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回忆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很多人把20世纪80年代，描述成激情澎湃、锐意变革的时代。转眼间，30多年如风般逝去，那些最初参与改革的人，已经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耳鬓华发的中年人。但他们永远忘不了莫干山上寒冷的天气，忘不了煮酒论英雄般的彻夜长谈，忘不了对中国改革的每一句建言和献策。
2014年，中国再度踏上改革再出发的新30年，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总结中寻找得失。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故事也提醒着每个年轻人，改革无止境，只有实际行动才能点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年轻人思想绽放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中唱主角的，正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年轻人。很多人从军队、农村、工厂回到了读书的教室，这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改革初期，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到底从政治体制入手还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经济体制是从价格入手还是从企业改革入手。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改革开始，18个红手印，安徽小岗村发端的家庭包产到户从这里复制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城市改革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
当时提出问题和思路的正是这帮年轻人。大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不仅讨论学术问题，还讨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方向和未来。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大家相约在周末聚会，嗑着瓜子，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还完全按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出版、印刷研究刊物，内容从经济学到社会学，甚至美学都有。
当时被誉为“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都是一帮有浓厚思想色彩的年轻人。翁永曦研究农村经济，朱嘉明和黄江南都出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王岐山在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这四个年轻人给赵紫阳写的报告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有个顺口溜是，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
其中很多人都与中国社科院有着不解之缘。在那里涌动着许多活跃的思想。刘纪鹏就是这其中恢复高考后改变命运的学子之一。
他当过兵，也当过工人。直到23岁那年，就是1979年才进入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大学。“在大学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我们这些有过工作经历的同学学习的动力，同学们秉持的学习理念也是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刘纪鹏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纪鹏大学毕业后，1983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攻读经济学硕士，师从经济学家蒋一苇。后来在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我在研究所的期间，中国改革经历了各方面的曲折。在政治环节上，当时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哪入手，是否要全面复制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都有疑问。印象很深的是当时经常讨论精神污染问题。”刘纪鹏说。在经济改革和城市改革上，转到搞活企业方面，但价格体系和市场改革还没到位，当时主要的争论是在价格和市场之间。
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提出价格双轨制理念的是一位西北大学25岁的研究生张维迎，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说： “传统上中国都讲论资排辈，在经济学领域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年龄都比较大，有老资格。但到了1984年时，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没人能够提供答案。因此，没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年轻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会议就邀请了年轻人，寻找为改革提出有价值观点的人。莫干山的讨论很平等，不讲学历，不讲职称，可以自由争论。”
“当年有一篇有名的文章，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三个人合写的。当时周小川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是社科院研究生，文章的核心是价格改革小步走，财政不拿钱。1983年时还比较保守，但1984年改革又开始活跃了，一直持续到年底。”张维迎说。
理论和实践结合
