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规出版的读物中，偶尔见到几篇研究公共食堂的文章，突出介绍毛泽东对农村食堂正确做法：先是大力支持，继而表示怀疑，发现有反对的声音后，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最后果断解散了公共食堂。这似乎是毛主席在大跃进年代为中国人民立下的又一丰功伟绩！

 

读着这样的语言，感到十分别扭。这是在歪曲历史，掩盖真相，混淆是非！这样的研究，越研究越让人糊涂，越研究越误入歧途。

 

首先看，农村公共食堂是怎样产生的？一句话，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头脑膨胀、好大喜功，左倾教条主义、极端唯心主义、狂热冒险主义混合发酵而催生的极端怪像。毛泽东是食堂化的第一发明者和推行者。

 

但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多次强调：“公共食堂的发明权不在我，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在公社化以前就有公共食堂了！”

 

此言不假。1958年左右，信阳地区某个大队在较远处搞一个水利工程，每个生产队抽两个光棍，为了便于出工，在工地上起了个公共食堂，由生产队出粮食，专人做饭。干了半年多，光棍吃得舒服，劳动效率提高，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公共食堂就是好，光棍个个吃得饱，劳动效率就是高！”有好事者将此写成新闻，登到报上，一番炒作，便成了“共产主义新风尚，农村食堂是榜样！”引起了正在大力倡导集体化的毛泽东的高度注意。

 

其实，农村集体修建一个工程，起一个食堂，集体吃饭，提高效率，这是常有的事，60、70年代在食堂化解散以后，大队生产队还常有这样的食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们的领袖竟然把这当作“共产主义的心脏”，当作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当作几千万家庭、六亿人口都应当长期这样过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处视察，不断发表讲话，对各地的公共食堂大加赞扬。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农村要大办公共食堂。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柴草，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毛泽东的一系列高调讲话和中央决议，使农村公共食堂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如狂潮翻卷，一哄而起，至少有90%以上的农村实现了食堂化。

 

稍有人性常识的人都知道，人都向往自由，不愿受束缚，一个家庭人口大了，弟兄多了，都要分开生活。个别大家庭四世同堂几十口人一口锅里搅稀稠，时间一长，免不了矛盾重重，最后还是不得不分家。现在，却硬要把全村全队几百口人、上千口人，集中在一起吃饭，而且是一天三顿，长年累月在一起吃饭，能行得通吗？能长久吗？

 

我们的领袖自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他拿出恩格斯1845年的理论：“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的经济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的人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不仅有外国的理论，也有古代的依据。在武昌会议上，毛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参加会议的人仔细阅读。毛对张鲁实行的“置义舍”（免费住宿）、“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极感兴趣，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这些古今中外的理论听起来十分高妙，但是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人情世情。比如毛泽东说的“免得往返”便是胡说，开饭时家家户户都得往食堂跑，打个来回才能吃一顿饭，有的户家吃顿饭往返几里地，怎能说“免得往返”呢？个别地方炒作出来的公共食堂“先进经验”，完全是个别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上面的共产主义集体化狂热宣传而虚夸编造出来的。一个老农民，不听你那理论，不看你那经验，坐在家里边，也知道你那公共食堂是瞎胡闹，非出乱子不可！

 

公共食堂开始一个月，由于有过去的积累，社员能吃饱饭，有的还能“敞开肚皮吃”，有的还能吃出花样。两个月后粮食便捉襟见肘，不敢“敞开肚皮吃”了，开始限量了。起初是每人每天8两，随着粮食的缺少改为每天6两、每天5两、每天3两，几个月后3两也没有了，大锅饭变成了大锅水。光喝水不行，人们只好吃谷糠、吃野菜、吃树皮、吃树叶、吃草根、吃玉米芯、吃玉米包、吃荞麦皮、吃大雁屎、吃观音土、吃煤块……，这些平时连猪狗都不吃不闻的东西，竟成了亿万农民救命的饭食！

 

一切可食的东西吃光了（当然观音土和煤块是吃不完的，但却是能吃死人的！）只好带着浮肿病躺在床上等着饿死。老弱病残先饿死，青壮男女随后死。一个村饿死几十人上百人很平常，有的县饿死几十万人，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四川省饿死1000多万人，食堂化三年间全国至少饿死3000多万人。真是旷古未有的大惨剧啊！

 

对于违背人情、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有人提出尖锐批评，有人慨然上书反映实情。而所有这些不同的声音，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当作“和帝国主义遥相呼应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予以批判打击。毛泽东对于食堂化的严重失误就在于此。

 

