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张北根：毛泽东对公共食堂优缺点的认识
发布时间：2014-07-29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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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年代，他的对于公共食堂优缺点的认识决定了公共食堂的存废，关乎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迄今学术界对毛泽东与公共食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但并未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毛泽东对公共食堂优缺点的认识的变化过程。因此，全面考察这一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58年4月到10月，毛泽东只看到公共食堂的优点：吃饭不要钱；有利于解放妇女；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节省时间。因此，对公共食堂的态度是欣赏、大办。
7、8月，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其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公共食堂优点的材料。7月14日，他看到一份《内部参考》上刊载的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关于《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普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湖北京山县常年办食堂的经验，说这个社的农民喜欢食堂，是由于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节约了粮食；第三，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看完材料后，他甚是喜欢，给《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写了一个批语：“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间，19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2]这里，毛泽东明确了人民公社要搞公共食堂的想法。24日，毛泽东又在会议上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3]“吃饭不要钱”遂成为毛泽东眼中公共食堂新增的优点之一。
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总结了公共食堂的优点，说：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此外还节省粮食，节省柴米，节省经费。[4]
北戴河会议后，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二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5]
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于毛泽东只看到了公共食堂的优点，将公共食堂当成人民公社的必备要素，因此，食堂得以大发展。10月底，全国农村共办公共食堂 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至90%。[6]
二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从建立开始就刮起了“共产风”。随之毛泽东听闻公共食堂存在缺点：吃饭不要钱引起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个人无法喂养鸡鸭；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就餐不方便：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虽然从1958年10月就发现公共食堂出现问题，但直到1960年9月，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些都是枝叶问题，公共食堂本质上是好的，只要有专门领导负责就能解决问题。
10月中旬和11月初，毛泽东到河北和河南等地调研。11月初，他在郑州听取田家英调查组汇报河南省新乡地区修武县情况。该县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起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毛泽东表示，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7]
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听到公共食堂有缺点的报告。事情的原委是：9月中旬，中办机要室部分成员去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10月18日，机要室就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向毛泽东提交报告。报告说，“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8]
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9]
针对公共食堂中出现的问题，19日，毛泽东在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说：“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副社长和社党委的副书记中都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管生活。”[10]
毛泽东相信有专门领导负责，公共食堂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在其依然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的情况下，1958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发展到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
1958秋冬因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庄稼未及时收回，加之各地大放高产“卫星”造成农业丰收的假象，国家加大了对粮食的征购量，致使农村留粮大为减少，而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片面鼓吹“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导致粮食浪费严重。到1959年春，农村粮食紧张的问题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党中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调整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提出“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的方针。
3月20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座谈，说：“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吃饭，吃饱饭走回家肚子又饿了。”[11] 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在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优点，另一方面，承认了食堂的缺点——规模太大给群众带来不便，因此要缩小规模。
6月22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及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12]
为了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于7月2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前，6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省大量办公共食堂，已有一年多的历史，其优越性是：（一）可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二）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三）便于改善群众生活。（四）办好了可以节约粮食、燃料和用具。（五）便于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改革。（六）便于搞小集体副业生产。（七）便于搞好公共卫生。（八）可以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7月10日，毛泽东批语道： “印发各同志参考。”[13]这说明，毛泽东认同河南省对公共食堂优点的分析。当日 ，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14]
7月23日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折点。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15]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食堂的优点大于缺点，应该“积极办好”。
7月1日，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整理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后，8月5日批语道：“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16]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下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为此，8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中说：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17]
庐山会议之后，一度被有所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公共食堂也被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大力加以维护。由于庐山会议后开展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不赞成办公共食堂被视为右倾的重要表现，这样一来，各地又大办公共食堂，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18]
进入1960年后，农村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自然灾害频繁，更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再度盛行，导致1960年粮食产量再次大幅度下降，而国家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以致农民的留粮难以保证其最低生存需要，而农民又被捆绑在公共食堂，吃着名副其实的大锅饭，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报告。报告说，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 80%左右，不固定的约占20%。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目前看来，食堂势必要适当扩大规模。对于贵州的这份不真实的报告，毛泽东认为总结科学，贵州扩大公共食堂的做法极大地推进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由此，他坚信公共食堂的优点大于缺点，要积极办好。3 月2日，他批语道：“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19]
此后，全国农村重新大办公共食堂，很多省、区参加食堂的农村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90%以上。有些地方收回1959年上半年交给社员的自留地，把口粮分配到食堂，统一使用，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严重消极影响。[20]