20世纪80年代的这批青年精英，后来有人纯做学术，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在大学里任教，也有一批人从了政。翁永曦和黄江南后来都选择了经商，朱嘉明在维也纳大学教书，只有王岐山留在了中国政坛。
刘纪鹏在社科院工经所待了6年时间，在此期间经历了很多事，很多人。他一直说，工经所的这段经历对其一生影响最大，包括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争议等。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后，即1981年前后，马洪、蒋一苇、朱基都到了工经所。第一任所长马洪已经到社科院做院长并且筹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朱基在工经所右派摘帽，平反之后呆了不到一年，当时是工业研究室的副主任，后来就调到经委去了。”
蒋一苇在社科院工经所主要抓工业管理室，很快就被提拔为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学术秘书这个职位在社科院的研究所里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职位既要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和培养前途，也要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学术秘书享受副处级待遇，家里就可以装电话了。”刘纪鹏说。
在刘纪鹏眼中，蒋一苇是非常务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家。他的一生非常坎坷，做了多年的右派。在那个年代，当时和吴敬琏、厉以宁、董辅 齐名。因为蒋一苇很早就参加革命，后来在重庆办挺进报，所以对理论、宣传、出版和刊物都非常熟悉。解放后他又在基建部管几个刊物。这些背景养成了他对新闻的捕捉能力。当了右派后，先在河南做了近十年的企业管理工作，在工厂里设计了很多科学的管理方法。之后从河南到了石家庄企业干部学校去教企业管理，所以对工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非常熟悉。
蒋一苇在任工经所所长时，当时抓首钢等20家企业的改革调研。他带着学生去调研，写报告和总结。还和林鸣一起抓重庆的改革试点，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的一个重要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重庆的改革在中国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重庆是当时不多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这是蒋一苇和林鸣当时向赵紫阳写报告获批的。蒋的学生也跟着去企业，到重庆给企业策划改革方案。”刘纪鹏说。
当记者询问当年的讨论氛围是怎样的？有没有插曲和小片段时？刘纪鹏回答说：“当时社科院由于蒋一苇和马洪的个人风格，特别注重实践，学术氛围也很浓厚。记得当时在嘉陵集团调研时，大家可以去呆上几个月甚至半年。那时工作没有报酬，企业过意不去就会送点重庆特产，日子非常艰苦。当时我们连企业集团是不是法人、分公司和子公司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企业也不像现在这样相对规范，实行的股份制改革刚刚起步。”
1985年，为了研究企业股份制改革，工业经济研究所索性搬到了重庆，一边在重庆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一边参与重庆的改革试验。“这种学习模式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跟着蒋老师四处奔走，研究的企业包括长城电子集团、嘉陵集团、湖北二汽。”刘纪鹏说。
他感慨地说：“四通、鲁冠球的万象和北旅，当时这些企业都是集体企业，都不能量化，正是当初社科院的这帮年轻人，创造了‘跳着走’模式。所以股份制改革都是‘跳着走’的，有的是上位构造，有的是下位构造，还有的是集团化股份化同时构造。可以说这里边贯穿着大量的智慧和方法论。”
358经济方案设计
当时关于经济改革有一个总体设计思路——358改革经济方案。为此，成立了很多课题组，有社科院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纪委组等。当时的358改革经济方案很出名，体改所也在做这一设计。
但当时做方案设计时发生了较大的争论，比如到底是价税财联动，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主；到底是双轨制，还是一步过渡。记得当时在牛街的回民区讨论猪肉价格放开时，朱嘉明说：“现在学者不仅要讨论理论的合理性，还要讨论可操作性。”黄江南就补充说：“猪肉价格放开是选择什么季节，如果选在冬天放开，老百姓会大量抢购，最好等天气暖和一点，防止抢购，才能使价格改革顺利进行。”朱嘉明很活跃，后来跟马洪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调到了中信国际研究所。
据柳红回忆，翁永曦当时曾是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特别幽默，到现在也是这样。后来经商了，他还是很关注农村，经常到下面去调查，身体、精神、心理各个方面都很健康，但非常低调。“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央领导喜欢年轻人，地方官员也喜欢，他们一到北京就和年轻人联系，后来组织了一个咨询团，团里就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等这帮人。”
朱嘉明当时对刘纪鹏说，中国的改革准备要成立三个能和高层直接对话并管理的研究所，第一个是体改所，由陈一咨负责，专门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第二个是国务院农研中心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由杜润生、王岐山负责，研究发展问题；第三个就建立在中信公司，研究开放问题。
中信研究所当时就打开了和以色列、韩国的建交。后来，刘纪鹏也调到中信国际所，参加了重组建设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我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组1989年8月份的中国首届大公司管理改革发展研讨会，当时是和陈晓一块负责，陈晓当时是中信公司兴业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正好赶上那场风波，最后会议也没开成。”刘纪鹏说。当时还批判“三所一会”，就是体改所、发展所和开发所，还有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后来这三个所的很多人都去了国外。很怀念体改所的那段岁月。
