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辉：转型的阵痛：中苏同盟关系的困扰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发展壮大 ，甚至到最后夺取政权都少不了苏共的鼓励与支持， 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也在历史上不断变化。这种关系的变化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中苏两党党际之间地位关系的变化，另一条是由双方领导人由两党关系的处理思维向两国关系处理思维的转变，而这种转型前后境况迥异的残酷现实必然带来一股阵痛，极大影响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引起带来中苏之间各种分歧和困扰。

总部与支部的上下关系

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苏共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而这些决议是中共的指导性文件，苏共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甚至是丁点小事也经常向苏联顾问请示，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如果从决定中共领导人这一角度来看二者的附属关系，更是再明显不过了。撤换第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是来自于莫斯科的决定。然而由于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苏共发现中国革命还是接连受挫之后，苏共决定对中共来一次中共的组织改造，这次改造的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竟然都是在苏联境内召开的，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共起草或者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全是按照苏共的意志行事，会议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而向忠发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工人阶级的远见卓识，反而在依靠李立三的情况下，盲动主义比瞿秋白过之而犹不及，力主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暴动，鼓吹世界革命的总决战，苏联自然是再也不相信土生土长的中共领导人，他们认为最有经验和最靠谱的是自己，开始挑选那些由自己培养出来的留苏学生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经过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这一时期苏共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中共与苏共的支部与总部的关系可窥一斑。

不平等的兄弟

随着中国革命形式的日益艰巨复杂化和特殊性，苏共对中共的遥控虽然是煞费心思，但却苏共的指导往往是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例如其按照俄国革命制定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策略，消耗了中共大量的骨干力量，使中共尝试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因此来自于莫斯科的意志的威信逐渐受到削弱，再加上历史的机遇(遵义会议由于纷乱的挑战下共产国际代表无法列席)，中国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毛泽东凭借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中共党内迅速崛起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随着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应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全党上下的一致的共识，中共逐渐脱离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和领导。直到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因需要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和适应战后大国合作的需要，宣布解散了共产国际，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指挥指挥中心的历史。第二国际的解散不仅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正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从苏共的一个党支部向独立政党的转变。

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联仍在努力地从财政上支持中共，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性还是存在的;虽然中共脱离了以往苏共的附属关系，但是面临着蒋介石与美国的结盟，中共不得不向苏联靠拢，倚仗苏联在远东地区决定性的影响力，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很显然中苏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老大哥”，中苏之间形成了地位不平等的同志加兄弟关系。

苏共二十大：平起平坐的契机

总的来说在1956年前，中苏两党之间不管是以前的总部与支部的附属关系，还是第二国际解散后逐渐形成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二者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然而一切在1956年悄悄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严重降低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形象，也同时冲击了莫斯科的威信并且摧毁了苏联赖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那么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自然也被撼动了。自斯大林被批判之后，那么环视这社会主义阵营内，论革命斗争经验的丰富性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的权威性，非中共的毛泽东莫属了，赫鲁晓夫的个人魅力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远不及毛泽东。因此包括很多苏共党员在内的共产党人认为也许中共和毛泽东更有资格和能力来领导共产主义运动。

之后由于打开了批判斯大林的潘多拉之盒，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一阵阵混乱与骚动，最显著的就是波匈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赫鲁晓夫鉴于毛泽东在波兰和匈牙利人民之间存在强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对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表态并且积极寻求中共的支持。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特别是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明确的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中共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可是这次波匈事件，将中共带入了欧洲，开始参与欧洲事务，自然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要受到来自于北京方面的压力。不仅苏共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以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的姿态来对中共指手画脚了，更为重要的是，中共自然也会积极寻求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平起平坐”，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

无论如何，从这一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持续了近35年的不平等地位的关系开始转型， 转变成平等的两党关系，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双方领导人的心理落差，这种转型注定给中苏之间带来不少的分歧与困扰。

(二)

然而中苏关系的转型不仅仅是两党地位之间的转型，由于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再加上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因此，还存在着两党领导人由两党关系的处理思维向两国关系的处理思维的转型。

工人阶级无祖国

在两党关系处理思维中，双方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肤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共产社会。在经典马克思著作中尤其强调“工人阶级无祖国”，同时这也是所有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普遍缺乏甚至是不存在民族国家及主权意识。(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长期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掩饰之下，利用他国的共产党人为苏联谋取国家利益，苏联所宣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实质是一切以社会主义者的大本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和落脚点。)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但是当中共夺取政权后，双方领导人的交往由两党关系的处理思维向两国关系的处理思维转变，两国关系处理思维讲究捍卫国家主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完全不同于两党关系处理思维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毋庸置疑，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错位时，二者是会发生矛盾乃至冲突的。

1949年1月，中国国共两党的战争局势已经急转直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在即，当时的南京政府为了延缓军事的溃败，向美、苏、英等国提出调停国共两党战争的请求，斯大林把国民党方面的请求转发给中共，并且提议说中共赞成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最初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电报极为不满，怀疑其干涉中国革命，直到斯大林发来补充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既要接过和平的旗帜，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点释怀。但是事情来没有结束，几天后，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特意加上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里提到的“外国人”自然包括苏联，很可能是对斯大林前几天的电报事件的影射，这句话也清楚的表明了毛泽东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即有意识地把中共提到执政党的位置上来，暗示斯大林应该改变以往苏共与中共的两党关系交往原则，转型到两国关系的高度上来，自然国家主权和利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转变对于斯大林来说，多少会有些不快。然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种不快只能是与日俱增，斯大林只有适应苏共与中共关系的这种转变才能避免双方的摩擦。在大连港、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谈判问题上，苏联又不得不再次面对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处理中苏关系的转型。

建国后中共也一直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用来攻讦对方的说辞而已，事实上都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捍卫主权等方面丝毫不动。“共同舰队”事件和“长波电台”事件中，足见中共对国家主权的敏感。

虽然和苏共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向共产主义、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中共同时是一国的执政党自然要为国家利益考虑，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遭受列强侵略近百年的国家，民族悲情意识高涨，对于主权和领土异常敏感，自然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且苏共从苏联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考框架下来判断衡量中共的做法时，自然双方在谈判中分歧矛盾不断发生，甚至影响了中苏同盟关系之间的进一步发展。

(三)

由于苏共与中共、苏联与中国中间错综复杂的利益、意识形态、历史渊源关系，以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引起苏共与中共相互关系的转型，这种转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1949年由于中共成为执政党，中苏之间两党关系退居其次，两国关系成为中苏之间的主导关系，因此不得不促使中苏领导人之间相互交往关系的转型，这种转型也是相互之间从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准则向以民族国家的主权利益为准则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以 1956年为分水岭，随着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开始，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削弱，毛泽东凭借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超的理论水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权威，赫鲁晓夫不得不重视中共的各种表态并且迫切希望得到中共对其的支持，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共开始与苏共共同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开始结束中共与苏共之间将近35年不平等地位关系，走向平等的两党关系，甚至是相互争夺话语权的两党关系。

由于长期的不平等地位的习惯思维的影响，更何况“一山不容二虎”，这种转变对于中苏同盟关系来说，注定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