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邹一民：1967年北京三次召开万人批判陈毅大会简况
发布时间：2014-07-21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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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导读：周恩来刚离开会场，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又违背诺言，兴风作浪。他们在台下狂叫让陈毅低头弯腰，并有个别极左分子冲上主席台企图殴打陈毅。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有几个造反派趁混乱之中偷偷溜到台上，一把揪住陈毅就想动武，被警卫战士及时拉开，保护了陈毅。公安部长谢富治坐在主席台上，视而不见，一声不吭。
1966年文革肇起， 来势凶猛，出乎中央各级领导干部的意外。
陈毅元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文革伊始，他是位受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瞩目的人物， 在外事口和外交部尤甚。秉性刚烈、出言豪爽的陈毅对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想不通，不时流露出抵触和反感情绪。他经常在部队、大专院校和外交部的会议上，甚至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相悖意见，严厉批评造反派在揪斗老干部、冲击国家和部队机关等问题上的极端行径。例如：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有解放军部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说：“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同年11月14日，在东郊民巷30号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解散红卫兵组织大会上，陈毅说：“自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坚持这些看法讲下去。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都不要紧哟！但是我不愿做和事老，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讲，而且讲就必长，一讲起来就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时你还没有讲完，大字报就已送上来了。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还是要讲，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他继续说：“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他还说：“外交部应该保护，因为它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机关有缺点是可以提出来的，但不能把它砸烂”。“现在还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哪一个领导人说错一句话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
同年11月29日，陈毅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 ‘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的这些讲话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为“十一月黑风”。于是，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击陈毅“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呼啸而出，揪住陈毅不放。他们向陈毅发起了攻击，叫嚷着“要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陈毅处境艰难。
1966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说：“有不少人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忘了自己还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这样的干部我看就是要烧一烧，让他们至少不要忘本”。而后，毛泽东又补充说，“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毛主席紧接着又说，“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文革伊始，毛主席和周总理过问最多的战线之一是外交战线，并对外交部运动和陈毅外长问题提出过具体指示。1967年五一节晚会上，毛主席见到陈毅时当面对他说：“我是保你的！”外交部办公厅科员王海容（女，毛泽东主席的表侄孙女。文革期间经常有机会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等人根据毛主席对她的讲话精神，三次撰写 “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
周恩来总理非常理解陈毅的“错误”言论，力求按传统的治病救人的做法，帮助陈毅摆脱困境，抵挡“揪陈”的极左无政府主义浪潮。起初，周总理原本希望尽早“解放”陈毅同志，以便协助他工作。所以，周总理一再宣称，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并解释说“批是为了保”。周总理还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经各派协商好后再召开批判陈毅的会。
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等人企图将陈毅打翻在地，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打倒陈毅，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竭力煽动外事口和外交部造反派打倒陈毅。他们主张开大会，造声势，一举打倒陈毅，进而策动造反派实施篡夺外交大权的阴谋。
在造反派“打倒陈毅”的呼声中，周总理竭力劝阻外事口包括外交部的造反派避免采取过激行动。1966年12月3日晚，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当红卫兵对陈毅提出种种责难时，周恩来严正地告诫他们说：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说成是“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周总理还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同时，周恩来解释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成功说服他们取消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966年12月至1967年4月，外事口和外交部造反派发动过两次揪斗陈毅高潮：（一）反击1966年“十一月黑风”和（二）反击 1967年“二月逆流”。在1966年底第一次倒陈高潮（反击“十一月黑风”）时，周总理巧妙地运用传统的做法，按照自上而下有序地组织、安排在1967 年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使陈毅获得“解放”。在第一次反陈高潮时，周总理化险为夷，不但阻挡了第一次“打倒陈毅”浪潮，而且“解放”了陈毅，使他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毅毕竟是陈毅。不久陈毅又故态复萌，特别是他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的表现，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二月逆流”。所以，1967 年4月社会上掀起第二次倒陈高潮。外事口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倒陈派和批陈派，分别开了两次万人大会。一次是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倒陈派”即极左派）组织的“批斗陈毅大会”，采用文革时的极左做法，其目的是打倒陈毅。另一次是 1967 年8 月27日《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批陈派”或称稳健派）组织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反对打倒陈毅。坦率地说，这一派是怕丢失造反派的称号，为批判陈毅而批判。8.11大会和8.27大会在批判陈毅的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做法和结论上两者有原则性的差别。
三次万人大会分别简述如下：
一、第一次1967 年1 月24 日国务院召开“陈毅检查大会”
为应对当时的严酷局面，1967年初周恩来同陈毅谈心，动员他主动检查，以便早日摆脱被动的困境，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陈毅开始思想上想不通。他说：“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
周总理解释说：“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难以出来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继续说：“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好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劝陈毅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陈毅看到周恩来单独一人在苦撑危局，觉得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过关。过了关就可以摆脱造反派的纠缠，不被打倒，可以出来工作。为顾全大局，陈毅不顾个人的委屈，积极回应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他看一看。陈毅违心地写了“检查”，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原定3时开会），人民大会堂里坐满了外事口各单位、各学校的万余名代表，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代表。 “陈毅检查大会”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王力等均出席大会。
