延安”严文井的头上。   严文井被迫收拾残局。他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灵魂。他让我写信时务必替他向受我牵连也被打成“五·一六”的刘茵深切致意，他自己回京探亲时，亲自到我的同案犯周明家里看望刘琳。   几经催问，给我的结论终于发下，他亲自念给我听：“没有发现阎纲同志的五·一六问题。”这是怎么说？冤枉人好几年，天天当“匪徒”斗，当猴耍，“没有发现”四个字就打发走了？严文井无可奈何，只好和稀泥，求情说：“我们经的多了，历来都是这么个写法，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哈哈……”严文井连连重复着。   甭较真儿，想想，不“算”，可怎么得“了”？   “算了！算了！哈哈……”严文井一阵苦笑。   一位老同志化名“萧阳”写了《湖畔·秋歌》一文，生前交我保存，稿中写道：   到了干校以后，斗天，斗地，同时也没有停止与人斗，不过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五·一六”了。“五·一六”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军宣队在全体大会上宣称“五·一六”是暗藏的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一个又一个被怀疑者被揪出来，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奇怪的是：那几个被称为“骨干分子”的无论怎样批斗，坚决否认自己是“五·一六”，而那些“自愿加入”“五·一六”的则赌咒发誓，痛哭流涕，表示悔悟。全体人员在挖沙筛沙、打坯盖房，沼泽地里围湖垦荒、叠埂犁地、插秧锄草之余，就是开大会揪斗“五·一六”，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打态度、打立场。重大的嫌疑分子被关在牛棚里，深更半夜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时传来阵阵悲惨的叫声，令人不忍卒听。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在山坡上放羊，举首遥望，但见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雄鹰一头栽下来，掉进对面一座小山的树丛。眼前的这一幕，使我不由得陷入往事的回忆：在静海干校时，郭小川看见对面右派劳改队的点点灯火时忧郁地说：“谁知道那儿有多少冤魂啊！”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咸宁干校所谓深挖‘五·一六’运动，纯粹是无中生有。军宣队曾经让我参加‘五·一六’专案组，我一看材料就是假的，哪有这么一个 ‘五·一六’呀？有的人政治上幼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有的人是延安的老干部，整风、抢救，审干、反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难道看不出来吗？明知是假，却昧着良心跟着跑，伤害无辜，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位老同志是上海地下党，同吴学谦、钱其琛、乔石等一起参加过学运，几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让她的心情极度郁结，离世之前，留下这份遗墨，嘱我以后公诸于众时千万不要用使用真名。作协老同志都知道，她叫汤浩。愿她地下安息。   干校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成为伟大领袖治下又一场最伟大的荒谬，也给历史留下一个最伟大的疑团。真相何在？及至我三十多年后从同被打成“五·一六”的难友汪莹的日记中得知铁的事实后，终于找到真相的答案——忒真切，忒悲惨，忒荒唐，忒深刻，忒有趣！   “学习班”分明是戒备森严的审讯室。房子不大，窗户也小，但被一块深色的布蒙得严严实实（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如此），桌上那盏油灯鬼火似地闪动着。桌对面的几位审讯者虽是平日熟悉的同志，此时十分威严。   “汪莹，你听着，我劝你还是竹筒倒豆子的好，不要执迷不悟或存什么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出身如何好，张会武不比你出身更好？结果怎样？不是全都交代了？你自己不交代，也不揭发别人，以为别人像你一样铁板一块，也不揭发你，那你可就错了！我们这里有你填的表。”   参加‘五·一六’的时间：某年某月我到爱人那里探亲期间。   参加地点：山东，我爱人任教的学校。   联系人：阎纲的爱人刘茵。   联系方式：刘茵把那张表寄给我，我填好再寄回北京给她。   “这不可能！我探亲没几天，所以我的地址没有告诉其他人，事实上我也没收到过任何人的信，我爱人可以作证！”我火冒三丈。   “汪莹，你听着，我提醒你：我们在审讯你，不是你审讯我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我站不住了。”我要求坐下。像以往每次受审时一样，我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仿佛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紧紧地揪着一根稻草。   “我想坐下，我站不住了……”我呻吟着。   没想到我来例假了，血！顺着双腿像小蛇般地往下窜，雪上加霜。   1973年，“五·一六”的案子越来越明朗化，军宣队陆续地撤离，赵政委走了，张政委也将离去。临行前，张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   “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我知道你对我们有很多意见。”   “您是有功之臣，您和赵政委不是都上北京请功领赏、高升一级吗？你们不是要和‘五·一六’分子奉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怎么，要走啦？赵政委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干校的风流韵事谁不知道？”   “老实说，对你还是客气得多……”   可不是？他们对有些“五·一六分子”简直就是残酷斗争、人身摧残，连老乡们都关切地问：“你们那个‘大老黑’犯了什么法，打成那样？”听说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被整得胃出血。   “不客气又怎么着？满门抄斩不成？查三代？像对待阎纲他们那样？你们不是掌握那份‘表’吗？”   “唉！”他叹了口气，说道：“根本没什么‘五·一六’，哪有什么表啊！”他重复地说了两遍。   “太离奇了，草菅人命！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我怒不可遏。   “唉，开始哪知道？后来知道了，已经收不住了。”他小声地说。“是上头正式下来的……”   “‘上头’是北京还是武汉？”   “当然是北京啰！不光是我们作家协会五连收不住，其他连也一样……这件事你千万别捅出去！”   我的热血上涌，恨不得往他脸上啐上几口，然后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   我还读到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的吴德《关于抓“五·一六”的起源与终结》一文，这时，他说了实话：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   又让人犯糊涂了：一场“荒唐”的杀伐到底是怎样发动的？主要负责抓一大批“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的除过江青还有谁？为什么如此残酷恨不得连明代的十大酷刑都用上，为什么？仍然是个谜，知情人告我说：“水深得很，你，只不过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