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情况简报》第一一七号，刊载《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15日，毛泽东批语道：“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21]毛泽东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修改了一段话：“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22]
三
从1960年9月到1961年5月，毛泽东获悉公共食堂出现严重问题，遂组织调查研究，逐渐发现公共食堂全是缺点，无丝毫优点，最终取消了公共食堂。
9月下旬，毛泽东堂弟毛泽荣和堂表弟文东仙到北京。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和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等几方面的问题，说：“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许多人住了疗养院，医疗跟不上，等等”。毛泽东问：“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么样分吃的？”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陪同他们的王季范也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们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7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们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毛泽东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办法。” [23] 但毛泽东并未将缺粮食与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1960年冬，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江渭清却对毛泽东说出了公共食堂的缺点：浪费粮食，半年吃了一年粮；不能养猪；丢损碗筷；砍树做饭，毁坏树木。毛泽东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嘛！”[24]既然毛泽东提到了公共食堂解散问题，说明江渭清说出的公共食堂的缺点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但未有定论，他要在调查研究后再作定论。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十二条”的第九条是：“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为此，他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调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毛泽东到达杭州时，田家英汇报了在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反映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2月6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情况汇报。讲到食堂，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25]此时毛泽东坚信公共食堂存在规模大、单一化的缺点，但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只是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
2月10日，毛泽东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汇报，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26]此时毛泽东认为办多种类型的食堂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但未否定公共食堂制度。
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王任重汇报的公共食堂的缺点——妨碍生产、毁坏房屋、生活和生产设施，问题严重。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27]
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政策混乱。为此，3月15至23日，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对于公共食堂，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由于草案规定“积极办好”，各地依然不敢解散食堂。规定某种情况下可以不办食堂，算是开了一个口子。
4月9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经过深入思考，毛泽东说出了食堂的缺点：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浪费粮食；社员不能养猪；食堂是个平均主义问题。[28] 说“食堂是个平均主义问题”，意味着毛泽东已全盘否定了公共食堂存在优点，奠定了对其解散的思想基础。
15日下午，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其侄子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说：“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29]这说明，他已经在思考解散公共食堂问题了。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30]此后经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调查，高层达成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共识。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通过对毛泽东对于公共食堂优缺点的认识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毛泽东起先只看公共食堂的优点，做出了大办食堂的决策，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随着公共食堂问题的出现，毛泽东对其优缺点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由于认识不科学、深入，庐山会议后一段时期，打击反对办公共食堂的干部和群众；1961年由于进行大规模的深入调查，终于发现公共食堂的致命缺点——平均主义，对其进行了解散。为此，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调查研究，改革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修正决策中的错误；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如此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1]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公共食堂的由来》，《百年潮》，1997年第6期；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1958年8月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电子版，第104页。
[3]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电子版，第110页。
[4]罗平汉：《中国1958：一桌五亿农民的“大锅饭”——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始末(上)》，《时代文学》2007年第4期。
[5]罗平汉：《中国1958：一桌五亿农民的“大锅饭”——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始末(上)》，《时代文学》2007年第4期。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508页。
[8]毛泽东：《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2—523页。
[9]毛泽东：《关于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方针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55-558、530—531页。
[10]《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39-545页
[11]《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0页，注释5、7。
[12]罗平汉：《朱德办主解散弃共食堂》，《百年潮》2007年第3期。
[13]《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959年7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47页。
[14]李锐：《毛泽东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小组组长会上的讲话》，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6/8350.html。
[15]李锐：《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小组组长会上的讲话》，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6/8352.html。
[16]《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1959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10—411页。
[17]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1959年8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1-433页。
[18]《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6页，注释4。
[19]《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46页。
[2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559页。
[21]《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9-76页。
[22]《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9-76页。
[23]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公共食堂的由来》，《百年潮》，1997年第6期。
[24] 董保存：《江渭清谈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文史博览》2004年第7期；《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456页。在此回忆录中，江渭清回忆见毛泽东的时间是1961年2月，这是不准确的，应是1960年冬。
[25]《毛泽东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等的谈话》，1961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559页。
[26] 《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70271/4765468.html。
[27]《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70271/4765469.html。
[28]《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70271/4765435.html。
[29]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公共食堂的由来》，《百年潮》，1997年第6期。
[30]《王任重日记》，1961年，见张曙光：《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4)》，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61321&pageno=4。
[作者简介]张北根（1966— ），男，安徽怀宁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