宣布开会后，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周说：“我首先向外事系统各单位、各学校的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外事系统各部门、各学校、各单位早就成立了联络机构，由于我们工作忙，没有及早安排，今天由陈毅同志向你们检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周又说：“我要说明一下，你们外事系统各单位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很多，有些是系统的，有些是各部门的，陈毅同志今天不可能一项一项的，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检查，今天陈毅的检查是原则性的、实质性的。详细的问题，将来有可能在座谈会上谈，在你们当中检查。这样做是合适的。今天还请了政治局、文革小组的同志。刚才有一个单位向我抗议，为什么耽误一个钟头。你们应了解，这一时期中央人手很少，我们很忙、累，没时间。我们应当道歉，我们有缺点，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
然后，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陈毅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和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 ‘训政’的办法，派出一批工作队，从约束群众，限制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他还说：“派出了十五个工作队或工作组，由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的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工作组所犯错误，我应负很大责任。 “
关于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陈毅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反，我确有很多错误的旧思想。在这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会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象的轨道上行进。…… 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 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陈毅向群众鞠躬。）
陈毅进而解释说：“这次犯错误，还集中地暴露了我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诸如：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他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洪炉，彻底烧掉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渝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请江青和陈伯达讲话。陈伯达说：“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讲话很好，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在群众面前还是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坦白、谦逊、正确地对待自己，表白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我要向他学习的”。
最后，周恩来发言肯定陈毅的检查。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周总理进一步补充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经过痛苦的认识过程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希望同志们让他在群众中继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这样的老同志，奋斗了四十多年，战斗了四十多年，有很大的成绩，也犯过不少错误。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的同志们。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阶级感情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对他的帮助、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关于建国17年的外交成绩，周恩来强调地说：“外交战线、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决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路线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了我国对外关系上辉煌的业绩”。
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后，全场听众掌声如雷，表示对周总理的信任，也表示通过陈毅的检查。江青没表态，却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看到陈毅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非常高兴。会后他和身着整齐军装的陈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四周各分会议厅，与收听陈毅检查大会的红卫兵见面。
在周总理亲自掌握和精心指导下，整个大会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陈毅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众”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为了中国的外交事业。
1月31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掌权的群众组织）主持下，外交部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执行资反路线的大会。陈毅在会上又做了捡查，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表示深受教育。于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宣布：“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按国务院分工，陈毅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二、1967年8月11日 “批斗陈毅大会”。
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万人大会上进行检查，获得了群众谅解。直言快语、敢讲真话的陈毅“解放”后，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但是，面对种种极左错误行径，陈毅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仍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造反派的过激作法一再公开“放炮”提出批评。
2月9日陈毅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造反派组织代表，给他们讲政策，劝阻过火行为。他批评外交部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发泄私愤”、“发泄感情”，并劝说“不要伤害同志的感情”、“不要冲动”、“将来你们当了权，他们拿这一套来对付你们，你们作何感想？”并说“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指出造反派“搞左了，伤了很多人”。陈毅还解释说：“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是斗完马上拉出去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偷生”。…… “我讲这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说着说着，陈毅就压不住火了。他说：“去年七、八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说成心反扑 ，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 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2月12日，陈毅到首都机场迎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陈毅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等待外宾时，当着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的面，对外交部礼宾司等单位的造反派说：“我到外交部，叫我低头认罪，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罪！笑话！非党的人士把党内的同志开除了党籍。把有的司长的职都撤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当什么外交部长？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我就不相信龚澎（女，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的夫人--笔者注）是三反分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有什么问题？一下飞机就拿来斗，有什么问题，下跪。” …… “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报，我坚决不同意。”……. “夺权，跟你们讲了嘛，慢慢培养你们，再过五年、十年把权交给你们。”……. “你们不造帝国主义、苏修的反，专造我们的反！”……. “我们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狂了，没有好下场！”他又说“逼着我作检查，我还不认为我全错了，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他气愤地继续说：“前几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在机场向我提出，要求在迎接外宾的见报的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我陈毅后面，副外长的前面”。陈毅一口回绝，他认为外长后面理所当然应排副外长的名字。当时陈毅异常气愤，他说自己革命40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他说“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 “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出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 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2 月14 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司长级以上干部时说，“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是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这种人我才不信能成什么事！”………….. “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什么外交部长？我革命40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有人要揪我，就是北京359个学校，全国一、二万个学校都来揪我，我也不怕，看看我陈毅到底是人是鬼？”…… “我讲这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不怕”。
