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燕京大学的教育特色

近年来，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相关研究的推进，被历史有意无意遮蔽多年的燕京大学，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了解，所认同。一时之间，一所被撤销了六十余年的大学，竟然被社会各界贤达津津乐道。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此不免“欣欣然”。欣欣然之余，也愿意就此现象略作学理性的分析。

当下大学积弊多多，坊间论著，汗牛充栋，笔者在此不论，仅举一个代表性的例证，那就是至今时时盘桓在我们耳际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尽管在教育界不断有卓识者如刘道玉、朱九思、朱清时等等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但是钱学森之问依然没有破解。燕京之所以被众人津津乐道，其外在的逻辑，其实包含了时人对于当下大学教育的失望。此逻辑，与之前时人津津乐道于老北大、老清华、和西南联大等老大学并无二致。

其二，燕京大学之所以被时人所认同并津津乐道，也有其内在逻辑。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年——1920年合并而成。合并之前，这三所学校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教育。在1919年5月司徒雷登走马上任之后，给这所教会大学注入了新的基因，这位虔诚的传教士突破了教会大学仅仅为基督事业服务的限制，加重了教育自身的内涵。燕京大学之后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司徒雷登的擘画，一步步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的，而它身上的教会大学的色彩，却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得到彰显。尽管如此，我们在回顾这所大学的历史之时，却不能忽略其宗教的底色，对燕京校友影响至深的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就是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摘选出来的。教育因了信仰而更加深邃，信仰因了教育而更加润物无声。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前不久傅惟慈先生和来新夏先生相继辞世，他们都是人文领域内的大家，我注意到两个人的大学教育都是在教会大学完成的，如果不是从世俗的角度考虑，49年后人文领域的大家大多数都是出身教会学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有一流的水平，但是在世俗意义上声名不显。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让我们在回到燕京，燕京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只有三十三年，毕业生的总数不到一万人，却在各个领域内培养出大量的人才，文学家冰心、历史地理学的巨擘侯仁之、最有良心的医生蒋彦永、历史学家余英时以及法学家江平等等，都是燕京培养出的杰出人才的代表。在两院院士钟，燕京毕业生的人数高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有7人出身燕京。这在过去的一流大学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这一逻辑，与之前时人津津乐道于老北大老清华和西南联大等老大学的原因也几近相同。

不过，燕京教育，自有其独特性。作为教会大学，西方教会的办学背景使之在国际化上具有天然的优势，燕京大学尤其如此，这与司徒雷登的擘划息息相关，在燕大早期以及后来发展时期的教职员聘任上，除了中美人士以为，司徒雷登还还格外注意英、法、德、丹、意、日等国籍的人才。而且，燕大在聘任教师时，并不把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当做衡量标准，而是把学识放在首位。比如燕大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在西方人的主导下成立的。1922年，燕大首度计划把新闻系列入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据当年燕大档案记载：“2月，请贝思(C.D.Bess)来新闻系教学三年。” 贝思是当时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但当年计划落了空，贝思没有请来。于是司徒雷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向燕大提出聘用聂士芬(VemonNash)，去协助燕大创办新闻系。1924年的秋天，聂世芬携全家来到了北京，与燕大另一位美籍教授白瑞登 (R.S.Britton)一起筹建燕大新闻系。在聂世芬的推动下，燕京大学联合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中央社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燕大社会学系则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S.Burgese)、埃德敷(D.W.Edwards)倡议发起。在步济时的主持之下，燕大社会学系，“成为美国深入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基地”，同时也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这一领域内的佼佼者。后来由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系主导的导师制，则请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博士(A?D?Lindsay)的儿子林迈可(MichealLindsay)出任导师。燕园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据1938年12日《燕京新闻》记载，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美国、德国、俄国、丹麦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燕大的国际化，与当时清华的西化还是有较大的区别。清华当时的西化，简要言之，是一切向美国看齐，正如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所感受到的那样：“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而燕京的国际化则是有更为宽阔的视野，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 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写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

尽管司徒雷登在他的时代没有提出过“普世价值”这个词汇，但是，如此多的国家的人们在燕京这个“可爱的社区”汇合碰撞，和而不同，践行的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普世价值”，也正是在这一价值谱系的光照之下，燕京大学在其存在的三十三年里一直践行着“人”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人成为机器，而是使之成为“人”，这才是燕京大学教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