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报与清远史志办公室合作,历时一月走访还原一段清远人解放思想、改革进取的历史,以缅怀先驱、汲取力量。

1978年,在清远县规模最大、工人最多的清远县氮肥厂,一场自发兴起,随即又自上而下的改革悄然而起———“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创新做法, 让连续9年亏损的氮肥厂扭亏为盈,清远县委乘势而为对旧工业管理体制大胆“开刀”。“清远经验”在争议声中走向全国,1981年,国务院发文在全国推广,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充分肯定。1983年春,全国有78个县市推行“清远经验”,有半数以上的县市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全国工业系统内累计有2.8万人来清远参观。

1980年7月29日,广东省委79号文中如此肯定了“清远经验”的历史作用:“清远经验,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条条框框,涉及到许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工资管理体制和编辑计划的方法等,意义重大。”

“一定要解放思想……如果实践证明不对,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手续改过来,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1979年8月,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清远经验”的争论再次展开。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最后发言时力排众议,会议最终决定,全省各地县属工业企业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我这次来,……主要的是为了清远经验。”“……走不了也要走,把清远的经验真正的把它确定下来。这是个关于全局的大问题,这才能促进我们广东省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1980年7月5日,习仲勋亲自到清远考察,说起此行缘由。

“我支持你们,我来迟了,对你们支持不够,我应该早来。”———1980年7月7日,习仲勋在清远县氮肥厂召开了一个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上的干部座谈会,习仲勋对该厂员工说。

“就像小孩子戴帽子,小的时候帽子戴得是合适,后来变青年,还戴着,马马虎虎；到老头了,还戴它就不合适了。所以那个帽子,就是要改,不要老是用老观点看问题,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建设新事物。” ———在陈国生的回忆中,当时习仲勋用戴帽子来解释改革的必要性

“我看你们这条路子很对,就是把经济搞活!对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以改正,不合理的体制加以改革,把人的手脚解开来,但首先要你们的思想解放。不解放,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干,(也没用),你们是敢想敢干啊!” ———陈国生的回忆中,习仲勋如此评价“清远经验”

“清远经验就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我看你们这条路子很对,就是把经济搞活!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正,不合理的体制改革,把人的手脚解开来,首先要你们的思想解放……”

时隔33年,81岁老人、原清远县委书记陈国生对习仲勋在清远谈话场景仍历历在目。

1980年7月,习仲勋专程来到清远视察,随后签发力撑“清远经验”的省委79号文。这份文件如此肯定了“清远经验”的历史价值:“清远经验, 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条条框框,涉及到许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工资管理体制和编辑计划的方法等,意义重大。”

穷怕了的改革

作为清远全县规模最大、工人最多的企业,氮肥厂从投产之日就开始亏损,9年亏损了773万元。

飞来峡口,白庙北面,1978年夏日的一天,清远县氮肥厂如往常一样人声鼎沸,一场全体员工讨论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与以往“政治挂帅”不同的是,这一次讨论主题与工厂效益直接相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旋即引发全国大讨论。这篇文章透露出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信号,引发氮肥厂管理层、员工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深刻反思。

工厂党委书记曾国华最先发言:“来厂七八年,几乎年年亏损,今年时间过半,任务未过半,又会以亏损告终,心里有老‘打败仗’的感觉,滋味难受。‘讲形势’大家不爱听,‘大批判’又不想看,‘阶级斗争’更是不愿干,‘政治挂帅’、‘三板斧’搞不出什么名堂啊!”

书记这段肺腑之言引起台下共鸣。“领导滋味难受,我们的苦日子也不好过,两个‘哨牙仔’工资(意为少得可怜),33元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上山打柴、下河捉鱼、落田摸螺,汗水泪水流在一起,有苦难言。”有员工说。

说到“政治挂帅”,员工念起了顺口溜:“什么政治挂出什么帅,土改挂出农民‘翻身帅’,大跃进挂出‘虚夸帅’(放卫星),大锅饭只能挂出‘亏损帅’。”有的员工放言:“干部敢下海,员工敢擒龙。”