2 月16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 讨论 “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和副总理对红卫兵造反派“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揪斗党政军的老干部的作法，表示强烈的不满。陈毅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指朱德--笔者注）、‘大土匪’（指贺龙--笔者注）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还联系到延安整风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证明。
当天晚上，陈毅又在外交部“控诉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去年我是最坚决反对大字报上街的一个，这也是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条罪状，不是我个人害怕，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大街贴了一百多张，机密都泄露出去了，给我们党摸黑。”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他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指刘少奇--笔者注）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他愤怒地说，“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六个人。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人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最后，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
陈毅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被迫“请假检讨”。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过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受到批判。为保护陈毅等一批老同志，周恩来总理要求与会者对会议的内容要保密，不得外传。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煽动他们在社会上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再次出现揪斗陈毅的狂潮。
3 月14 日，首都红卫兵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扬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3 月20 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新闻电影片中剪掉了陈毅的镜头。3 月27 日，北京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
4月初，首都红卫兵炮轰陈毅的动向逐步升级。北航《红旗》首先在大街上贴出“炮轰陈毅”大字报，称陈毅在“二月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中央会议上表现很坏。这些动向引起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掌权的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密切注意。造反派认为，陈毅自1月24日检查后又犯错误了，不但迟迟不到造反派中来听取批评意见，反而对造反派有抵触情绪。于是外交部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有些造反派发表“炮轰陈毅”的声明。
4月3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誓师大会”。该 《联络站》核心组号召大家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猛攻，批臭黑“修养”，就要敢于火烧陈毅，炮轰陈毅，表明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根子是陈毅。会上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发言表示支持和拥护。他们指出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代表表示，对陈毅必须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决心揪出外交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深批透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月4日下午，外交部各个单位分别召开誓师会、动员会，贴大字报，揭发批判陈毅，要“彻底清算刘邓黑司令部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揪出刘邓在外交部的代表人物”。
4 月5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诡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必须首先集中火力炮打陈毅，必须彻底揭发和批判他的一切错误和言行。”…… “他必须悬崖勒马，赶快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否则就让他靠边站。”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核心组成立了批判陈毅、批判刘邓和批判部党委等三个作战组，每个作战组下设一个直属尖刀连，对外称《红一连》、《红二连》和《红三连》，负责突击任务。此外，核心组还派出一些人外出调查，进行社会联络。《联络站》核心组所属战斗队普遍成立批陈战斗队、组，响应核心组号召打一场“人民战争”。
4月6日，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等四位司级干部贴出一张题为“一张未贴出的大字报”，揭发陈毅1966年9月 24 日在部党委召开司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要讲政策的长篇发言。邵宗汉、吴亮璞等人将陈毅的讲话当作“毒草”予以揭发和批判，认为陈毅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根子”。之后，邵宗汉、吴亮璞被冠以“革命领导干部”的称号，并被《革命造反联络站》聘为外交部造反派的“顾问”。
4月8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激进派）组织召开“纪念毛主席九九指示发表七个月、炮轰陈毅大会”。外事口的单位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派代表与会。会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发言称“陈毅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是我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根子，陈毅必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如果不投降，一定把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4月11日和12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连续召开“揭发批判陈毅大会”。造反派发言除批判陈毅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外，还揭露陈毅在对外活动中的“三反言行”。最后，大会主持人总结说，根据大家的揭发，我们有权利怀疑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4月13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外《红旗造反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并在语言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宣称要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月14日，外事口《批判陈毅联络站》召开“打倒刘邓、炮轰陈毅”大会，表示要炮打陈毅，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还策动部党委成员揭发陈毅问题，提出“火烧部党委”的口号。
4月17日下午一时，《批判陈毅联络站》所属的几个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包围外交部，强烈要求揪斗陈毅。下午四时，他们挟持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徐以新、董越千和宦乡等领导干部去国务院揪陈毅。