股份制改革推出
谈起中国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股份制改革。当时曾经历一次重大的学术分界，当时主要的争议是复制西方较规范的股份制，还是搞苏联东欧国家模式以及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搞股份制。“这里边最大的分歧是要不要设企业股。”刘纪鹏回忆说。
蒋一苇提出，中国的股份制要建立一个劳动基础上的股份制，就是说国家是总体劳动者，获得大股。企业是局部劳动者，获取企业股。然后个体劳动者获得职工股。“这里边的问题是企业股到底是谁的说不清。在嘉陵集团的试点中，都是搞企业股。”刘纪鹏说。
当时厉以宁也开始研究股份制改革，他的课题组以及北京市研究室人员也到嘉陵集团学习。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张劲夫特别重视股份制，通过工经所的王玲玲联系上了重庆，于是赵紫阳委托张劲夫来重庆视察，看股份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在张劲夫主持的西直门会议上，大家对要不要设企业股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当时体改委的委员龚朱明和朱平朗——朱平朗后来是国资局的一个司长，他们不太赞成企业股。刘纪鹏最后也不太赞成企业股。这场争论决定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方向。而赞成搞企业股的是蒋一苇。他始终主张劳动基础上的股份制。
1986年，吴敬琏到工经所来招助手，要给四通做股份制改造方案，工经所当时派刘纪鹏、刘妍、李海建三个人参加了吴敬琏的课题组，解决四通作为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当时课题组的成员有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后来又吸收了刚从国外回来的钱颖一。这些人都是课题组的顾问。
身为工作组的一员，刘纪鹏说，“四通当时是很典型的中关村企业，知名度可以说排第一，领导人叫万润南。因为这个企业是2万元贷款起家，在三个月后就还上了。但还上贷款后四通是谁的就说不清了。当时没有私人企业，要想做企业就只能做集体企业。所以像四通这种集体企业就严重名不副实。”
关于四通的股份制改造，最早提出了企业股的方案，但吴敬琏不同意。吴敬琏认为企业家在乎的是控制权而不是股份，主张把四通的股份都分掉，给北大、清华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刘纪鹏称，当时说这个方案首先得到北京海淀区政府审批，当时海淀区的区委书记就是后来的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他对这个方案的评价是，“按现在的政策将股份分给北大、清华，私人企业家别说分30％，就是分1％他也做不了主，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万润南也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在乎股份，觉得自己辛苦创办的企业结果就留30％非常不公平。
刘纪鹏的小组就提出新的股改方案，是老四通产权不变，在下面重新构造一个股份公司的子公司，叫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新四通的股权是清晰的，老四通带着它的儿子共同出资，再引进外资，组成新四通。这个方案是绕着走的，对这个方案课题组其他人也有过很多争论，但最后万润南接受了。后面在改造老四通的时候，四通又请来了周其仁，老四通的股份制改造也顺利完成了。后来四通在香港顺利上市。
股票联办历史和试点
从美国回来的几个年轻人，就是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人，开始筹建中国的股票市场。1988年写成《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初稿）》。股票市场的建设得到了王岐山和周小川的支持，联办由王岐山通过姚依林、周小川通过父亲周建南，并且在张劲夫的支持下，将建立股市的建议汇报到上层，由此开始探讨股份制的股市试点。
朱基当时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要在上海办交易所，把联办的人招到了上海，其中有工商联主席经叔平，是联办的总干事，让他们帮助设计上海、深圳的股票交易所。他们又跟体改委一起设计法人股市场。中国股份制当时算是上路了，不仅有了股票市场，还有了成型的股改模式。
讲到这里，还有个《股份制条例》诞生的故事。蒋一苇当时参与了中国大量立法工作，比较典型的有《股份公司法》的修改，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当时赵紫阳对股份制立法特别重视，提出要先出一个 《股份制条例》。刘纪鹏回忆，股份公司立法非常曲折，因为我们没有复制西方模式，国家股怎么界定都不清楚，一说股份制就说私有化，所以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压力都很大。我们第一阶段解决的是工厂和公司的问题，当时公司都是行政性公司，所有剩下的企业都叫工厂，公司就是政府局以下的行政部门。
当时的矛盾是，公司里面有出资人就得有股份，但当时又不能搞股份制，因而公司都变成行政性公司了。随着公司的企业化转型，也就提出了股份制的问题。在刘纪鹏印象中，第一次做立法工作是在1985年，当时他和蒋老师在烟台。“在立法工作中认识了现在深交所的董事长陈东升，他当时是工商局的一个处长。当时《公司法》搞了很多年都没出台，因为一说公司人们就会想到私有化。”
后来到1987年，都说公司得搞股份，《股份制条例》就由孙淑义这样的老经委人牵头，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赵紫阳所说的《股份制条例》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国内股票交易所都没有。刘纪鹏当时提出的股份制三要素是：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如果仅仅是《股份制条例》，就是关于国有企业这个股份怎么量化。也就是说，股份条例就是以公司为主的条例，股份制条例就得包含股票市场。当时的股改设计也选择了“绕开矛盾跳着走”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