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果：富田事变是如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

多年以来, 对于为什么在中央根据地会发生对富田事变的有关人员进行逮捕和杀害的严重错误, 有人从“左”的肃反政策上找原因, 有人从肃反的执行者身上找根据。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 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富田事变的经过

“AB 团”是 1926 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 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的英文名为“An-ti- Bolshevik”, 意为“反布尔什维克”, 简称“AB团”, 其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 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7 年 4 月, 该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群众的沉重打击下即行解体, 其组织不复存在。然而, 到了 1929 年, 中央根据地却又开展了反“AB团”的斗争。

中央根据地之所以开展反“AB 团”斗争, 原因之一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从 1929 年开始, 联共( 布) 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目标直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布哈林。1929 年 1 月,布哈林写了一份声明, 谴责斯大林“剥夺农民”和滥用权力; 指责斯大林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共产国际等等。布哈林的行动引起斯大林的激烈反击,从而在联共( 布) 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主义”的斗争。如果这场斗争仅限于联共( 布) 内部, 还不至于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伤害。然而, 在斯大林的极力推动下, 从 1929 年 7 月开始, 共产国际把反布哈林“、反右倾”的斗争引向各个支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 共产国际认为,“党内主要的危险, 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 提出“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 反对“改组派”、“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等。

在联共( 布) 反布哈林右倾斗争的影响下, 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 中共中央接连向党内发出指示, 提出“反右倾”、“反富农”、“反改组派”、“反‘AB 团’”等等。于是, 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内各种名目的“肃反”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在 “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肃反”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许多对党忠贞不二的红军指战员、党政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含冤而死, 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在中央根据地的党政军内, 以反“AB 团”为重点的“肃反”斗争, 成为导致富田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中央苏区的肃“AB 团”斗争是从赣西南地方党政机关开始的。到 1930 年 12 月, 已经清除了一些反对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 但也错杀了许多被误认为“AB 团”的同志。这时, 红一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形成的假口供, 派红一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12 月 7 日, 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捕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 日, 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 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所谓“AB团”分子。刘敌在自己及部下被诬为“AB 团”分子并将遭到逮捕的情况下, 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不满, 于是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 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 释放了以“AB 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 日, 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 400 余人, 乘夜冲击富田, 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放出被怀疑为“AB 团”而被关押审查的 20 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富田事变”。此后, 谢汉昌等人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 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口号, 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

富田事变发生后,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 一方面指出富田事变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 动员红二十军返回部队( 赣江以东) 。本来, 事情至此就结束了。不料,1931 年 3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认定富田事变是“AB 团”的“反革命运动”, 其目的是“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 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 等等。这一决议使红一军内反所谓“AB 团”的斗争骤然升级。前委根据此决议, 于 7 月 23 日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 200 余人, 酿成了一出历史悲剧。

富田事变的定性问题

导致红一军前委对事变有关人员进行错误处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什么会在事变 3 个月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呢? 除了其自身深受联共( 布) 内残酷的“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政策的影响之外, 还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着密切关系。

在富田事变发生前, 共产国际远东局就已了解到中央苏区在开展反“AB 团”的斗争。1930 年10 月 14 日, 毛泽东曾写信给中央南方局转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说, 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 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团分子, 各级指导机关, 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了“肃清富农领导, 肃清AB 团, 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 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并认为, 依靠地方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 应该从上海派人去。此时, 红一军中的反“AB 团”运动才开始不久, 而信中已流露出对所谓“AB 团”分子对江西党组织控制的担心和忧虑,也预示着大规模的反“AB 团”斗争即将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 提出“现在对中央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向那里( 指中央苏区) 派出人员和发出指示。不这样做, 就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突发事件。”远东局向中央的建议还未得到落实, 由逮捕所谓“AB 团”分子而激起的富田事变就发生了。

新公布的史料显示,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最早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 是在 1931 年1 月。1931 年 1 月初, 富田事变领导人曾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到上海, 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这三个人中就有被错误抓捕并遭到刑讯的段良弼。代表团所反映的内容, 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1 年 2 月 10 日于上海) 和《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11日于上海) 这两份绝密文件中有集中反映。据这两份文件所记, 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了“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和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

对于代表团报告的内容, 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不完全相信。远东局成员别斯帕洛夫认为, 代表团所谈的内容“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在苏区无论是在党组织内还是在苏维埃机关和共青团内, 都揭露出了‘AB 团’分子。在一些地区, 还是以前的党组织, 50%的成份由富农组成。共青团和苏维埃机关内也是这种情况。”他提出“:对这些人( 指代表团成员) 不能完全信任。整个这一事件将由中央局派人进行审查。”而另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则担心, 红军“领导人中的这种状况会使红军的所有成绩化为乌有, 会使红军遭到失败, 会有助于敌人实现镇压苏维埃运动的计划。”于是, 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根据盖利斯的建议, 中央决定派两名中央委员和盖利斯共同前往中央苏区, 在这三个人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 的争论) , 一切都原封不动, 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根据地党政军内被所谓“AB 团”和富农把持的状况, 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因而对导致富田事变的原因和富田事变的性质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反映, 就在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等待调查结果的时候, 另一个来自中央苏区的代表团到达上海。这是由湘东南特委派出的代表团。代表团带来了一些相关文件: 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声明; 有他们给红二十军的信; 有毛泽东给江西省委书记的信; 有红二十军刘敌给中央的信; 还有毛泽东的呼吁书, 等等。这个代表团表示: 湘东南特委不承认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反映情况, 因为其中的段良弼是“AB 团”分子。这个代表团亦向中央报告了富田事变的来龙去脉。

对于两个代表团就富田事变有关情况的不同报告, 共产国际远东局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别斯帕洛夫认为“: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 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 或 AB 团的或受 AB 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根据毛( 泽东) 、朱( 德) 、彭( 德怀) 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来判断, 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 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 团分子在制造分裂, 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2 月 19 日, 远东局成员之一雷利斯基与向忠发、周恩来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显示: 中央领导人认为, 尽管明显夸大了“AB 团”的人数,“但是毫无疑问, 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 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 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们提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 特别是同 AB 团作斗争的正确的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

根据远东局的要求, 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一方面军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 此信经过远东局成员认可后, 于 1931 年 2 月 23 日发出。信中指出“:不幸的富田事变, 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 无论如何, 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 无论如何, 总是给 AB 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是齐备, 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 因此, 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 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 从总前委起, 江西省委, 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 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 一致地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但是,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未得到调查结果之时, 便于 3 月 18 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决定说: 红二十军的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 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必须毫不留情地宣布, 任何党内分歧, 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 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 更不要说脱离, 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 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远东局作出这一决议后, 中央政治局便于 3月 28 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由此导致了错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