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也谈托克维尔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上）
作者按：本文所涉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文字均为作者翻译。本文版权属于作者所有，一切引用或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本文将被收录在作者根据《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文原版译出的中文版本中。
其人
阿雷克西·德·托克维尔（全名阿雷克西·亨利·查尔斯·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子爵）于1805年出生在一个古老显赫的法国贵族家庭。他的父辈原姓是克雷莱尔，而托克维尔（即托克城）是克雷莱尔家族在现法国下诺曼底地区芒什省的领地，故尔由此成姓。其家族先辈早在1066年就与征服者威廉在哈斯汀战役中并肩作战。从14世纪起，克雷莱尔家族开始在诺曼底地区定居。他的太祖父是最早一位拥有托克维尔城堡的家族后裔，他的祖母则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的后人。而他母亲的先祖是著名的法兰西元帅德·沃邦，曾外祖父德•马勒舍卜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部长及其辩护律师，外祖父德·霍桑博是巴黎议会的主席（即旧制度下的巴黎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父亲埃尔维·德·托克维尔则是军官出身，担任过法国几个省份的省长。
托克维尔出生时，法国大革命（1789年 – 1799年）的爆发已过去了十几载，但其后果和冲击却令他感同身受。大革命中的第四年（1793年），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母和另外3个家庭成员被激进共和党人逮捕，并均在次年4月被斩首。由于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7月的倒台，他在牢狱中的父母和其他6位家庭成员才侥幸逃脱断头之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虽然对波旁王室忠贞不二，但同时也是一个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贵族，所以虽在大革命中饱受牢狱之苦，其依然对大革命抱有同情的心态。相反，他的母亲则在大革命后成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对君主制和断头国王路易十六的推崇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这样的家庭境遇和成长环境无疑对今后托克维尔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托克维尔从6岁起就接受传统的贵族教育和复辟波旁王室运动的教育。他的私人老师（也是其父亲的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和德高望重的修道院长老，和大革命前的教育方式渊源很深，他也因此深受帕斯卡的理性主义杰作《思想录》( Les Pensées) 的影响。其次，15岁时，他被父亲送到位于梅兹的皇家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得以在弱冠之年就在其父管理的省图书馆里阅读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因而很早就对权力和专制主义心存蔑视。最后，他父母的遭遇让他对一般民众没有好感，甚至于厌恶和恐惧。
在获得修辞学的高中文凭后，托克维尔从1823年起到巴黎学习法律，1826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翌年他被波旁王室的末代国王查理十世任命为凡尔赛初等法院的实习法官。1830年当他晋升为代理法官时，奥尔良王室的路易·菲利普一世已经执政。应该说，其时他内心纠结，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一方面，他的家庭一直支持查理十世，而后者在资产阶级支持的七月革命中被奥尔良王室推翻；另一方面，宣誓成为法官又意味着他要与贵族和波旁复辟的过去切割，接受奥尔良王室的新制度。最终，作为公仆和法官，他两次违心地向路易·菲利普一世宣誓效忠。
这也就是为何托克维尔并未开始真正的法官生涯，而是在第一时间告假，自费与同窗古斯塔夫·德·博蒙在1831年去美国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考察。他的研究课题是美国的监狱制度，也藉此分析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经过十一个月的写作，他分别在1835年和1840年发表了著名的《民主在美国》(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一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这本著作在法国内外的成功使他在1836年荣膺法国荣誉兵团骑士勋章，在1838年当选为法国政治与伦理科学学院哲学分院院士，在184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英国下议院也因此向托克维尔咨询一项有关选举法案的条款。 |
1835年托克维尔和博蒙还去英国和爱尔兰考察工业化造成的大规模持续性贫困。同年，在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后，他和相识五年、出身英国平民家庭的太太玛丽·莫特雷在巴黎完婚。1836年，他继承了母亲去世后析产留下的托克维尔城堡和土地，但拒绝使用继承的伯爵头衔。
1839年托克维尔在瓦洛涅镇当选为芒什省的众议员，并数次连任至1851年。1842年，他当选为芒什省委员会主席并在1849年连任。1848年，他在法国第一次全民普选（妇女和未成年人除外）中当选为宪法大会成员，从一位世袭的领主，蜕变为一位真正的公民代表。他也藉此参与撰写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他还在1849年供职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数月。1850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Souvenirs）一书。但没想到的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1年11月发动政变，以法兰西第二帝国替代了第二共和国。由于竭力支持共和国，捍卫个人自由，主张任期一届的总统普选以及二院制代议机构，托克维尔与波拿巴的帝制观念格格不入，其政治生涯也自此彻底终结，并身陷囹圄数日。
1852年，托克维尔辞去了所有职务，归隐到其世袭的城堡中。同年他开始旅行并准备《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书的写作，计划写出二到三卷。1856年此书第一卷付梓，并旋即获得巨大成功，被译成包括俄语在内的多国语言，1858年时已被重印四次。遗憾的是，托克维尔因病死于1859年，未能完成这部著作的余卷。在他身后，其太太与好友博蒙整理出版了他的多部其它文稿和通信录，其中包括托氏已完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的七章，以及1893年出版的《回忆录》。