4 月19 日，《批判陈毅联络站》发表“关于打倒陈毅的严正声明”，说陈毅“肆意诬蔑、公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意攻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极力贬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影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一再吹捧、念念不忘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他们说陈毅是“外事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必须打倒！”，“坚决打倒！”
4月2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揭发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在干部问题上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陈家康副部长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在运动中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4 月30 日晚，毛主席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次“团结会”，并批准这些老同志 “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看焰火。五一节晚上，陈毅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
外交部的激进派反其道而行之。五月初，他们掀起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高潮。他们召开专题座谈会，揭发陈毅在外事工作中贯彻刘邓黑货，同时派出两批人员去上海和四川进行实地调查。造反派揭发陈、姬、乔贯彻刘、邓、彭真的黑货。他们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紧跟革命小将，在风浪中造反，锻炼和改造自己，解放自己，革命到底不回头！
5月9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造反派发布关于揪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公开信、呼吁书和传单，在社会上向群众散发。他们还将这些资料送给陈毅。当晚，文印处、领事司、美澳司、机要局等单位的造反派到北京的大街上粉刷揭批、揪斗陈毅的大标语，大造宣传声势。
5 月10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关于打倒陈、姬、乔，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他们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所谓三条线，第一，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斗争中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黑货；第二，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部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黑货；第三，彻底清算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恶。”“对准三个人，就是矛头指向外交部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毅、姬鹏飞和乔冠华。陈毅是刘邓在外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是干扰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魁祸首；姬、乔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陈毅的帮凶，是地头蛇。”
同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倒陈、姬、乔，全面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掀起总攻刘邓、打倒陈毅的高潮。任务是以打倒刘、邓为纲，以打倒陈、姬、乔为中心，全面地、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斩断刘邓伸向外交部的魔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拔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黑保护伞，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交部的彻底胜利。社论最后质问”要革命、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领导干部（包括部党委成员），你们究竟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一边？究竟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还是站在陈、姬、乔一边？“要他们迅速作出抉择。
同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纠集外事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中侨委和归国华侨等9个组织的造反派，策划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到中南海揪陈毅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
5月11日凌晨，周总理闻讯后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周说国家机关不能同学生一样，不能上街，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行动，要考虑到国际影响，而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以”群众要求“为由不断地同周总理胡搅蛮缠，后又表示愿意对”群众“做工作。上午9时，《联络站》核心组召开队长会议传达周总理的意见。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作出决定，说上街游行揪陈毅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要求总理同意不让陈毅再参加外事活动，叫姬鹏飞和乔冠华靠边站，否则他们还是要上街游行示威。周总理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在电话中耐心地继续对他们作说服工作。直到上午10时多，《联络站》核心组才答应周总理”暂不游行“。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口头上答应周总理外交部大队人马暂不上街游行，仍偷偷地组织了一百多人，由核心组成员杨荣甲率领，打着外交部的大旗到中南海同北外《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二外《红卫兵》等学院的造反派会合。游行后，北外《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二外《红卫兵》等造反派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配合下，冲进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抄摘有关陈毅问题的大字报，并准备长期进驻外交部。
5月11日夜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紧急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二外红卫兵和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总理明确指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陈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径。关于造反派要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一事，周总理原则同意，但明确表示，需待大会安排妥当后开会。
下面是周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必须要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 “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为。
一位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外交部《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周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一位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周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造反派：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造反派：什么条件？
周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造反派：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周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一位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周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一位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周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造反派：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周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
北外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指北外造反派）？
