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学人罗根泽1960年自杀之谜

1962年10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解放以来，南京大学自杀者四人，欧阳翥、徐益棠、罗根泽、李小缘也。小缘一生循谨，兹兹矻矻于搜集资料，为‘南大’积聚无数东方不易见到之书报，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种错误，竟尔出此短见？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倘能为之整理成书乎？”

这条日记，说的是1949年之后南京大学四位学人的自杀案，一是生物系教授(前中央研究院院士)欧阳翥1954年5月的投井自杀，二是社会学系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徐益棠1953年的自杀(详情不知)，三是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西文编目部主任、图书馆馆长李小缘1959年12月26日的自杀(详情不知)，以及中文系教授罗根泽1960年3月30日的跳楼自杀。这四桩命案，与自杀者当时的身体及心理的疾病有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又皆与其时的政治运动相关。

发蒙师从桐城派

南京大学四学人之自杀案，先说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罗根泽先生之自杀案。

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直隶深县(今河北深州市)人。罗根泽出生于农人家庭，10岁读小学，因家境贫寒，经常辍学。后来他读书于深县中学，又因无力缴纳学杂费而中辍；再后又考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继因患病中途休学。后来他回忆说：“师范学校是百货公司，不宜于我的偏嗜癖性，同时又因为国文教员不懂文学，使我完全失望，不得不藉着看戏吃馆子，麻醉自己的求好心情，这怎么能长期维持，终于自动退学。”于是，罗根泽读书中学、小学，前后用了八年功夫，却未能获得学历，此后便随居家侍母的本县乡绅和学者武锡珏学习经史和诗文。武氏系“桐城派”吴汝纶之弟子，而吴汝纶其人，罗根泽在《我的读书生活》(《中央周刊》1946年刊载，见《罗根泽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中说：“光绪年间，桐城吴汝纶来做了一任知州，接着改官毗邻的冀州，继后就到管辖深、冀等州的保定府，做莲池书院的山长。现在看来，他是沉恋旧窠臼的文人，但那时却是维新人物，守旧的称他为‘二七子’，意思是一半随了洋人。庚子之乱，京、保的‘扶清灭洋’的官吏和民众，到处搜寻他这位‘文化汉奸’，他又到我的故乡避难。当然啦，他虽是维新人物，究竟是文人出身，虽然也提倡科学，究竟是最重文学。这样便将我的故乡尽成桐城文派的‘殖文地’，整个学风都浸渍在桐城古文。”桐城派的文风，是经由吴汝纶传达给武锡珏，又传习于罗根泽的，后来他回忆当时自己饱读了《古文辞类纂》和其它“经书史汉纲鉴”，“这样便将我的幼稚的心情，铸成偏嗜的癖性，陷到文学的深潭”，这就是罗根泽发蒙的经历了。

至于那位武锡珏(字合之)的私塾先生，罗根泽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本来桐城派的思想就偏于宋明理学，而合之先生又深慕清儒傅青主的恬退自得，常向我们说，最重要的修养是忘掉自己的身份。他常述说傅青主的故事：有一位学者慕名远来请教，傍晚走到傅青主的家里，看他完全就是乡农野老。这时有一个荷锄归来的青年农夫，傅青主介绍是他的儿子，请他俩谈谈，自己因为年老体衰，需要早眠。这位学者心里颇不高兴，但一经款谈，才发现了这个青年农夫的学问，较自己高出多倍。我这位合之先生，也确有这种风度。我第一次谒师拜门，也深诧和他的文名不衬，但蔼然儒者，马上令我心悦诚服。”

他还动情地忆及当年武先生授课的情形：“讲到兴会淋漓的地方，便敲着桌子，摇着身子，神入文境的反覆阐论，有时更站起来，在院中徘徊却顾，仰天朗诵。这时我们的心境，也不自觉地随着先生的讲诵动作，听聆体会，好像此外则无天地。”

如今人们经常所说的“教书育人”，在罗根泽笔下，竟是如此鲜明。

受先生的影响，罗根泽当时已开始练习写作一些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不久，武锡珏因故离去后，罗根泽为生计所迫切，就任了本县高级小学国语教师一职，却因无学历受到他人的歧视，但他不为所动，沉浸于治学和教书之中，终于又于1925年追随武锡珏而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其时他为了弥补自己学习费用之不足，又同时在中学兼课以维持。