虽然在死后被认为是法国近代最为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托克维尔从小的理想是像父辈那样成为一个政治家。遗憾的是，如果说后来他的确实现了这个梦想，他也只能跻身二流政治家之列。诚然，他被多次选为地方议员，当选过省政府的首脑，并因造福桑梓而口碑甚好，但在国家层面，他从未在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中担任过任何委员会的主席。实际上，由于其身材矮小（身高约1.60米），且不是个杰出的演讲者，又没有什么真正的政纲，托克维尔在议会的演说以至政纲的推广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由于其显赫出身和性格使然，他只愿意与足够优秀的同侪为伍，以抵御世俗平庸的概念之冲击，因此说其清高孤傲似乎并不为过。此外，受到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他主张在法国实行代议制和三权分立，而这与当时法国历届政府的当权者的想法往往背道而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托氏在政治舞台上的未竞其志。
其见
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既无传统，无党派，也没有事业，除非涉及到自由和人类尊严。此外，虽然既非革命党也非保守党，但如果真要被贴上标签，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是保守党多一点，因为他与保守党的区别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而与革命党的区别则包括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目的。
由于对十八世纪政治哲学的继承，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理念深谙于心。在美国的考察，又使他深深体会到个人自由是美国的体制基石。更为重要的是，其曾外祖父德•马勒舍卜的境遇让他对捍卫自由有着深层的理解。马勒舍卜是启蒙运动的政治家，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以及宗教自由（基督教，犹太教）的保护者。此外，马勒舍卜既因替民众向路易十五陈情反对王权专制而遭流放，也因作为路易十六的律师为其在民众面前辩护而被送上断头台。因此，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弥足珍贵。诚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他挚爱自由、法律和对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他将自由视为其第一激情。
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虽然一样可以富足，精致，受到美化，甚至辉煌，并因巨大的同质性而强大，但不可以造就伟大的公民和伟大的民族。因此，托克维尔在中央集权盛行的法国反传统地倡议放权给地方，倡议协会和社团在民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他也提倡公民应该参与本地事务决策，行使参与式民主。同时，虽然他认为个人应该拥有自由，但不应该孤立，因为合作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存在。而若没有政治自由之保证，个人自由就不存在。
此外，托克维尔自认为在心灵上是贵族，在思想上则是民主者。受他曾外祖父的影响，他对独立与衡平之精神秉持于心。在他看来，民主是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平等和自由并非对立。民主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民主是给予个人最大程度的独立，是各种自由、责任和便利，也是旨在允许穷人通过自身奋斗得以跻身权力或财富上层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宣扬的是公民的条件的平等，而非简单的公民间的平等，因为他觉得后者会导致社会的生硬僵化，而前者则代表着社会的流动性：社会底层民众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进入社会晋升通道，通过努力获得应得的利益。
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自由派的众议员，托克维尔在1847年的政府提案报告提出了不少令人惊讶的建议。他主张扩大投票权，实行免费教育，限制劳动时间，对最贫困的人群实施公共援助和减轻他们的税负。由此可见，他认为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平等性在自由社会中的地位应该给予重视。
但是，相比于自由而言，托克维尔虽然喜欢民主，却对其不抱热情，并认为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确，简言之，西方民主就是超过50% 的人通过一致的选票对政府或立法机构给予合法性。多数的暴政也可理解为是舆论的暴政，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形成巨大的力量，给少部分持反面意见的人带来巨大的冲击。托氏认为，虽然就其本身而言，民主既不好也不坏，但它既可能是一种权衡的制度而使全体人受益，也可能导致最坏的暴政之一，比如1793年雅各布党人的恐怖专政。因此，他藐视和害怕群众，不喜欢那种试图煽动和利用大众激情的政治，或过分强调向民众示好的政治，认为政治煽动会必然导致绝对权力。换言之，他不喜欢大规模的不受规范的行为以及因此引致的暴力。
最后，托克维尔也认为，为了减少社会动荡，要防止大规模贫穷现象的持久存在，要减少贫富间的差距，让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者不断壮大。
虽然如上所述，托克维尔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正像他自己所言，他一直认为如果他应该留给世界一些痕迹，其文字应该良于其行动。的确，托克维尔的作品，像《民主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回忆录》，为其在法国乃至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奠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简言之，托氏的著作建立在两个最简单的见解之上，一为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对立，二为民主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性。他的著作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化，即西方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造成的世界的蜕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当然，这些分析是演进式的，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