周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又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一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周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代表：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周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周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造反派：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叫）：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总理（非常气愤）：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造反派（收敛点）：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周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
一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总理（非常严肃）：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对话完）
5月13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另一派群众组织《红旗战斗大队》（北外的稳健派群众组织--笔者注）惟恐在批陈问题上落后，派遣数百名红卫兵也冲进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妄想让中央也同意他们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外交部造反派和北外红卫兵在外交部院内发生肢体冲突。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长谢富治到外交部劝说这些红卫兵退出外交部，制止了事态进一步扩大。
两天之后，周恩来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两派红卫兵组织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指冲击外交部），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周总理还说：“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5月16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部队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保证外交部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此时陈毅已无法再领导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周总理就直接领导外交部的业务和运动。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红卫兵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是造反派，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所以他们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造反派们的口号逐步升级，由开始“批判”、“火烧”陈毅 ，上升为“炮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最后竟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极端口号。造反派写大字报时，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有的大字报还将陈毅的名字倒着写。
6月10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配合社会上“打倒陈毅”浪潮。
事实上，在外交部，同意不同意“打倒陈毅”、“ 打倒陈、姬、乔”，成为外交部运动中“革（命）与保（守）”的标志。同意的人和组织是“造反派”，不同意者被戴上“保守派”的大帽子。与此同时，是否赞成这些极端口号的也成为外交部各级领导干部亮相、能否被允许出来工作的标准。外交部掌权组织《革命造反联络站》践行这种极端标准。外交部2700多名人员中可划分为三派：（一）打倒陈毅派（约占50%，其中10%主张坚决打倒陈毅）、（二）公开反对打倒陈毅派（约占10%）和（三）不公开表态的中间派（约占 40%）。在2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中，主张打倒陈毅的约占10%，公开表态反对打倒陈毅的几乎没有，约占85%的领导干部表示应听从中央的决定。但是在思想上，外交部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反对打倒陈、姬、乔。
在批判陈毅的问题上，周总理态度非常坚决，毫不退让，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经各派商量好后召开陈毅的批判会。可是，外事口造反派《批陈联络站》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反周总理之道而行之。他们老想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而周恩来一再识破造反派的阴谋诡计，并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坚决顶住了外事口和外交部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但是，外事口《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批判陈毅派）》和外交部另一大派的两个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坚决贯彻周总理关于批陈会的开法，不同意《革命造反联络站》极左派对批陈会的极端开法。
鉴于外交部以及外事系统中的两大派意见不统一，周总理多次召集外事口两大派代表和外交部三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何时召开批陈会议以及如何开法。6月28日，周总理终于宣布，陈毅将要到群众来听取批判。他主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在外事口开大会。他明令造反派在会场内不准呼喊“打倒陈毅”口号，不准张贴“打倒陈毅”标语，开会时不得对陈毅采取侮辱人格的举动，如弯腰、低头、做喷气式、搞变相武斗、揪人等。外交部和外事口的造反派都当面答应了。由于陈毅突然患病，周总理没有及时安排开会。
7月上旬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大江南北视察。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红一方面军和《六o一六》红卫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团》等组织，酝酿拼凑所谓“揪（斗）陈（毅）大军”，去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实现批斗陈毅、把他斗倒、批臭的阴谋。
7月15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二百多位激进红卫兵组成的“揪陈大军”，举着陈毅的模拟像，打着“打倒陈毅”的大标语牌，分乘几辆大卡车来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门前的正义路广场“安营扎寨”。他们在广场搭帐篷、写大字报、贴大标语、按大喇叭、布置批斗会场，准备大干一场。他们拦截过往车辆，阻塞交通，宣传陈毅“罪行”，妨碍了外交部正常的工作秩序，妄图压迫周总理交出陈毅。
7月16日，天刚亮。这批激进派就开始操练，边跑步、边喊“打倒陈毅”口号。随后，他们分头到周围街道宣传、鼓动，抄写、张贴所谓“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声讨陈毅。他们还将大字报贴在王府井大街上。他们还在街头上演活报剧和进行街头演讲。
当晚，这帮极左造反派在广场上举行“揪陈誓师大会”。 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红一方面军代表宣读“讨陈檄文”，诡称陈毅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中国人民的可耻叛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耻叛徒！”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毅凭借着他敏锐的反革命嗅觉，感到大势不妙，于是就疯狂抵制、反对和破坏这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污蔑毛主席不该批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又含沙射影地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央文革。说什么‘有人躲在背后，叫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陈毅将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游鱼’，镇压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他是“浸透了腐朽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该“檄文”还说陈毅是“刘邓在外事系统得心应手的代理人。刘、邓、陈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把‘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发展为‘三降一灭’。他利用职权，到处宣扬‘和平过度’、‘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论调，鼓吹取消武装斗争，叫嚷反对一切局部战争，企图扼杀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主的革命斗争”。…… “在外交活动中，陈毅完全是一个怕死鬼，是一个大叛徒。”……… “陈毅并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演说家，但是他四处奔走，八方游说，像赫鲁晓夫那样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在文艺、体育、教育、军事各领域散布了大量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污蔑毛主席的言论，配合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我们进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陈毅是一个资产阶级特权分子，他无耻地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风度’，把外交部搞得乌烟瘴气，他背着毛主席在昆明为非作歹，大兴资产阶级妖风，追求土皇帝一般的腐朽糜烂、荒淫无耻的生活”。说陈毅“罪行累累，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最后表示“揪陈大军”全体战士决定“出师讨伐陈毅，将他揪出中南海，进行群众性批斗，不达目的，决不回头！”接着，许多代表发言表示拥护和支持“讨陈檄文”，声讨陈毅的三反罪行，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表示要“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不把陈毅揪到群众中来誓不罢休！