起建于1966年、于1970年正式投产的氮肥厂,是清远这座县城规模最大、工人最多的县级工厂,被寄予清远工业梦想的厚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大量氮肥,在县里面氮肥厂是金蛋,宝贝得很,它的自动化程度最高,科技含量最大,县里的技术人员都集中在这个厂。工厂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当时就有17 人。”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的王挺是当时氮肥厂的副厂长,对其发展历程记忆犹新。

然而建厂初期至1978年,却是这间国营企业经营的黑暗期。400多人的工厂,产量最高也只有1.2万吨。投产9年,氮肥厂就亏了9年,累计亏损达到773万元。

明明是“金蛋蛋”,为什么却年年亏呢?王挺说,当时氮肥厂生产一直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设备不到位,号称3000吨,实际生产能力达不到。第二,职工培训少,事故不断,停停打打,造成开工成本高。第三是原料问题,广东没有好煤,劣煤高温下炸成粉,炉子结疤就无法生产。

针对第一个问题,工厂对设备进行了扩建。针对第二个问题,厂里开展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劳动竞赛,技术人员三班倒。但计划经济体制未改,人人都吃“大锅饭”,事故频出的问题依旧,工厂停停歇歇,工人们懒散怠慢,生产积极性依然不高。

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政治风向已经变化,农业改革已初见成效。“好多人都打两份工,上班打瞌睡,下了班个个生猛如虎,那才是真上班。”时任该厂生产调度员的潘金潮对此印象深刻。家住洲心公社的化验科工人何廷标也回忆说,当时在家里养鸡种地,下班比上班要忙得多。

与工人相比,厂领导则是苦不堪言。“农民要肥追得紧,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厂又完不成。上面批,外面逼,几乎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曾国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叹道。

“实际上我们是穷怕了!”陈国生说,不仅仅是氮肥厂,1977年全县工业企业处于一片亏损状态,这一年,清远县不仅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18.6万元的利润计划,反而还亏损了31.3万元,被迫伸手向地区财政局借钱发工资。

初尝甜头扭亏为盈

氮肥厂试行前13天亏损3.2万多元,试行17天,不仅补回了前13天的亏损数,月终还盈利3.5万多元。

穷则思变,困境在1978年7月份打开了“小缺口”。当月,氮肥厂党委书记曾国华召集工厂高层、技术员开了一次会议,曾国华提出用奖励的办法来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以扭转工厂亏损的境况。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通过。

奖项的钱从哪里来?曾国华找到财务,“抠”出卖煤渣等废料攒下来的5万元。

奖励采用“记分计奖”的方式,先给大家定产量、安全生产指标、质量指标,如平时每个班正常能产100吨化肥,现在就定150吨为任务,完成任务就加分,不能完成就扣分。分数对应奖金,充分体现多劳多得。这种奖励方式成为后来“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雏形。

此招一出,果然生效,全厂上下欢腾雀跃,一时间,懒散懈怠消失得无影无踪。

“干得多拿得多,干得不好会影响到整条线上的人,所有人都要骂你。”1978年7月份,担任生产调度员的潘恩年结束休假,回到工厂,他发现工厂里变了样,原来懒懒散散的工友们都在玩命工作,自己请假的损失也被工友们拿来开玩笑,“说我这么一请假,就等于少上好几天班,奖金一天一块多,一个月三十多,那时我一个月工资也就30多块钱。”

“当时厂里发生一次事故,有个气櫃(汽灌)被压瘪了,为了在短时间内把它抢修好,早日复产,工厂提出给大家奖励。”王挺回忆道,“按一般规律, 至少要1个月才能修复,结果我们10天内就修好了。当时是我带着十几个老师傅一起抢修。当时呢,也没多少钱,也就是奖了几百块钱,大家觉得很好了。”

时任副厂长的王昌浩在第一个月拿到了50多元奖金,“当时我就想,能买彩电了”。到1978年底,他就添置了一台四五百元的彩色电视机。

氮肥厂的奖励办法让工人们尝到甜头,但很快大家发觉,这种短期行为不是长久之计。看到周边的洲心农民已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技术骨干们提出建议,“农民联系产量,工业联系利润,为什么不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从超计划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职工奖金?”

