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懋：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

（原标题：邓小平主导调整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赢得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珍惜这个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多年来我们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抓发展，认真推进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在近二、三十年来连上几个台阶，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

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期是如何得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是完全由于客观有利形势造成的吗?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客观有利形势固然是形成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但一个国家面临客观有利形势，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把这种有利形势转化为发展的战略机遇，就会坐失时机。

这里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但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个运动的高潮就过去了。世界由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转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虽然还存在着东西方的冷战，但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不断，但没有影响世界全局的和平与稳定。二战中发展起来的许多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推动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美国为了使自己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愿意帮助一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国家恢复与发展经济。这正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

凡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众所周知，西欧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恢复与发展起来的。在东亚，日本抓住时机，奉行“轻军备、重经济” 的方针，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苏联、中国、东欧国家、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没有能够把这种有利形势转化为战略机遇发展起来。经过这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明显扩大了。例如苏联解体前其官方公布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其中水分很大。据世界银行统计计，实际上其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美国的13.9%。1再如，1957年时中日两国的GDP差不多，但到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2还有西德与东德、韩国与朝鲜，经济差距更是十分明显的。再如战前东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的经济水平是差不多。但现在瑞典、挪威、丹麦的人均GDP都位据世界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东欧国家高了一大截。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大好机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看清时代的变化，看清五十年代以后的世界已经告别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们脑子里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 等理论。他们无视战后世界的巨大变化的现实，认为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既然是这样，那么时代的主题当然仍是革命和战争了，国家的精力当然不会放在发展、建设上，而是放在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准备战争上了。

在这方面1950—1976年期间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共和国成立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1957年刚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1959年又发动了反右倾斗争。1962年末，遭受因“大跃进”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的国家刚刚喘过一口气，又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又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最后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待到“文革”结束，打开国门一看，才发现在我们关起门来搞“革命”的期间，世界变了，人家大大前进了，我们大大落后了，大好时机失去了。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宝贵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珍惜当前的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不放松。

二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这主要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了许多过时的、错误的观点，认清了形势、时代特征，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调整外交政策，放弃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改而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把有利的国际形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机遇。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自1977年复出后就花很多精力抓对外政策的调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他对形势、时代的认识和新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一开始就弄得那么清楚，而是有一个过程的。

“文革”结束前，在外交上主导的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主张世界革命，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修反。外交战线上还存在另一种主张或路线，即务实路线，他们也认为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但主张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苏联关系也不要搞得太紧张。其代表人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这段时间里，务实路线在某些情况下占上风，但在总体上还是毛的革命路线处于主导地位。

邓小平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是积极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的。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主将是邓小平。带队与苏方谈判、交锋的，主要是邓小平。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中间派、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3这是毛根据他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新战略，世界革命的路线并没有变。同年4月邓小平就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全面阐述毛的三个世界主张的演讲。在演讲中邓小平斥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赞扬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他引用毛泽东的话宣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4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完全摆脱毛的世界革命战略和外交路线的影响。例如他曾要胡乔木组织撰写了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几万字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宣扬毛的以第三世界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联合第二世界，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苏美两霸的主张。这篇文章后来连胡乔木都认为站不住脚，其中有些“全是胡说八道”。邓小平还曾要胡乔木组织撰写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意在揭露苏联是怎样“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写作班子也组织起来了，后来因为实在写不出来不了了之。5

然而邓小平毕竟是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很快就摆脱了毛泽东的影响。从现有材料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还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不相信有持久和平”。强调国际形势“更加动荡”、战争因素“不断增长”、“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指出：苏联的入侵，“严重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今天的世界更加紧张、更加动荡”，“危机四伏”。6他也提到战争可以推迟，但强调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但不久邓小平的思想就有了发展。1981年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虽指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 但强调“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强调只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如果反对战争有力，对付霸权主义有力，延缓战争爆发甚至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7

到八十年代中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问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的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8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问题论断的提出，标志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考已经摆脱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和革命外交路线的影响而趋于成熟。他不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且已清楚地看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已经过去，对广大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还有维护独立的任务，但主要问题是发展;他也清醒地看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存在革命的形势，而且这些国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的论断深刻地揭示，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改变过去一段时间里采取的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的“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 “一条线”战略，改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9这是对我国调整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总结。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政策下，我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下，我国做出了裁军百万的决定。

三

“文革”后复出不久，邓小平就着手抓外交政策的调整。他抓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其内容极为丰富。下面我们试从六个方面作粗浅的概括：

(一)首先重点抓改善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大的特点就是崇尚实际，实事求是。他深知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如果不与美国、日本、西欧国家来往，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一开始就抓对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

