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原山西崞县同川，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是牢固的敌后根据地。

 

1946年6月晋北战役后，崞县全境解放，同川被划为八区。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终于迎来胜利。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们在唱，人们在跳，人们在笑，人们在欢庆胜利。胜利带给他们希望。这希望其实很本分，只是希望分得本属于他们的一份土地，生儿育女，安居乐业。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47年9月，晋绥分局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告农民书》，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告农民书》似一股飓风，迅速刮遍晋绥大地，它使冻土解冻，但也不管房屋树木，摧枯拉朽，一概摧毁。《告农民书》似一场山火，它由康生、陈伯达亲自点燃，迅速蔓延。一时间，打地主与斗干部同时并举，分田地、清浮财与向基层党组织夺权并驾齐驱。同川得风气之先，走在了前面，原因是晋绥分局派了公安总局局长到崞县搞试点。这位大员到崞县后就兼任了县委书记，而派原县委书记丁某到同川担任特派员。丁特派员带领由分局派下的一百多人组成的工作团进驻各村。工作方法是已成了经典的三步曲：一宣传当头，二试点引路，三全面开花。顷刻间红绿标语满村张贴，卷筒喇叭四野响彻，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揭盖子，搬石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盖子”是指党支部，“石头”喻指村干部。

 

试点选在枣坡村片。1947年11月的一个阴云渗淡的日子，枣坡片六村的群众和全区各村的工作队员及贫农团干部云集枣坡村，丁特派员亲临坐阵。会议程式简单，一切都由工作队策划。会议开始了，主持人号召群众“有苦的诉苦，有冤的申冤”，于是会前就指派好的人上台发言。他们不诉封建剥削之苦，不申地主欺压之冤，专讲党员干部的不是。主持人声震屋宇，问：“苦不苦？”台下的群众山呼海啸，盲目回应：“苦！”问：“冤不冤？”应：“冤！”主持人当即拍案宣判：“就地处死！”于是，乒乒乓乓，石头与棍棒齐下，血肉共衣片齐飞，八个人一瞬间便被打死。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利索。被处罚之人尚不明白怎么一回事，更来不及申辩一言，群众同样在懵懂之中，巨大的惊恐钳制住所有人的嘴，无一人敢置一辞。

 

这八个人中有六名党员干部，两名非党贫农，没有一个地方富农，他们是：

 

枣坡村支部书记赵永槐

 

丁特派员在斗争大会结束时总结讲话说：这个试点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大灭了地富和坏干部的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这两句经典语言建国后一直延用了三十年），这一斗争经验要在全区推广。

 

于是工作团给各片各村布置任务，分配指标，限期完成（这种经典的工作方法，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有效使用）。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各片相继召开了斗争会，接着各村也纷纷召开斗争会，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群众被打死，同川顷刻间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并迅速波及全县。

 

据原平市（即原崞县）档案馆现存不全的资料统计，土改中全县共死了536人，其中同川（八区）就有135人。这是一个远远小于实际的数字。这有名有姓的135人中，有县区村党员干部42人（其中村支部书记就有20人），非党村干部7人，军属6人，干属8人。其余72人也多为无辜的群众，真正的地主、富农只是极少数。

 

至于整死人的方法，群众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棍棒打、石头砸、牲口拖着地上磨、坐老虎凳、烧红炉锥烫、指甲缝内钉竹签、肚上放红炭烧，还有许多发明，如坐飞机，即把人打到半死时扔到十几丈深的崖沟里摔死。“丰富多彩”的残忍，因袭了历史的黑暗，也开创了未来“文革”的途径。

 

二

 

我翻着档案馆零碎的纸片，偶然发现了纠偏时几个村的会议记录，真惊奇这样一些东西竟然保存了下来！

 

郭大顺，贫农，上庄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村支部书记，后到区里工作，曾代理区委书记。上庄村，有四个自然村，一条同河将四村隔于两岸。郭居河东，隔河不远的高崖上便是日军的一个据点。敌人无须用望远镜，只要站在炮楼上，四村的活动便可尽收眼底。而郭长年斗争，愈斗愈勇。树里一个大烟鬼投靠日寇当了汉奸，带着敌人到家里抓他，没有抓到就放火烧了他的房子，我抗日政府为此处死了这个汉奸。从此他的家人对郭怀恨在心，工作队进村宣传“有仇的报仇，有冤的申冤”，给他们提供了报仇的机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斗争会上用枣木棍轻易地就取走了敌人用枪弹没有取走的性命。

 

张斌，贫农，石匠，1939年入党，1940年调县工会工作，一年多后回峪里村任支部书记，发展党组织，创办村工会，工作进行得红红火火。长年的石匠生涯炼就了坚强的个性，没有任何困难能挡住他，但也因刚硬得罪了一些人。一个严寒的冬天，天降大雪，由于敌人的封锁，我河北区队断了粮，是他带领村民顶风冒雪，绕开封锁钱，连夜往返百里路送去了粮食，解了部队之急。漫天大雪掩埋了他们的踪迹，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有这样一支神速的夜行军。群众说，他是有功之人啊！但工作团却说：“他妈的，什么共产党员，和地主一样，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把狗日的扣起来，有苦诉出来。”于是，他被莫名处死，死后衣服竟被人剥光。工作团清理村里的账目，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的廉洁让工作队员不很相信，不断地拭目、看账。村民们不停地唏嘘，不住地慨叹。