氮肥厂的骨干们将想法向陈国生和主管工业的革委会副主任高占峰汇报,当即得到两位领导的支持。

陈国生回忆说,“当时思想有很多框框束缚,我们考虑这是新东西,认为马上全面搞不行,于是县委同意先在氮肥厂、化肥厂、农机厂、水泥厂这四个厂搞试点,试了以后再说。”

改革的效果迅速展现。试行前13天,氮肥厂亏损了3.2万元。试行后17天,工人积极性很高,月底不仅补回了前13天的亏损额,还盈利3.5万元。

试行一个星期后,清远县委、县革委就决定在17家国营企业全面推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陈国生也亲自到工厂蹲点指导。到年底,全县l7间国营工厂的经济数据全线飘红。试行3个月完成的利润,比前9个月还多35％,上缴财政利润比计划增加33.8％。有人问那两个拿“哨牙仔”工资的员工收入情况时,回答很有趣:“二级跳,近副科”。

“氮肥厂搞上去了,和改革做得细有很大关系。”在回顾当年的改革,有工友这样评价。

“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超计划利润作为提奖的起点,有超才有奖,不超不奖。在之后的改革中,工厂将利润包干,把产量任务、生产成本、利润指标细分到车间和班。第一班完成任务,每人得5角钱；第二班也完成任务,每人可以得到1元钱；第三班又完成任务,每人可以得到1.5元。如果有一班没能完成任务,就没有奖金,另外两班只能领1元钱。

氮肥厂的员工将提成奖风趣地总结为:“生产三班倒,班班有领导,机修后勤相配合,要为下班准备好,利润完成天天知,奖金发放少不了,包干到班新创造。”

撤工业局开国企改革先河

继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之后,清远乘势改革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县委书记叮嘱“只做不说”。

从1979年起,氮肥厂开始扭亏为盈,全年盈利55万元。“工厂的产量不断上升,从3万吨升为4万吨,又从4万吨升为5万吨。”对当时奖励办法带来的产能大幅飙升,老人们至今津津乐道。员工们放起鞭炮庆祝,洲心农民抬烧猪来庆贺。

其时,在氮肥厂内部,对“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个新事物又进行了一次热烈讨论。

时任清远县委常委刘汉元回忆道,当时氮肥厂干部职工达成3个共识,一是要纠正“谈奖色变、畏奖如虎”的恐惧心理；二是要划清正当奖励与物质刺激的界限,只要超过了国家计划,奖励就应该理直气壮；三是现有分配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要改革。

对奖金形式的提取,氮肥厂也做了规范:一般是月提月奖,但要留有余地,最多预分70％,到了年终结算,全年实现了超计划利润,除上缴财政以外,企业留成部分,50％用于兴建职工宿舍、集体福利,35％用于添置生产设备,15%用于职工一次性年终奖。

“提成奖”的做法得到了大部分县领导干部的支持,陈国生却再三叮嘱下面“只做不说”。“因为过去我们搞了洲心经验,后来都受到些冲击,受到些挫折,所以那时候我们先干,不作宣传,除了数字报表有上报,没有给地委汇报,因此开始几个月是闷着头干。”陈国生后来回忆道。

陈国生的“闷头干”是有理由的。为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鼓励县企业推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清远县工业交通系统实施了第二次“大动作”。

1979年4月,清远县撤销县工业局等部门,由县经委直接管理国营工厂,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成既是组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又是相互独立的经济机构,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管理被统一起来。

时任清远县经委副主任的苏开对当时机构重叠、多头领导的工业管理体制感受颇深,“指挥调度工业生产的县经委,却没有人事权、财权、物权,工厂更是受制于各路神仙,生产多少由县计委作计划,销售由生产公司负责,价格则由物价局定,工人由劳动局招聘,解聘也要劳动局批准。在许多企业,连建一个厕所都要报批。企业没法活,也没法创新!”

