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协助、配合中国共产党，经艰巨斗争，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人民的各种自由的保证；党派平等、合作；及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张澜“老成谋国”。这一斗争绝不像最近的一部重大题材电视剧所描写的，民盟和张澜一心只想无原则的通过喝茶、看戏捏合国共两党，甚至编出“将相和”这样的昏话。

 

就这段历史，我特意聆听了我的姑姑张茂延（张澜长女，近百岁高龄的历史老人。她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前，张澜在上海期间，她一直在张澜身边工作）就这段历史她是这样说的：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与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密切合作，积极配合，迫使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要求，召开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经过21天的共同斗争，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案，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贯坚持的训政法统和一党专政，是基本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

 

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陆续迁到南京。张澜暂未去南京，一方面患病，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张澜和蒋介石谈话十次上下，直言国事，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特别是政协决议刚刚通过，国民党当局便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和反共反民主的事件，执意内战独裁，使张澜极为愤慨。他决定暂时退出和谈，也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后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劝他早日赴南京，他说：“既然要打，我来南京何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攻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公然宣布11月 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为了从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分化瓦解民主党派。他妄图诱使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等）提出参加国大的名单。由于在这些人士中，确有人很糊涂，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有的甚至想从中捞一官半职。因此，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就有了上当受骗的土壤。

 

为此事，11月11日上午，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张君劢建议：由第三方面与国民党政协代表一起写一封信，信上大家一齐联署（类似双方的协议），说明几个要求：一、国民党保证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周；二、须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政府主持，一切问题谈好后，第三方面交送全部名单并保证出席；三、三周谈不好，仍是分裂的国大，第三方面仍不参加；四、信上署名就算是提送保证名单，并不另提名单。大家都同意了，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六位民盟中委也都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走出来后，突然想起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张澜有约，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采取一致步调，于是同去见周恩来。不想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共产党与国民党谈了几十年都没有谈好，一个月怎么能够谈好？按照政协决议规定，应先改组政府，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违反政协规定的程序，企图骗取名单，实际上仍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特别指出：“尽管你们写的是信，国民党就认为是第三方面提了名。”三人听了才觉得大事不好，惹了祸。又匆匆赶回交行，涂掉他们在信上的签名（即所谓“涂名事件”）。然后，由五位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明有哪些人涂名，才知道民盟没有受骗。

 

11日当天，周恩来知道信函涂名之事后，出席了第三方面聚谈会，严肃地批评了第三方面的朋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听后，大放厥词：“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另一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也讽刺民盟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周恩来反击道：“不对，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帮助农民生产粮食。当牛后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当时，没有其他人出来支持周恩来。

 

后来，张君劢单独召开民社党会议，步青年党的后尘，向蒋介石卖身投靠。此时，内外责难很多，大有瓦解民盟之势。

 

二

 

11月12日，周恩来来到思想乱成一团的民盟总部，对沈钧儒等人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用电话向远在重庆的张澜请示，张澜接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接着又叮嘱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了张澜在电话中一锤定音的指示，才放心离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又两次打去电话，再三叮嘱：“民盟决不能参加国大！”对张澜的指示，民盟总部随一致表示拥护，无一人投反对票。张澜在重庆得悉《新华日报》公布了民盟正式拒绝参加国大的消息后，高兴地说：“今天晚上可以安逸地睡一觉了。”

 

1981年李维汉在民盟中央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时，还意味深长地回忆说，当年民盟是否参加一党把持的国大，张澜从重庆打来电话，“稳定了动摇、犹豫者”，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董必武后来批驳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污蔑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张澜等在中共未成立前，早就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了。事实上，张澜早在五四运动前，就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第三方面人士聚谈会中的发言也表明，民盟领导层和第三方面人士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民盟重要的中委们也自感“镇不住纸”，第三方面代表人物之一李济深明确指出：“表方（张澜字表方）不来，一切失去了中心！”张澜的老友，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也催促张澜：“宁、沪民主人士群龙无首，急需你去维系人心，以加强民主运动”。

 

这时，在南京的民盟领导人和第三方面人士也纷纷函电催张澜东下。张澜也很挂念事态的演变，常去函电叮嘱南京同志多加小心。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曾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如国民党一定要一党召开，让他开去。……民盟没有考虑的余地”。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也只是请客，不是联合政府。”

 

三

 

12月12日，张澜病情稍好，即偕鲜英、范朴斋起程赴上海。

 

12月18日船抵达上海，以李济深为首的民主人士和中共代表一百余人登轮迎接，张晓梅代表中共代表团向他献花。张澜发表了书面谈话，再次强调民盟不参加国大。

 