 

李考红，老师村人，贫农，1938年入党，任村支部书记，后任西头行政村村长。土改工作队号召诉千年苦，申万年冤，于是千年万年的贫穷落后愚昧野蛮的苦水顷刻间淹没了这个三代放羊汉。纠偏中查清他的死因竟是因为他积极动员人参军，不愿让子弟参军的父母就诉了这思儿之苦，失儿之恨。他死了还不算完，又把他怀有五六个月身孕的妻子任命根拴住头发吊在树上进行抽打，致使头发与头皮拉脱，摔在地上摔死，方才罢休。这是比野兽都凶残的行径，但却是以 “革命”的名义在进行。

 

李银贵，贫农，石匠，都庄村人，1940年入党，任武委会主任，1943年任支部书记。为人胆大机灵，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方干部，也曾多次亲赴敌人炮楼与敌谈判，解救我被捕干部与群众。一次，驻南庄炮楼的敌人扣走都庄村9名儿童作为人质，要我方交出两名抗日干部，而这两名干部早已安全转移。李银贵要去南庄保回儿童，人们说，你去了怕难活着回来。他说：“我去，死我一人；我不去，将死9人。我必须去。”他去了，脱了一层皮，烂了一身肉，但9个孩子获救了。他没有被日本人打死，却在斗争会上被自己的阶段兄弟要了命。风暴平息后，群众清醒过来，痛悔不已地说：咱们村再也选不出这样的好干部了。

 

王育堂，中原岗村人，中共党员，县政府秘书。其父王章福，也是党员，在村任工会干部，因翻身团私分地主的浮财，被他反映到县里，翻身团认为他倚仗儿子的势力欺压群众，便把他父子俩一起拉来打得半死，然后扔到崖下“坐了飞机”。王育堂临上“飞机”拼命地挣扎，呻吟着呼喊：“共产党万岁！”

 

李四成，前堡村支部书记，儿子李清怀任七区区长，侄儿李润怀任村武委会主任，都是中共党员。正直的李四成实在看不惯贫农团头子聂登科这个流氓无赖的行径，聂便唆使一些人将李家父子三人一起送上“飞机”，摔死在沟底。聂还要斩草除根，将李的二儿子李官怀及李清怀的年仅三个月的儿子一起打死，是一位好心的贫农团员报了信，李官怀才抱着侄子携带全家雪夜逃命。

 

赵稳良，贫农，1939年入党，立即接任沟里村支部书记，张存福任村长。二人配合默契，工作有声有色。沟里村距敌人炮楼仅二里路，但我河北区队几十人能在村里一住半月进行休整，消息纹丝不漏，足见赵、张二人的领导艺术及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的坚强有力。但工作团挑拨原任支书的不满情绪，激发他的私欲恶念，利用他的一点墨水，编秧歌词在大会上控诉赵、张二人。市档案馆保存有完整的歌词，抄录如下，示真实于后人：

 

土地改革大翻身，封建势力要肃清。

 

秧歌声中，赵、张二人在乒乒乓乓声中被棒棍打死。临上会前，一位看守赵稳良的贫农团员对他说：“你跑吧，躲几天就没事了。”他却很自信地说：“我相信共产党，保险屈不了人。”他没想到，有人已为他排练了葬歌。

 

樊存保，13岁，薛家庄人，顽皮好玩，也爱打架，吃了亏的孩子家长找来时，常受其祖父樊斗奎的庇护。在斗争会上，有人诉苦说：“人家小孩拣了羊粪，小恶霸推倒撒了，你们说苦不苦？”台下便有人应声：“苦啊！”问：“怎么办？”答：“打！”于是爷孙俩就以大小恶霸的罪名被打死。

 

刘光峰，西平村支部书记……

 

续二丑，和围村支部书记……

 

一串长长的名字，限于笔墨，我只得打住。

 

三

 

同川的惨剧令我联想起文革。

 

有人认为：就文革本身来反思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而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同川土改中被杀死的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筹粮、筹款、筹人，支援前线，坚持斗争，如果活下来，也多是些只会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绝对的忠顺良民，杀死他们，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走出文革的炼狱，回头看看这条历史链条，就会发现，同川土改原来是一场文革小规模的演习，已经是文革的一个近于成熟的雏形。

 

比较一下这两场运动，看看他们的进化演变，便知端倪。

 

都有成文的指导纲领。同川土改有《告农民书》，文革有《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前者文粗词糙，但主旨突出明了，确是胚胎之象；后者言词精炼，已是成熟之形。且看文字：

 