改革之后的清远经委变成了“最忙单位”,直接管理工厂,还要帮助工厂去搞煤、搞原材料、搞产品销售。当时清远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清远一时开创国营企业承包之先河。

争议声中的全省推广

一个更大的“封杀令”来了。1979年5月,广东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清远县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只做不说的改革虽然低调,增长的财政数字却瞒不过人。1979年,清远全县工业产值增长12.2%,利润增长2.5倍,17家国营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增长1.8倍,是全省产值利润增长最高的一个县。

1979年3月,在全地区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情况会上,韶关地委主管工业副书记张正甫从报表上发现:全地区只有清远县是唯一增产增盈的县!

为了辨别真假,张正甫亲自带领调查组,到清远氮肥厂各车间摸底,又到化肥、农机、水泥等厂进行调查。眼前所见终于让他打消了疑虑,此后,张正甫一直都坚定地站在支持“清远经验”一方。

虽然工业系统的同行大多对“清远经验”表示支持,但财政部门却持不同意见。按照“统收统支”的传统,工厂的所有收入上缴,工厂支出要报批,清远的做法“这不就等于把本应上缴国库的钱‘截流’了吗?”

对财政部门的质疑,张正甫回应道:“工业部门的同志算的是‘活帐’,你们算的却是个‘死帐’。农民养大一头猪,购七留三(当时政策),三成归私人,如果全统购,谁也别想吃猪肉!”

张正甫又说:“一个工厂,搞了改革,工人和企业有了积极性,本来亏本的他不亏了,还赚了100万。企业只是从这100万中拿出20万元给工人奖励,就有了这种效果。而你不搞这个改革,不愿拿这20万给工人提成奖励,你财政就拿不到这80万,甚至有可能连50万、10万也拿不到,再严重点,不但一分钱都拿不到,国家还要贴钱给工厂补亏。”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更大的“封杀令”来了。1979年5月,广东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清远县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理由是:省革委发的文件曾明确规定过,该奖只能在省属企业和城市中搞试点,且要经过省劳动部门批准才能实施。清远未经批准就推行,不符合文件精神。其次,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的比例偏大,上交国家财政的就会相对减少。

“收到通知以后,我们说,好,我们考虑吧。就这样子拖过去了。”有了地委的支持,陈国生和清远县委硬气了很多,改革仍在进行中。“如果没有当时地委领导的支持,恐怕我们也很难挺得住。”陈国生回忆说。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一线、基层的热火朝天与中高层的激烈讨论同时进行着。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工业系统的同行们络绎不绝,由于清远的改革冲击了沿用多年的计划、财政、商业、物资供应等体制,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1979年8月,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清远经验”的争论再次展开。韶关地区代表和省财政、劳动、银行等代表围绕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开展唇枪舌剑的辩论。反方认为,清远1979年上半年增产增收,原因众多；“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月超月提,到年底算总账,有的企业没有超计划利润就先把奖金提走了；奖金全部分光,不考虑生产发展和职工福利。他们虽然同意清远县试行,却坚持认为不宜马上在全省推广,以免造成混乱。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他以极大的兴趣听取各方的发言。习仲勋在最后发言时说:“一定要解放思想,省委、省革委有关文件的规定,如果实践证明不对,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手续改过来,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工交战线,一定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课……”听到这里,张正甫和他的同事们心里顿时亮堂起来。

会议最终决定,在全省100家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全省各地县属工业企业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习仲勋清远视察签报告

习仲勋说:“我这次来,……主要的是为了清远经验……这是个关于全局的大问题,这才能促进我们广东省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但对“清远经验”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大。1980年6月,广东省在广州召开工交工作会议,一直对清远的改革持肯定态度的省经委领导在报告中却只字未提“清远经验”,现场讨论对“清远经验”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习仲勋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对头,有点生气。在会议上,习仲勋说道:“清远经验是省委决定了的,不能随便撕毁省委的决定,不能偷偷摸摸的去掉不提。”他建议省委本身要先坐下来,把思想统一再开会。

1980年7月5日,习仲勋亲自到清远考察。说起此行缘由,习仲勋说:“我这次来,……主要的是为了清远经验。”“走不了也要走,把清远的经验真正的把它确定下来。这是个关于全局的大问题,这才能促进我们广东省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思想还不一致,有这种情况不奇怪,还是要把思想弄通。”

