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赢得二战胜利的“秘密武器”
众所周知，
【“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蓄谋已久且作了精心准备，而在战前，苏联为了推迟战争的爆发，一直刻意力避刺激纳粹德国，没有对战争作必要准备，加上战争爆发前苏联内部对军队的清洗和镇压等因素，致使战争初期苏军遭受惨败。
千千万万苏联红军官兵被德军俘虏，很快，苏军不少部队就出现了兵员严重短缺现象。而此时苏联的大小监狱和劳改营中正关押着千千万万的囚犯。从1941年7月开始，莫斯科各监狱的大部分犯人被押解撤离首都，苏联政府担心守不住莫斯科，因此不希望监狱里的犯人落入德国人之手，成为敌人的帮凶。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各监狱中被苏联政府视为“最危险的犯人”先后被枪决。
但不久，苏联政府及其领导人就意识到了利用囚犯为战争提供服务的重要性，这首先反映在暂缓释放劳改营囚犯的政策上。实际上，早在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苏联政府就已经开始推行将服满刑期的囚犯继续滞留在监狱或劳改营中服苦役的政策了。
斯大林的这番讲话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如
【犯人们在军工企业超负荷劳动】
囚犯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所作出的第一个贡献，是在战时苏联各军工企业及各劳改营所属工厂里超负荷劳动。
战争打响之前一个月，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和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向斯大林等人汇报：“从红军奇缺的许多武器和技术兵器来看，工业执行供应计划的情况根本不能令人满意”，他们认为弹药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弹药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不力”。为了改变现状，苏联采取了非常措施，把现有的一切物资都集中于军工生产，工厂、车间、生产部门实行战时工作制度，工人们分三班上岗，设备满负荷运转，劳动纪律大大强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干劲。与此同时，对国防委员会各委员的职责作了明确分工。
贝利亚被责成“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很显然跟他掌控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又控制着监狱和劳改营，犯人成为强制手段下效力于战争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廉价劳动力源泉。大小监狱和各式各样的劳改营很快演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形形色色的工厂，劳改营里张贴着诸如“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等扣人心弦的标语，而犯人们的劳动强度大增，往往超负荷劳作。比如，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劳改营有一座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上夜班时，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会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只要发现谁打瞌睡、用手捂了捂眼睛，他便会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偷懒”的人猛扔过去。
如此高强度、超负荷的强制性劳役自然会产生效率，“3年战争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企业制造的各类弹药总量为7070万计算单位，即是计划的104%。其中：
可是，大批的囚犯在这种高强度、超负荷的强制性劳役中死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指出：“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Л.А.科莫果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我的估计可能过于谨慎。”（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战争期间囚犯们完成各项工程】
除了在国防工业企业、军工厂里高劳动强度地生产武器和弹药，囚犯们还参与了国防企业或军工厂的工程建设项目，这是他们为苏联赢得战争胜利所作出的第二个贡献。1941年末，位于古比雪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旷工、迟到等）、正在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的犯人，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沙胡林给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请求从获释者中选出15000—18000名有专门技能的人分配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古比雪夫市的建筑工程和所属各工厂”，以便“保证第1、18、28工厂有足够的人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对计划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在建项目”。该文件表明，囚犯们不仅被苏联政府用于企业、工厂的生产流水线，还被用于“建设工地”、“建筑工程”，他们被强制参加并完成与前线需要有关的各种建筑工程。
各人民委员部纷纷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索要廉价劳动力，贝利亚便时常收到类似的请求：“拉•巴•贝利亚同志：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1000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М.赫鲁尼切夫。”或是：“拉•巴•贝利亚同志：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5000人的劳改营，拨给
犯人们不仅被强制建设铁路、桥梁和其他国防建筑工程，而且被用来采煤、伐木等，这些工程都是在高度强制下完成的。比如，1944年1月26日贝利亚又一次向斯大林呈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如期完成工程任务的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业建设工程处已经完成了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热电中心的第一期建设，功率为25000千瓦的1号涡轮机和1号锅炉已投产使用。中央热电站于1943年3月在一片荒原上开始动工，仅用了短短的10个月就全部完工。特此报告！”
战争期间，“依靠从监狱中调进和劳动改造营间调拨犯人的方式，往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筑工程和劳动改造营输送了200多万人，其中：铁路建筑工程——44.8万人；工业建筑工程——31万人；林业劳动改造营——32万人；冶金和采矿工业——17.1万人；机场和公路建筑工程——26.8万人。”正是这数百万的囚犯建设者的超负荷劳役甚至献出生命，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奇迹出现，而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奇迹为苏联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专家囚犯在劳改营里搞设计和发明】
在苏联监狱和劳改营中，关押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各领域的专
《古拉格群岛》中曾这样描述囚犯在劳改营里搞设计和发明的情景：“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然而，只有少数囚犯能够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获得自由，相当多的囚犯往往并不能遂愿，比如，“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捷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当然，有相当多的专家被埋没：“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入口处当守门人。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
那些身陷囹圄却仍不识时务地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倔强等个性的专家，更容易走向毁灭。比如，前文曾经引述过的位于莫斯科近郊、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的霍夫里诺劳改营，其负责人叫马穆洛夫，马穆洛夫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因此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偏偏该劳改营有一位犯人工程师比较倔强，当需要这位工程师为劳改营的工厂转入军火生产做好技术安排时，马穆洛夫对“这个坏种”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但没有不可替代的人，“当生产走上轨道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战争期间，也有少数专家和设计师因为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而获释，比如苏联著名航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就是其中的典型。