在发达国家中，邓小平的重点是美国，他特别重视对美工作，认为对外开放的关键是对美开放。但在实际行动上他首先从日本突破。这是因为日本于1972年9月已与我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与我国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邮政等协定，中日间来往已经相当密切。

当时中日正在酝酿、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碰到的困难是条约中要不要写入“反霸权条款“的问题。本来在1972年9月中日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就已根据中方的建议加进了“反霸权条款“，即规定“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而日本后来的政府却在苏联的压力和执政的自民党内右派的牵制下，不愿在和平友好条约中列入反霸条款。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就曾多次与日方人士谈话，指出反霸条款是中日在邦交正常化时达成的政治谅解，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决不能从建交时的联合声明倒退。经过反复工作日本终于接受了我方把反霸条款列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张。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接着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访问中一再强调双方要信守、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0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邓小平的成功访问，为中日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

中美关系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就取得突破，但由于美国当时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外交关系且订有“共同防御条约”还在台驻有军队，中美未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1974年两国开始建交谈判。

邓小平自始至终抓中美建交的谈判。他明确提出了建交三原则，即美方必须对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军。美国在开始时不愿接受这三条，还提出所谓“倒联络处”方案，即在北京建立大使馆而在台北建立联络处，为邓小平严词拒绝。邓小平指出，这个“倒联络处”方案本质上是“一中一台”，中国不能接受。11经过双方长达三年的艰苦谈判，1978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终于接受了建交“三原则”，1978年末中美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1979年初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访问期间，中美还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维护、文化协定、领事协议，以及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后，中美贸易明显增长，文化交流迅速展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大发展。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突破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局。当然中国与这两个资本主义大国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后还出现了不少纠纷。但西方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关键性的一步。

邓小平对中欧关系也十分重视。他会见了许多欧洲的政要，一再表示支持西欧联合自强，表示“希望有一个联合的、团结的、强大的欧洲”。12他还亲自抓就香港问题与英国的谈判、交涉。这一期间中国与英、德、法、意等西欧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发展，中欧贸易增长很快，西欧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始终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特别重视周边国家的工作。八十年代以后邓小平虽然不再说第三世界国家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但仍始终高度关注、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他一再强调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要永远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一起。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资料，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到1990年，他与来自第三世界的外宾会晤、谈话近百次，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自强，加强南南合作、发展经济，支持它们反霸、反殖。邓小平还向客人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情况，特别谈了中国的经验教训。针对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急于搞社会主义，他劝告说“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要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模式。12

在第三世界中，邓小平特别重视的是我国周边的国家。1978年初他复出不久就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1978年末他又接连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新加坡。邓小平在与泰、马、新等领导人谈话时，强调中国支持东盟和平、自由、中立的政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相处时有两个顾虑。一是这些国家有很多华人，其中新加坡更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它们顾虑中国会通过华人干涉它们的内政。二是中国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时，曾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游击队，七十年代末尚未完全停止，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把中国看成威胁。邓小平发现这种情况后反复说明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说明我国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是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入籍后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法令，享受和履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业务。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坦然指出这种党与党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不妨碍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发展相互关系。13邓小平回国后我国就调正政策，停止了对这些国家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支持。这对发展我国与这些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使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各种风浪中站稳了脚跟，在与发达国家打交道中也更有了底气。

(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

在打开与发达国家关系和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后，邓小平着手解决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八十年代初，虽然中国已停止执行“一条线“的政策，但中苏关系仍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苏边界线上和蒙古陈兵百万;七十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就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982年，邓小平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讲话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在与美国争夺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有调整战略、缓解对华关系的意向，立即指示外交部作出适当反映，并派人向苏联传递信息，表达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关心。邓小平并提出改善关系的条件，即苏联必须解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大障碍”。苏方很快作出了反应，表示愿与中方谈判。14

于是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派特使就消除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政治磋商。其间由于苏方不愿采取实际行动解决“三大障碍”，邓小平曾托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信说，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可从越南自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15这样经过长达6年共12轮的磋商，苏方终于表示愿意采取行动解决三个障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趋于成熟。

1989年5月与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邓小平回顾了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过去走过的一段曲折的道路。在谈到双方意识形态的争论时，他表示“现在我们也不认为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他宣布，这次会晤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6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向前看。至此，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邓小平在这次会晤的结尾用带有总结的口吻说，在对外关系方面说，他已经做成的事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了协议。”17标志“文革”后他主导的这一轮外交政策的调整到此已经完成了。

(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同时为稳定大局用新办法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