习仲勋的清远之行,先后去了农机厂、酒厂、氮肥厂和洲心公社。依其外出视察与陪同人员的“约法三章”,这次视察未带新闻记者,未拍照,也没有吃围餐。

1980年7月7日,习仲勋在氮肥厂召开了一个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上的干部座谈会,一直谈到下午一点多,“座谈中他自己还站起来拿水壶帮我们倒茶,午餐吃了两菜一汤,一碟煮的鱼,再一碟青菜,一清汤,一个人一份。”参与汇报的氮肥厂技术股长王挺对这些细节印象深刻。

“习老说:我支持你们,我来迟了,对你们支持不够,我应该早来。”王挺回忆道,“其实我们知道,他来到广东工作没多久就调查了解这件事情了。”

“当时习老说,这次来清远就是要解决清远经验问题。为什么有些省决定要推广,我们省还没有推广?对此他很恼火。”在现场的陈国生记忆犹新。

在陈国生的回忆中,习仲勋用戴帽子来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就像小孩子戴帽子,小的时候帽子戴得是合适,后来变青年,还戴着,马马虎虎；到老头了,还戴它就不合适了。所以那个帽子,就是要改,不要老是用老观点看问题,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建设新事物。”

习仲勋又说:“清远经验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我们上边还没有这个条件,中央不是有些权还不下放给我们吗?你们同省的关系就等于我们同中央各部门的关系了。我看你们这条路子很对,就是把经济搞活!对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以改正,不合理的体制加以改革,把人的手脚解开来,但首先要你们的思想解放。不解放,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干,(也没用),你们是敢想敢干啊!”

习仲勋了解到清远改革的具体情况后,很快签发批转了清远县委呈送的《关于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

20多年后,时任张正甫秘书的张为民仍记得当时的场景,那天吃完午饭不久,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就和张正甫一道,将习仲勋签发好的文件交给他,他马上和司机小刘开车将文件送往广州的省委办公厅。张为民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滂沱大雨,10米开外看不清路况,十分难走,但怀抱着文件的张为民难抑内心喜悦:长达一年的争论,终将随着文件在全省下发划上句号!

“清远地方粮票”走向全国

省委79号文:“清远经验,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条条框框……”。

伴随着习仲勋的到来,人民日报社、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和广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来到氮肥厂采访并做了大量报道。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新华社的报道《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县经委直接管理工厂: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使人振奋———17个厂平均每月利润增长36倍,广东决定推广清远经验》。

1980年8月2日至8月19日《南方日报》在头版头条连续多天报道了省委、省政府批转清远县委的报告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清远经验”的消息及评论员文章。

到1981年底,广东全省100个县和县级市,已有63个县仿效清远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48个县市经济实行财政包干,22个县市经委在银行独立开户。

1981年3月,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召开工业体制改革座谈会,决定把推广“清远经验”作为重要任务。国务院发出〔1981〕48号文,提出学习和推广“清远经验”。至此,有群众形象地说:“清远经验”这个“地方粮票”变成通行全国的“全国粮票”。

据统计,全国累计有363个县和小城市前来清远学习,其中广西自治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各县推广“清远经验”。1984年,国际银行组织的代表,美国的专家也为此事前来考察。

“接待任务很重,当时县委县政府院子都差不多挤满了人,所有县委机关饭堂都开放了。”时任清远县委常委刘汉元回忆说。

1982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清远经验作了肯定。《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由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工业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很好的效果。看来,实行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而且对促进城乡结合,条块结合,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布局合理化,都大有好处。”

作为改革起源地的清远氮肥厂,1979年扭亏为盈后,在连续6年电力供应紧缺开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年年盈利,至1989年连续11年共实现利润近1000万元。

“当年我们搞计划奖,是无奈之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这一招,不管它是对还是错,便干开再说了。想不到这一招也真灵,效果出奇的好。”回忆昔年,曾国华感叹道。

“清远经验”的历史价值在哪里?在1980年7月29日,广东省委79号文中如此肯定了“清远经验”的历史作用:“清远经验,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条条框框,涉及到许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工资管理体制和编辑计划的方法等,意义重大。”

时任清远县委副书记的赵伯杰老人则认为,“‘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历史作用,几乎可以和当时农业上的‘包产到户’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