7月17日，驻外使领馆《九o九战斗兵团》、中侨委《红旗兵团》、中侨委《毛泽东红卫兵》、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团》、归国生《遵义兵团》、北外专《革命造反军》、北外专《铁军》、首都归侨《井冈山兵团》、首都归侨《红卫兵战团》、首都归侨《朝阳公社》、外文局《红旗战斗兵团》、外文局《前哨造反兵团》、外文局外训班《红旗大队》等组织来到正义路广场，表示声援。
7月18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揪陈大军“的”革命行动“，”强烈要求陈毅必须立即滚到群众中来，接受批斗“，”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
8月2日至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极端派）头头刘令凯等十余人强行冲入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部长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场所），封闭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他们在院内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标语，张贴”打倒陈毅“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他们还张贴” 外交部里有大鬼“、”周总理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周总理说话要兑现“等大标语。他们殴打外交部大门值勤的警卫，冲撞与他们说理的外交部工作人员，辱骂他们是”洋奴“，诬蔑外交部为”卖国部“。他们闯入部长办公室，揪走姬鹏飞、乔冠华、徐以新等三位副部长。外事活动被迫中断和取消，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4日在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指示下，他们被迫撤离外交部。
8 月4 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各派代表，决定于8月6日外交部两大派三组织的200余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联合批陈小会，之后再召开几次小会，最后外事系统两大派在人民大会堂分别召开万人批陈大会；两派通过批陈，实现革命大联合，然后进行斗批改。（8月6日会议被外事口极左派破坏。他们包围人大会堂和外交部阻止和殴打外交部批陈派与会代表。因故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后改为8月7日下午在外交部召开--笔者注。）
同日下午5时和晚上9时30分，谢富治副总理两次来到广场分别召见《批判陈毅联络站》”揪陈大军“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代表中央说”陈毅可以出来，参加8月11日批判会。“”先开大会，开个头，然后再开小会，然后再检讨。“谢明确地说，”十天之内准备好，十天之内执行。“
迫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拙拙逼人的形势和外事口极左派的无理蛮缠，8月6日周总理决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团》联合于8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批陈大会。陈毅为顾全大局同意与会。
8月7日晚9：00-11：45，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专门召见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对他们大放厥词，即后来革命群众称谓的”王八o七讲话“。
会见时外交部造反派汇报外交部运动、批判外事系统”头号走资派“陈毅及其”三反“言行、夺权、北京外国语学院狂热派冲堵外交部等情况时，王力不断地插话，竭力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赞赏和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冲击外交部，煽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彻底篡夺外交大权。他还打一派拉一派，宣布反对”打倒陈毅“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外交部反对打倒陈毅的群众组织)为”保守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王力”八o七讲话 “后被毛主席斥为”大大大毒草“。）
8月11日大会前，周恩来对造反派重申：会场上不许挂”打倒“、”三反分子“之类的标语，会议期间不许有侮辱人格的举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外《革命造反团》的极左派向周总理保证，会上只提批判陈毅，不提打倒陈毅。周恩来估计到这些造反派不会遵守承诺。为确保陈毅的安全，会前，周总理事先作了精心布置，以防不测。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派一个团的兵力负责保卫；特意调来了数十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安排他们坐在前两排，防止造反派冲击主席台；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在场，一经发现现有人向主席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阻。同时，周总理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开会场。
《批陈联络站》将这次大会定名为”批斗陈毅大会“，事先没有向周总理报告。
1967年8月11日上午十一时，造反派从四面八方开始进入会场。参加这次大会的造反派还有：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对外文委《革命造反联队》、对外贸易部《井冈山》、国际书店《革命造反总联络站》、旅游局《革命造反团》、外交人员服务局《无产阶级革命派临时指挥部》、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全国妇联《红色造反总团》、归国生《遵义兵团》、驻外使领馆《”九九“战斗兵团》、外国专家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红旗造反队》、教育部《延安公社》、教育部《革联》、全国总工会《革联》、中华侨务委员会《红旗兵团》、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革命造反军》等约30个造反派组织，以及其他系统的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姚登山与极左派并肩战斗，共有一万多人。会场主席台上方挂着巨大六字横幅”批斗陈毅大会“。会场四周贴着”彻底砸烂‘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等大型标语。
下午一时，周总理、陈毅和姬鹏飞到会。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到会。
事情果不出周总理所料。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外《革命造反团》极左派搞突然袭击，玩弄两面手法，极力在会上制造”打倒陈毅“的气氛向周总理示威。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造反派突然从会议厅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陈毅！ “的标语。
一时十五分大会开始。大会主席团主席宋远利（北外《革命造反团》极左派头头）首先发言。几十幅”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的大标语同时又突然从二楼、三楼垂悬而下。会上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极左派气焰十分嚣张。宋远利狂妄地问道：“陈毅是个什么东西？他是刘、邓在外事口的忠实代言人，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一贯疯狂反对毛主席”，“极力贬低副统帅林彪同志”，“在外事活动中，积极推行刘邓‘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投降帝、修、反”。“这样一个坏家伙，有什么资格当我们中国的外交部长呢？”他还说：“我们已经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发扬‘追穷寇’的精神，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今天在这里召开第一次批斗陈毅大会，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更多的批斗陈毅大会、小会，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一鼓作气把陈毅拉下马，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夺他的权，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根据前几次“批判陈毅小会”的经验，周总理还让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坐在会议主席台，便于控制他们并采取对策。此时，周总理尚不清楚王力 “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不守承诺的极左派们的“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表示不满；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在威严的周恩来面前，人数众多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会场。大会由谢富治主持。