鉴于А.Н.图波列夫作出的杰出贡献，
除了图波列夫之外，还有一些囚犯专家也凭借他们的智慧、设计和发明获得了减刑甚至被释放。1944年2月贝利亚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绝密报告：
国防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1942年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专家处所看押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1）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I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2）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МБ—100型起飞功率为2200马力和МБ—102型起飞功率为2425马力的大型号飞机发动机……
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销表现特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贝利亚
这份报告的后面附了一份35名犯人的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判刑10年）、别加什（10年）、别列日诺伊（25年）、博德尼亚（20年）、布拉金（10年）、维特卡（10年）、弗拉基米罗夫（10年）、沃尔弗（10年）、格卢什科（10年），等等。
【囚犯拿起武器在前线浴血奋战】
战争中，囚犯还直接拿起武器到前线去跟侵略者厮杀。当战局越来越危急、各部队兵员短缺越来越严重时，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犯人从监狱和劳改营里抽调出来送往前线戴罪立功。最先被抽调出来的是罪行比较轻微的犯人，以及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并且接受过审查的红军官兵，或是那些从敌人的俘虏营中逃脱并接受过审查的红军官兵。1941年末，位于古比雪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济米扬斯基劳改营，就相继释放了近3万名犯有轻微罪（旷工、迟到等）、正在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的犯人，大部分有专门技能的获释者——18000人——已经作为预备役军人移交国防人民委员部，其中近9000人应征入伍，其余9000人组成军事工作队，然后移交各企业。
这些身份特殊的战士在前线也被派用到特殊的战线和位置上。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签署的第227号命令规定：“在方面军中成立1—3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营（每营800人），派中级和高级指挥员及相应的政工人员前去任职”，“在集团军内成立5—10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连（每个连150—200人）……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有可能用鲜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此命令要在各步兵连、坦克连、炮兵连、大队、小队、司令部宣读。”
结果，这些被“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用在前线最活跃的地段”的特殊战士大多数都阵亡了，这样一来，不仅他们本人获得了最终解脱，而且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赎回了自己对祖国的罪行”、“证明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还保全了自己及家人的名誉，使家人不再受到连累。一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囚犯战士，被撤消了原先的违法、犯罪、判决记录，获得了自由公民的身份，个别人甚至还被申请授予政府奖励。
也许，正是因为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不少囚犯或其亲人纷纷请求允许他们上前线去戴罪立功。
【令人深思的问题】
囚犯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期间相对于普通军民而言，更要作出特殊的贡献，因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只有戴罪立功才有可能获得新生。所以，囚犯们往往更容易舍生忘死，而这在注定了他们失去生命的概率会极其高的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往往是惊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贡献往往是比较罕见的。比如，在“惩戒连”、“惩戒营”里舍生忘死厮杀的囚犯们活下来的概率极其低，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敌人的杀伤力也往往极其高。
问题在于，所谓的囚犯中，大量的人并不是真的犯有什么罪行，而往往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的。比如，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定为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的原西方面军司令员德•格•巴甫洛夫大将等人；再比如，于
囚犯们所获得的最高奖励只是获释成为自由人，可是被获释者却很少。而看押囚犯的狱方和劳改营管理人员却因为他们对囚犯看管有方、治理有法而获得了苏联政府的重奖，比如，贝利亚就因为“在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在加紧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所作出的特殊功绩而于
一批狱方和劳改营管理人员受到重奖，1944年12月20日贝利亚给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请求授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警卫队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以苏联勋章和奖章”，因为在战争期间“警卫队胜利完成了隔离和看守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劳改营、劳动教养院的犯人的任务”，贝利亚的报告和请求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几百名“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分别被授予战斗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和二级勋章、红旗勋章以及其他军功奖章。1945年7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7名领导人员被授予上将军衔。曾经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其《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发出感慨：“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表现突出的作战将军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国防委员会主席如此密集的‘厚爱’。”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真正干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的囚犯很难得到奖励，不干活的反而受到重奖，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而令人深思的问题。
总之，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对待囚犯的政策至少存在着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仅仅因为旷工或者迟到就沦为囚犯；只是因为曾经被敌军包围过、俘虏过就要被关进劳改营和特种营沦为囚犯，哪怕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逃脱了敌人的俘虏营，哪怕是坚贞不屈、不曾有丝毫的变节行径；甚至有幸上了前线去戴罪立功之后，也往往被安排在危险最大、死亡率最高的“惩戒连”、“惩戒营”里，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惩罚性、歧视性的举措。如此种种，是否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相悖，这是又一个耐人寻味且令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第一副主编）