学术受益于梁启超

1927年秋，罗根泽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再后，他为了获得燕京大学每月50元的助学金，又考取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说系由燕大与哈佛合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人而读书于清华、燕京两所其时中国文科最高的学府，又得各科导师的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黄子通、郭绍虞等所授业(清华读“诸子科”，指导导师梁启超，梁去世后改由陈寅恪指导；燕京读“中国哲学”，导师为冯友兰和黄子通)，其人自是如鱼得水，学业大进。此前罗根泽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已聆听过梁启超以及胡适的讲课风度，当年他们讲授的是国文教学法、国语文法、文学史，现在直接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业，罗根泽可谓心花怒放。他曾回忆说：“开学不久，梁先生领导我们拜扫王静安先生的坟墓，在墓前对我们说：静安先生无疑的是一代国学大师，诸君既得登大师之门，便应当努力自奋，对学问有所贡献。又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这给我以绝大的鼓励，同时又给我以绝大的启发，使我不敢妄自菲薄，同时也得有所尊依。”

如是，两年之后，他在两所大学同时以优良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读书期间，罗根泽于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受梁启超和冯友兰影响最深，尤以梁启超影响为最大，其时他已在开始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因而也向郭绍虞有所请益。后来他回忆：“研究院的读书生活，不止到现在使我有深厚的回忆，当时也在热烈的留恋，止是生活的鞭子，惨酷地驱逐出来，不能不一步一回首地迈向社会，重走到教读生活。”于是在毕业后，罗根泽在学长刘盼遂的介绍下，赴河南大学任教，由于他已有了一定的著述和名声(其在“诸子学”领域已撰成《管子探源》、《孟子学案》、《孟子传论》等，后又参与编辑《古史辩》的第四、六册)，到任之后就获得了教授的职称。此后，他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先后又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保定河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等教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概论、国学概要、中国学术史等。

埋首古籍，身怀三绝

抗战期间，罗根泽回忆：“卢沟桥的炮火，掀起了民族抗战，也粉碎了安定生活。我丢弃了自己购置的书籍，丢弃了自己蒐辑的材料，丢弃了自己撰录的札记，赤手空拳地带着妻子，泛海南来。”他先后随校迁往后方的汉中、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当时他目睹时艰，对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深感失望，而学者的生活也不同了，(他回忆说：“战前的教授情形，也并不很好，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可望而不可即，房子可住上二三十间，男女工人厨夫之外，还可以聘请助手或书记，至自己的夫人，当然不必赶回厨房，更不必赶到公事房，天然地做自己的义务助手。”)为此他曾愤愤地说：“抗战期间，抗起了各色人物，却止抗倒了读书人，尤其是读书人中的教授阶级。”但是他只是一介书生，无如之何，于是他只能更加埋头于治学和古籍整理，此外用心于藏书，是谓粹然学者。

罗根泽身怀“三绝”：是谓诸子学、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著有《诸子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史》(前后包括有《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等)以及《乐府文学史》、《先秦散文选注》、《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此前他曾应顾颉刚之约，主编了《古史辩》的第四、六两册，是为其时“诸子学”论文的总汇，他自己也有数万字的考辨文章，影响深远，特别是巨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谓倾注毕生精力所著，惜仅完成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晚唐五代四个部分)，郭绍虞称之：“他材料搜罗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而于编写体例，其又戛戛独造，创立了一种综合体，即以古代文学理论在各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点，划分为几大阶段，再把每一阶段所呈现的各种文学批评现象作适当的分类，又或以文学论点为中心，或以文体演变为中心，或以文学流派为中心，分别加以叙述，蔚为大观。然而以上辉煌的成就，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成了“白旗”的象征。

身心俱疲，不堪其苦

罗根泽1949年后在南京大学执教(同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中，他反省自己此前一直走自我奋斗的道路，对学术名望也看得较重等等，通过群众运动，他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局限，也尝试着参加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力求运用新的观点来从事学术研究。到了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逐渐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罗根泽“与时俱进”，也写过诸如《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其回应则有柯牧的《评罗根泽先生的“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1956年第2辑)、《党领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了正确的道路———兼斥右派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阵地的进攻》等文章，然而，到了1959年，他成为了南京大学“拔白旗”的对象之一。

罗根泽为何有了死的念头，如果他有日记或相关的档案，或许可以看出端倪，不过，如人所说，罗根泽的赴死，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似最具直接性。《罗根泽文存》的序文中说：由于罗根泽“长年辛苦工作”，终至积劳成疾，他于1956年发现有肝硬化，随之血压又升高；1960年1月7日，罗根泽“突患脑溢血，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30日晚逝世，终年60岁”。

是因脑溢血而逝世的么？见之于同年4月4日和14日顾颉刚的日记，则是如下的记录：

“归来接罗雨亭凶报，渠已于三月卅一日在鼓楼医院逝世，朋从又弱一个，更加惆怅矣。”

“得自珍信，悉罗雨亭以犯病太多(肺病、心脏扩大、高血压、肝癌、血管硬化)，不堪其苦，医院已无法治疗，于上月底跳楼自杀。悲哉！”

跳楼自杀，明显的原因是身体的状况，不明显的，则是心理的因素了吧。相同的例子，是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欧阳翥，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所要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