周恩来刚离开会场，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又违背诺言，兴风作浪。他们在台下狂叫让陈毅低头弯腰，并有个别极左分子冲上主席台企图殴打陈毅。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有几个造反派趁混乱之中偷偷溜到台上，一把揪住陈毅就想动武，被警卫战士及时拉开，保护了陈毅。公安部长谢富治坐在主席台上，视而不见，一声不吭。极左派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会议一度中断。周恩来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恶劣行径。为了使会议不致前功尽弃，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坐镇，直至会议结束。
第一个发言的是，对外文委《革命造反联队》代表八个单位造反派组织的联合发言。题目是“陈毅串通黑帮分子张彦反对陈伯达同志罪该万死”。他们揭发控诉陈毅根据刘邓指示在文革中派遣张彦工作组到对外文委，保护当权派李昌、宋一平（党组领导），压制文委群众，反对陈伯达让造反派掌权的“滔天罪行”。他们宣称，“陈毅执行‘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刘邓是一丘之貉，是一个司令部的人”。他们认为，“陈毅是文委和外事口保守势力和刘邓统治基础的总后台”；“不打倒陈毅，文委和外事口的保守势力就垮不了台。”
驻外使领馆《“九·九”战斗兵团》代表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发言，题目是“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特权阶层”。他们说：“陈毅从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阴险手法煞费苦心地扶植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妄图使我们使领馆改变颜色”。胡说什么陈毅在驻外使领馆“提倡生活特殊化，培养既得利益集团”；“以身作则地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企图把驻外使领馆变成修正主义‘安乐窝’”；“提倡资产阶级外交作风，迎合帝修反的需要”；“大办 ‘夫妻黑店’（指驻外使领馆--笔者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表示，“要彻底砸烂这个特权阶层，首先必须打倒外交部这个特权阶层的总代表和保护人陈毅，就必须把陈毅贩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黑货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刘邓陈‘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发言人胡说什么：“陈毅是刘少奇在外交部推行‘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理人，是刘少奇干扰和冲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大帮凶”。说陈毅对帝国主义是“崇美、恐美、媚美”；“热衷与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千方百计要同美帝接触，不惜拿原则作交易”；“规劝美帝发善心，乞求美帝‘恩赐’、‘同情’和‘友谊’”；“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公然主张把新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竭力挤进联合国，甘心充当美帝的小伙伴”。发言人还说陈毅在修正主义面前，也是“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一付十足的奴才相”。还说：“在对反动派问题上，陈毅的投降面目暴露得最彻底”；“为了适应帝修反的需要，陈毅还极力扑灭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位代表说：“像陈毅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怎么能配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心、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长呢？”“我们坚决把他打倒，把他拉下马，叫他靠边站！”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二篇发言的题目是“陈毅是怎样对冯耳元同志（见下注）进行迫害的”。发言人说：“冯耳元案件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冤案也说明你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制定并顽固推行刘邓反动路线，决不是偶然的。陈毅，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你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而且疯狂镇压革命群众，你只许资产阶级复辟，不许无产阶级反复辟”。他强烈要求陈毅向冯耳元“赔礼道歉，彻底平反，低头认罪。”
（注：冯耳元当时为四川省农业厅水产处的一名技术员。1965年12月17日，他致函陈毅外长。他认为，陈毅在1965年国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有“原则性错误”。外交部办公厅将来函转送当地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查询了此事。造反派认定，这是陈毅一手炮制的“政治迫害案”，证明陈毅在文革前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和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发言。他们的题目是“陈毅是残酷镇压外事口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他们说：“陈毅伙同刘邓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陈毅是刘邓下令‘抓副产品’的重要决策者，把运动矛头转向革命造反派”。他们说：“陈毅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老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我们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直到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最后发言的是中侨委《红旗兵团》，批判陈毅和廖承志在侨务工作中所谓“卖侨卖国”，“取媚各国反动派的罪行”。
发言结束后，大会主持人宋远利（北外《革命造反团》极左派头头）宣读了大会主席团的“三点建议”和大会的“四点通令”。
“三点建议”是：
一、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三反罪行，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二、 陈毅必须到外事口各单位，接受群众批斗，不得违反。否则一切严重由陈毅负责。
三、 鉴于陈毅三反罪行累累，至今死不悔改，因此，我们以外事口无产阶级派的名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老老实实作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大会的四点通令”要“陈毅必须在十五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递交认罪书”。内容包括：
一、 你为什么抗拒总理、伯达、戚本禹同志的指示，拒不到革命群众中来接受批判？
二、 你在第一次检查后，为什么又要翻案，说检查是逼出来的？
三、 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黑风中，你伙同谭震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扮演了什么角色？你有什么资格代表老干部讲话？你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放了什么毒？
四、 你反对中央文革，干了些什么勾当？必须老实交待！
该“通令”还宣称，“大会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对外作战部接受陈毅的认罪书，然后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传达”。
最后，周总理发表简短讲话。他说：“这样的大会是一种动员的大会，时间不宜太长，不宜太多。大、中、小会套着开。因为开小会说得深、说得透，我也可以听得清楚，从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周总理还补充说：“我有许多方面要过问，一直到现在才开这个大会，但是一人不能分身，一天只有24小时。这责任在我，倒不是陈毅贪污我的时间拖到今天才开会。因为我分不开身，中间出了许多事情。”
会议结束后，为防止造反派耍阴谋揪陈毅，周总理嘱咐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周恩来与陈毅的座车同行，周总理把陈毅平安送回中南海。由于周总理的周密安排和对陈毅无微不至的关怀，外事口造反派妄图对陈毅下毒手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三、1967 年8 月27日《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外事口“稳健派”）召开“彻底批判陈毅大会”
8月11日外事口极左派开完“批斗陈毅大会”后，外事口另一派《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也要求召开批陈大会。事实上，当时不批陈毅的人就不能算是“造反派”。凡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文革运动的人在政治上都希望拥有这顶“贵冠”，没人愿当“保守派”、“保皇派”。8月23日，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总理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事联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等组织的五百多名代表对批陈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并决定8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由《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发起召开批陈大会。周总理亲自命名这次大会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并允诺将莅临大会。