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8他在调整对外政策过程中对维护国家主权是坚定不移的。

1981年里根在竞选时曾扬言他如当了总统就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的。邓小平对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言行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指出中美建交的前提是“美国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倒退，“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作出相应的反应”。19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出要做好中美关系倒退的最坏情况的打算。20在我方坚持原则立场进行斗争下，里根政府从战略大局出发不敢采取倒退行动。邓小平接着抓紧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他向美方严肃指出，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首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停止”。21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外交部与美方进行了反复、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美方承诺：“它不寻求长期执行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22

在收回香港问题上也充分显现了邓小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但英国却施展种种手法，妄图拖着不还。如提出所谓“以主权换治权”，即英方归还主权，保留治权;威吓说如中国一定要收回可能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等等。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斩钉截铁地指出：香港问题首先是个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 1997年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他表示中国将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即让香港仍然实行资本主义，保持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但如果如英方所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23在邓小平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政府在1984年12月与英国就收回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

邓小平对捍卫国家主权坚定不移，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采取灵活的方针。他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掉新的路子来解决”。“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他认为这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24 他按照这个思路、方针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一些领土争端，保证了调整对外政策的顺利完成。

他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日两国间的一个领土争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首相田中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搁置了下来。1978年8月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前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提出，钓鱼岛、大陆架等问题 “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个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同年10月他访日时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又重申了这个主张。25日方对此未持异议。因此当时这个争端没有影响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在谈到南沙群岛时指出，南沙的主权属于中国，但现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都占了几个岛。他认为对这个争端也可采取“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的办法。世界上这类国际争端还不少，都可以用这个办法。26

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1962年两国还为此发生过一次战争。邓小平根据中印边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他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中印边界问题可以“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的感情问题，我们也有人民的感情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说服各自的人民。27中印边界谈判虽未能达成协议，但矛盾缓和了，两国关系改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原来是东亚地区的中央帝国，当时很多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中国与它们的边界历来不是很清楚的。1842年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周边地区大多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些列强也乘机抢占了中国的一些边境地区。二战结束后这些周边国家先后独立。独立时它们继承了列强从中国侵占的边境领土，这样就形成了与我国的领土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的领土界线是不清晰的。周恩来指出：“四至不定，四邻不安”28。为此，建国初期我国政府曾化很多精力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的边界问题，先后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但边界问题特别海上领土情况十分复杂，一些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邓小平以创新思维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办法来处理这些一时解决不了的领土争端，缓和了矛盾，稳定了大局，为我国发展、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五)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我国与他国的历史恩怨，重在分清是非，强调向前看。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其中最厉害的是日本和沙俄。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出发处理了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恩怨问题。

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会见日本天皇裕仁时的谈话是一个典型例子。众所周知，裕仁对侵略战争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当局对这次会见提心吊胆，害怕邓小平当着裕仁的面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让他下不了台。裕仁本人也很紧张，刚见面时只是重复地表示欢迎、热烈欢迎，见到你们很高兴，非常高兴。邓小平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他高屋建瓴地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邓小平这句话解除了裕仁天皇的紧张情绪，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讲话也自然了。他离开给他准备好的提纲诚恳地说：“在两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有段时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邓小平欣然表示同意。29这次成功的会见对访问的成功以致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邓小平强调处理历史问题要向前看，同时又强调必须分清历史是非。当1983年日本文部省抛出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的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政要和有关人士的多次谈话中，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这一件事反映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思潮，极少数右翼份子妄图复活军国主义，极少数人要破坏中日友好，要提高警惕。要教育后代懂得历史，要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还表示中国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有个限度。如果要在一千海里内承担义务，那性质就变了。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都不会同意。30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部对日本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交涉。在各方压力下，当时日本的铃木内阁不得不向我方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在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中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是又一个典型事例。在与戈尔巴乔夫那次历史性的会见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他指出：“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31 戈尔巴乔夫在听了邓小平的陈述后，虽然承认自己方面也有过错，但对历史部分却表态说，“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32 邓小平没有就历史问题与他纠缠，而是表示历史账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今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33

以上事例表明，邓小平在处理我国与一些国家的历史恩怨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又尊重现实、从实际出发。他深知一个国家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的形成，有历史、政治、经济利害、民族感情等复杂因素，一经形成，不是短时间里能改变的。 在对外关系上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是必要的，战败的法西斯国家要翻案是不能允许的。但如果一定要对方完全接受我们的看法才能与之发展关系，那是不现实的。例如如一定要苏联承认过去对我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关系就无法正常化。日本过去在中国可说是罪恶滔天，我们总觉得日本官方的谢罪表态，如“添了很大的麻烦”啦、 “做了损害中国的事情”啦，说得太轻巧了，听了很不舒服。但日本的当局者却认为自己这样做已鼓了很大的勇气，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作能令我们完全满意的谢罪才与日本交往，那显然是不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也不利于亚太地区以致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