1958年后期，河南的食堂化已经发生严重问题，豫东几个地区已经饿死十几万人（省委上报饿死5000人）毛泽东马上在郑州召开中央会议进行纠左。接着又召开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郑州会议，不断强化纠左；毛泽东放心不下，又连续写了4封《党内通信》发到全国各地，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反复大力纠左。但是纠来纠去，就是舍不得纠掉公共食堂，而且还要求大力巩固食堂。这个最“左”、危害最严重的“左”，却丝毫不敢触动，就预示着所有的纠左都是不彻底、无实效甚至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严重失误。

 

毛泽东最严重的失误，是在庐山会议上挥舞大棒，对公共食堂的强力维护。

 

1959年7、8月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大部分缺粮断顿，难以为继，不少食堂的大锅饭里，尽是些野菜、树叶、谷糠之类，几亿农民饥肠辘辘，骨瘦如柴，无数的浮肿病人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饿死人的现象经常发生。不断有人报来食堂化的严重弊端，如中科院调查组报来河北昌黎县食堂问题，彭德怀、周小舟、张闻天等人在发言中也痛陈食堂化的害处，毛泽东都一一予以驳斥。

 

他在怒气勃发地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

 

当亿万农民在大锅饭旁饿得痛苦呻吟、对食堂化恨之入骨的时候，我们的领袖还在高调夸赞食堂是个好东西，必须强力维持！科学院对食堂化的调查报告完全实事求是，却被毛泽东打成右派，予以严厉批判。而反对食堂化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悲惨下场也就此开始。

 

这时，下面又报来一个有关食堂的材料。平江县一个大队63个食堂散伙后，20多天后又办起89个食堂。毛泽东阅后十分激动兴奋，批示道： “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

 

大跃进食堂化违背生活规律、违背世界潮流、违背世道人情，这是几亿农民经过一年实践达成的共识；那时你只要到农村走一走，访一访，就会发现这个共识。可我们的领袖却对强迫命令产生的食堂化极为赞赏，对亿万农民共同的强烈呼声居然一无所知，竟然称赞大跃进公共食堂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真理，他的看法和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要，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毛泽东如果仅是对食堂化予以称赞、引导也就罢了，令人惊恐的是，他不断挥舞大棒，对反对食堂化的人予以迎头痛击，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就在庐山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应家乡无为县老百姓请求，到无为县查看公共食堂情况。他一到无为，只见老百姓一个个面带菜色，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全县浮肿病人达20多万，有的已经饿死。他闯入食堂掀开锅盖，里面尽是野菜树叶。他正难过得流泪，一群老乡扑咚跪下，苦苦哀求解散食堂，若不解散人都要饿死完啊！

 

于是他下定决心，根据广大社员的要求，果断解散了全县几千个食堂。消息很快报到了庐山，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安徽报来的材料上批道：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这个批示怒气冲天，杀气腾腾，表达了对彭德怀、张凯帆等人反对大跃进、解散食堂化不可阻遏的义愤！也就在政治上判处了彭德怀、张凯帆的死刑。很快，张凯帆在被无情批斗了几十天后，逮捕入狱，受尽折磨。无为县的公共食堂又被迫恢复。不管你饿死多少人，食堂必须恢复！这就是当时众多基层干部的作派。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为县在大饥荒中饿死了30多万人，占全县三分之一，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无为事件”。

 

与此同时，河南爆发了“信阳事件”，甘肃爆发了“通渭事件”，贵州爆发了“遵义事件”等等。而所有这些悲剧事件，都是在庐山会议，或者说是在毛泽东的批示以后发生的。

 

庐山会议本来是解散公共食堂的最佳时机，却成了毛泽东大力宣传食堂化优越性、强力甚至用暴力推广食堂化的时机！

 

如果说，58年在全国盲目大力推行食堂化，是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的话，那么，59年在庐山会议上用专政手段强力推行食堂化，便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

 

有人说，食堂化危害极大，如果没有食堂化，中国就可以少饿死50%人口。我以为，食堂化是大跃进一切罪恶之源！如果没有食堂化，中国就可以少饿死90%以上人口。

 

如果没有食堂化，干部掌握不了农民的“吃饭权”，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风气就能大为减少；如果没有食堂化，那些浮夸风、共产风就很难刮起来，一些干部掌握不了农民手中的粮食，那些高指标、高征购必然阻力重重；如果没有食堂化，即使大办钢铁也糟蹋不了粮食——农民来来去去、加班加点也会把地里的粮食收到自己的家里。因为食堂化，家家户户锅笼砸了，锅台扒了，一切做饭的家什全毁了，地里的粮食拿回来也吃不上，只好眼睁睁看着大片粮食在地里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