外交部没有群众组织参加这次大会。因为8月7日王力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反对“打倒陈毅”）打成“保守组织”后，在王力力挺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极左派的强大政治攻势下，《革命造反总部》转入地下活动，继续对抗王力，9月中下旬批判极左思潮和王力“八o七讲话”后，才恢复公开活动。与《革命造反总部》政治观点雷同的外交部另一群众组织《攀险峰野战兵团》核心组于8月18日被迫发表解散声明，声称“目前我兵团对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无法起促进作用，兵团宣布解散”，不承认《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并“严厉谴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对《攀险峰野战兵团》的政治陷害”。10 月份《攀险峰野战兵团》才重新现身。
获悉《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于8 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后，外事口极左派无望破坏大会，却想方设法阻挠周总理出席大会，以图变相破坏大会。26日他们硬要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代表，要求周总理不出席会议，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8月27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他们的代表时，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离开会议厅时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8 月27日下午，外事口《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大会原定于下午一时半开始，由于身体欠佳的周总理没有及时出现，与会者一直在焦急等待，并扬言总理不来，他们要等上三天三夜。与此同时，会议组织者不断同总理办公室和中央文革办公室联系。
当晚十时多，李富春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了。周总理请李富春副总理代表他出席会议。陈伯达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自己批好了，为什么非要总理参加不行？为什么非要中央文革同志来？这是要挟，你们怎么能要挟我们呢？我们又不能包办代替，你们要批自己批嚒。陈反问与会者说，中央领导同志不出席，你们就不革命了吗？你们主席思想学得太差了。陈说完就走了。静坐等待长达九小时后的大会才开始。陈毅参加了批判会。外事口和首都其他单位群众组织的代表一万多人出席了大会。
主席台上方挂着“彻底批判陈毅大会”的大条幅，会场内没有悬挂任何标语。会场上呼叫的口号有，“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有极个别人狂叫“打倒陈毅！”
大会主席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下愚公移山志，不把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不把陈毅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外交路线彻底砸烂，不把陈毅的‘三反’罪行批深批透，我们决不收兵”。
二十多个群众组织代表分别作联合发言，声讨陈毅镇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运动，清算陈毅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以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二外《红卫兵》、人大《三红》、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联合发言，题目是“剖开陈毅的灵魂深处”。他们分析和批判陈毅在文艺方面的言行，剖析陈毅的文艺观、审美观、兴趣和爱好，暴露陈毅的丑恶灵魂，暴露陈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揭发陈毅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陈毅为剥削阶级腐朽文艺招魂；抵制和破坏文艺革命。
贸促会《红旗造反团》、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归国生《红勤站》和归国生《延安兵团》联合发言，题目是“彻底清算陈毅推行‘三降一灭’的滔天罪行”。。他们揭发“陈毅长期以来抵制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大力推行执行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百般吹捧苏修集团，尽力为各国反动派涂脂抹粉，在对外活动中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无耻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对外文委《井冈山》和外印厂《红联总部》联合发言，题目是”陈毅是镇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揭露陈毅扼杀在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罪恶。陈毅把对外宣传阵地变成了黑文化交易公司，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大老板。陈毅疯狂反对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适应帝修反的需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和”和平演变“效劳的。
大会宣读了《外事联委》给陈毅的”勒令书“，宣称：“刘邓在外事系统最大的代言人陈毅，十几年来追随刘邓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彻底批判，陈毅你跑不了！赖不掉！”…… “限令陈毅必须在十天内交出一份触及灵魂的检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低头认罪，向外事系统的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向全国的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向全世界革命人民低头认罪”。该“勒令书”要求陈毅老实回答大会向他提出的问题：
你为什么一贯贬低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你为什么一贯攻击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为什么在外事工作中一贯积极鼓吹、卖命推行刘邓“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你为什么一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大打开绿灯，为资本主义复辟推波助澜？
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镇压外事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为什么顽固地对抗和诬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你为什么极力美化和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全盘否定了一月二十四日的检查？
如果你胆敢抗拒革命群众，拒不认罪的话，我们将毅然决然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格揪格斗勿论。（“勒令书”完）
陈毅表示将按时交出他的检查和认罪书。
最后，李富春副总理讲话。他说，周总理要他代表参加大会，你们大会的名称“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是总理命名的。这说明总理是支持大会的。你们批得对、批得好。他表示赞成大会的口号，希望今后对陈毅批深批透。他还说：“你们要陈毅同志向毛主席低头认罪，‘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这些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现在还不能接受。”……… “你们的会议坚持了一天一夜了，这种坚持精神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
最后，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声中结束。
结束语
1967年1月至8月的八个月内召开过三次批陈大会，即（一）1 月24 日国务院召开的“陈毅检查大会”，（二）8月11日外事口极左派召开的“批斗陈毅大会”和（三）8月27日外事口稳健派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万余人参加。三次大会是三种模式：传统式（自上而下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检讨会）、文革式（极端过火、暴力斗争会）和半传统半文革式（上面领导批准支持、下面群众出面组织的批判会）。三次大会各有特色和目的。这三次大会都在周总理掌控之下，甚至极左派召开的8月11日大会也还没有出大格，造反派没有给陈毅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殴打陈毅或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此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两大派三大群众组织联合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小礼堂开过四次批陈小会，每次约有二百人参加。在这些会议上，陈毅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极左派陷害陈毅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一切得归功于周总理的超人政治智慧。
1967年9月开展《批极左思潮、抓坏人》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之流失势，身陷囹圄，外事口和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敢再纠缠陈毅。
参考资料：
《陈毅言论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批陈兵团翻印1967年5月10日
《批陈专刊》（1967年9月4日）《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编
《外事风雷》（1967年8月31日）《批判陈毅联络站》编
《红卫报》第33期（1967年8月2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