《告农民书》说：“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共产党已经宣布，这些坏蛋绝不能算是我们的干部。”《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字未出半辙，内容一脉相承，都是在同志中寻找敌人，并把他们消灭。限于局势的不同，前者重点在农村、在基层干部，后者重点在上层、在高级干部。运动指向的斗争目标完全一致。

 

《告农民书》从始至终反复强调：“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以上这些话，运动中工作团将其简化为一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文革《决定》说“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 字，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在运动中将这归纳成一句叫得震天响的口号：“造反有理”。如果顺着历史的链条再往上寻，不难发现，这两场运动的急先锋们，血管里流动的都是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血。

 

据一位有歧见的时任分局的领导同志回忆，《告农民书》发布以后，中央大员康生、陈伯达和分局的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亲自在驻地兴县组织斗争会，斗争为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民主人士孙良诚。孙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牛被贯穿鼻子，强迫他的儿子牛荫冠（解放后任山西省副省长）牵着走，说是“斗牛”，斗争后死于监狱。没有人敢反对，谁若反对，“一经查处，加重处分”。然后派出工作队分赴各县开展运动。文革也是如此：首先在北京打垮北京市委，然后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派红卫兵四处煽风点火。运动一起，不管青红皂白，先批斗当权派。首先是踢开党组织，接着是一切权力归农会（造反派），前者由工作团领导，成立农会（在基层则是贫农团），把党员和干部作为土改对象，后者由造反派组织夺权，成立革委会。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不愿做阶下囚，就必须参与斗争；不愿出卖灵魂，就必须付出肉体；逍遥于运动之外，绝无安全保证，人人都在恐怖中被人“运动”。

 

同一种子利用同样的种植方法，必然结出同样的苦果。同川土改错打死了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使经过抗战斗争建立起来的农村党支部和村政权全部瘫痪，而工作团扶持起的贫农团随着工作团的撤走自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止了活动。后来的纠偏工作队在一份给县委的报告中说，现在的八区是“鸡不叫，狗不咬，麻雀也不飞了”。群众说：“党组织塌了，幸存者倒了，革命生产瘫了。”《崞县县委会给六地委的报告》中说：“现在的八区是‘三不了’，有许多人发誓再也不入党了，再也不当干部了，再也不敢工作了。”

 

文革的结果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其艰难，这已写入党的决定，毋庸赘言。

 

整个晋绥边区土改中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文革十年中死了多少人，也没有公布。其实知道了又能怎样？不会有任何人来承担这责任。晋绥土改中，极左错误的罪魁祸首康生、陈伯达没事人一样拍拍屁股走了，走不了的领导者说一声“我们犯了左的错误”，也便一了百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滥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的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讲得很清楚：领导只是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而不是制定了错误的方针），杀人是坏分子的事。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如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领导者有错误，但罪恶是反革命集团的。

 

那么对反革命和坏分子又如何处理呢？同川土改纠偏中只惩处了聂登科等两个罪大恶极之人。文革中这个县也不落后，批、斗、打、砸、抢、抄、夺权，应有尽有，但否定文革时没有一个“三种人”。

 

四

 

走出文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革命试验场三十年后，我寻找五十多年的小规模文革演习残留的碎片。一些当年的当事人问我：你想为他们平反吗？我反问：当时不是已经平过反了吗？他们说，不，那算不得数，他们是坏干部！因此，有几个干部的死，限于我的条件，无能力弄清所定罪行的真伪，不敢去提及他们。自古以来，哪个狱里没有屈死鬼呢？也有不少人劝我，何必要惹是生非，事情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更有同志一脸严肃地说：“不可写那些处死人的细节，那是给党抹黑。”我不禁悲从中来，仰开长问：今夕究竟是何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人民的精神依然颤抖，还没有多少人敢问一声：我们一切为了革命，而革命为了什么？

 

更让人悲愤的是，就在我调查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张斌的孙女找来，要求出一份证明，证明其祖父不是被共产党镇压的坏人，而是被错杀的干部。原因是这件事至今影响着她在单位的待遇。另一件是，一位男性青年找来提出同样的要求，原因是其祖父之死影响到他的参军。

 

这真是咄咄怪事，但这却千真万确。难怪巴金老人千呼万唤建造“文革”纪念馆，其道理原来在于斯。

 

国人只知鸦片战争是国耻，甲午战争是国耻，“九一八”事变是国耻，却从不把1966年的“五一六”看作国耻。被人打了，打不过人，是软弱无能，是耻辱。但自己打自己，比别人打得更惨，竟不觉羞耻，家丑不可外扬，家丑也不可内讲，既不敢去正视，又不愿进行反思，只祈盼让时间慢慢去掩埋。

 

为了永远结束我们惨痛丑恶的自辱历史，使其今后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有勇气虔诚地进行忏悔与反思。由文革而上溯，大跃进、反右派、抢救运动、肃清AB团……清除这一路上的尸骨和血污，铲除几十年来一贯暴殄生灵的极左妖孽，只有这样，我们活着的人才能前进，死去的人才能安息。

 

（作者为山西省原平市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