其实不仅是日本、苏联(俄罗斯)，其他西方列强也一样。例如没有听说英国为鸦片战争向中国道过歉。英法也从来没有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向中国道歉过，迄今没有归还许多被抢去的国宝。西方列强也从来没有为八国联军对中国表示过歉意。所以邓小平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34把历史认识定为国与国关系的基础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

(六)韬光养晦、沉着应对国际风浪，为新的大发展创造有利机遇。

1989年“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东欧国家先后剧变，苏联陷入动荡、不久解体。一时间风云突变，中国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大形势下，邓小平运筹帷幄，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国家平稳渡过大风大浪，继续向前发展，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大战略家指挥若定的本色。

面对西方制载邓小平强调要不怕孤立，不信邪，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同时他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35 强调要善于利用矛盾，把握机遇，打破制载。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不是铁板一块。如美国是带头制载中国的但又不愿把事情做绝。布什总统两次派秘密特使来华求见邓小平进行沟通。日本一开始就表示不想制载中国，虽参加了制载但其朝野对此有不同意见。发展中国家仍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纵横捭阖，利用矛盾，很快就打破了制载。到1992年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苏东剧变对中国构成的冲击是严重的。一些西方人士等待中国跟着垮台;一些国际左派人士则期待中国能杠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希望中国出来当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国内也出现各种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帝、反霸、的大旗;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重新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批判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修正主义”;有些人认为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应该改变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改为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又一次面临决定国家命运的历史性抉择。

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面对国际变局，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强调不要急，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36针对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觉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7针对那种要中国“扛旗”、“批修”的想法，邓小平明确提出不要管别人的事，强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旗帜不能倒，中国自己不要乱，要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还指出，对所有国家都要友好往来。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38

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使中国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变局的大风大浪中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与此同时，中国本着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的原则，与东欧各国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苏联解体后成立的15个独立的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又与印尼恢复了邦交，与新加坡、韩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依然存在。邓小平及时地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把新形势下采取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里韬光养晦已完全超出了古代成语中隐蔽锋芒、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这样一种含义，而是概括了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国际格局大变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下我国应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方针政策，包括冷静沉着应对国际大变局，在国际交往中要谦虚谨慎，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永不称霸，永不当头，不杠旗，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不搞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一切国家搞好关系。有所作为，主要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9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方针，是世界新旧格局转换整个时期需要坚持的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策略。

邓小平主导调整对外政策，为我国赢得了发展的有利战略机遇期。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又为我国保持和发展了这个战略机遇期。1992年以后，中国一轮新的大发展就开始了。

今天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相对衰落，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力量显著增长，特别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迄今为止，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且看来这钟情况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世界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而且具有很多不可测性。我国力量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发生大的战略失误，仍有可能使我国失去战略机遇，陷入战略困境。因此当前重温邓小平主导调整外交政策和沉着应对国际大风大浪的成功经验，学习邓小平的对外战略、策略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1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供的1991年各国GMP数字统计。材料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的《1994年国际形势年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2转引自冯昭奎：《中日关系的历史拷问》，广东政协出版的月刊《同舟共进》2013年6月号，4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441页。

4 新华社联合国1974年4月10电，4月11日《人民日报》。《邓小平文选》未收入此文。

5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版，367、368页。

6引自《邓小平年谱》上，205、532、589、628页。

7 引自《邓小平年谱》下，712、737、841页。

8 《邓小平年谱》下，1031页。

9 同上，1050、1051页。

10 《邓小平年谱》上，406—415页。

11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226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1页。

13 《邓小平年谱》上，422、428页。

14 以上材料均根据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之一，“中苏关系正常化”。

15 《邓小平年谱》下，1085、108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1-295页。

17同上。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7页。

19 《邓小平年谱》下，703、704页。

20同上，748页。

21同上，840页。

22 转引自《当代中国外交》，43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14页。

24 同上，49、87页。

25 《邓小平年谱》上，355、411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83、84页;《邓小平年谱》下，993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页。

28 转引自《领导者》总5转引6期，128页。后汉书里说，“四至分明，永泰无穷”。“至”指国家的边界。

29 《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40页。

30 《邓小平年谱》下，851、867、869、1087、1228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2、293、294页。

32 《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426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4页。

34 《邓小平年谱》下,129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4页。

36 同上，321页。

37同上，363页。

38同上，320、353页。

39同上，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