张澜的到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和极大关注，大众的目光和兴趣也从南京的国民大会转到了上海。不仅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兴奋起来，民主人士忙碌起来，就连国民党当局和接近政府的人都把目光投到上海来了，虽然用意不同，但都对张澜和他领导下的民盟抱有很大的希望。有的前往探望，有的写信，有的甚而赋诗抒情。有一首《迎张澜》的诗是这样写的：

 

欢声动处掌如雷！南极星辉海上来；

 

赤手撑持民是主，青春活泼老犹孩。

 

踏将闻李自由血，扫尽墨希未死灰；

 

万众一心争效命，强权终仗我公摧！

 

12月26日，上海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妇女联谊会、工商协会、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等十一个民主团体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大会凭请柬入场，还要缴纳5000元的茶点费，但人们渴望一睹民主领袖的风采和表达和平与民主的愿望，“象潮水般涌来”，约500余人挤进会场。当张澜入场时，全场爆发出“雷声一样的鼓掌”，经久不息。大会主席马叙伦首先讲话，对张澜领导下的民盟始终如一地坚持政协的民主的立场表示钦佩和赞赏，称“民盟是民主前线上的领导者。人民对民盟除钦佩外，并极表拥护。”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张澜站了起来，一字一句，清楚而响亮地表示他的立场和态度：“中华民国的招牌一挂挂了三十五年，人民却还在迫切的要求民主。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经过八年长时间的艰苦撑持，付了几千万人的血换来的。现在抗战胜利已愈一年，而全中国人民，却直接间接还被迫担负着不光荣的战争的牺牲和痛苦。今天，全中国人民不但并未得到民主，简直更是被迫到死亡线上挣扎，要想生活下去也不可得了。回想这三十五年来，尤其是近八年来的历史，岂不令人痛心。”“我们民主同盟还在六年以前新四军事故时，便结合同志从事于调解国共两党的争执，那时我们是怕影响抗战。在抗战胜利后。我们首先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八个字的口号，意思是要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完成建国，我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光明坦途。” 还说：“一党国大的召开，政协精神已被完全消灭，民盟既参加政协，当有拥护政协决议的义务，没有参加这个分裂国大的理由。谁要致国家于分裂和独裁专政，应当坚决反对；谁反对民主即是反叛人民的罪人。民盟曾受到利诱、威胁、迫害与分裂，但屹然未为所动。”张澜的讲话极大地鼓励了爱国民主人士，也打破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分化瓦解民盟的妄想，他们大失所望。沪上民主报纸详细报道了当时的盛况。

 

1947年1月6日，民盟二中全会在上海开幕。开幕前，社会上有些人希望这次会议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点妥协，另一些人希望会议开得坚强些，以利通向真正的和平民主。张澜在开幕会上强调：“今后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同情，加强组织建设，争取真正的民主”，因而澄清了大家的思想，明确了今后的方向。

 

会议发表了政治报告代替宣言，《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都以特大篇幅全文刊登。

 

二中全会以后不久，国民党“勒令”中共代表团撤离国统区。中共代表团撤离时，委托民盟代管中共在宁、沪、渝留下的全部房屋财产。张澜出于对披肝沥胆，共同战斗的朋友的支持，不计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慨然应允。自此，国统区中共的活动转入地下。

 

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受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张澜当即公开发表谈话，认为全国青年和一般人民的爱国运动开始抬头，今后民盟的工作应当尽全力为争取民族独立、生存而奋斗，肩负起在大后方进行公开斗争反对反动派的任务。接着民盟公开反对卖国的《中美通商条约》，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争取了社会各界的同情，扩大了民盟的组织和政治影响。

 

由于民盟拒绝参加一党把持的国大，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同时却遭到国民党当权者的嫉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发表“剿匪建国”演说，攻击民盟“为策动学潮、工潮之工具”，辱骂民盟为“奸盟”，对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进行了逮捕和屠杀，并训令国民党各级组织对民盟等民主党派下层分子一旦发现“一律格杀勿论”，一时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民盟为了维护民主正义事业，仍然坚持原有主张。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与民盟之间的矛盾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他的战友们即将独自面对更加严峻的生死考验，他们抱着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建立新中国的坚定信念来迎接敌人的挑战。

1955年2月9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北京逝世。除在北京由中央主持了隆重的追悼和安葬仪式外，其他省市也进行了追悼或追思。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出席了民盟上海支部举行的追悼大会并满怀深情地致了悼词，他高度地评价了张澜先生伟大的历史功绩、优良的品质和人格魅力。其中他谈到“……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内战，不参加也不承认蒋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谓‘国大’会议。这种态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间接地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其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