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汕：习仲勋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最早受害者

电影《芙蓉镇》里有个专门整人的阶级斗争受益者王秋赦，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文革借助阶级斗争坏事做绝的打手疯了，但他依然怀念阶级斗争的风光日子，他披头散发地拿个破锣在村里大喊“运动啰，运动啰！”他多么怀念阶级斗争给他带来升官发财的好日子——而这都是以让别人家破人亡为代价。

现在怀念阶级斗争的人依然有，虽然不是很多，虽然早已臭不可闻，虽然和王秋赦不同的是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依然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把社会搞乱，他们可以乱中取胜。这些人或者想引起注意，甚至想像张春桥、姚文元一样可以升官至政治局。虽然他们打错了算盘，也必须给予警惕，因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尚有一定社会基础。

毛泽东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理论是1962年，那一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2年正是中国经历极端困难的三年灾害后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的时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一番话，让几亿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阶级斗争，而思想文化战线首当其冲地变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把社会搞得不得安宁。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结果是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无暇顾及生产，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接蹱而来，先是继续反右倾，接着“四清”，紧跟着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危害的 “文革”。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1961年斯大林的遗体被逐出红场并焚尸扬灰加深了他的疑虑与警惕。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中央规定刘少奇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这还算客气的），说明大跃进的灾难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实际上公开否定了毛泽东习惯说的错误仅仅是“一个指头”（错误只占十分之一）。彭真在会上说：“毛主席不是没有一点错误，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准的。”陈云西楼会议上却痛陈大跃进的错误和灾难现状，博得了满堂喝彩。毛泽东担忧自己已经大权旁落，他需要重新站在政治的制高点，重新掌握绝对权威的话语权。

而在基层，人们认识到人民公社这种违反生产规律的结构必须清算，首先民愤极大的公共食堂在一片强烈反对的声浪中一哄而散，不少地方实行 “包产到户”等政策，农民很快有了饭吃，经济很快有所恢复。但毛泽东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他认为愿意包产到户是极少数地富残余、富裕中农，广大农民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定为“单干风”。这三股“风”当然都是资本主义的风，修正主义的风。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实践基础。

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一些一直揣摩毛泽东旨意的人急于表功，康生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他从长篇小说《刘志丹》入手：作者李建彤是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她以刘志丹亲属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一步收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事迹的材料。又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于1958年初动笔写作，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认为必须让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迫害、建国后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刘志丹是习仲勋的老领导老战友，习仲勋对这位领导人有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并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这无非是一本革命传记，靠整人扶摇直上的康生得知作者曾拿着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去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后，决定借此事整习仲勋。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就在会上念了字条，后来就成了毛主席语录。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会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后台”，要习仲勋写检讨。习仲勋这位副总理竟然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实际上习仲勋是阶级斗争成为国策后的最早受害者。文革开始，习仲勋一下变为“敌我矛盾”，度过了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